1946年9月2日，冯玉祥偕家人和随行人员从上海码头登上外轮“美琪将军号”，启程前往美国。促使冯玉祥去国赴美的原因，是他对于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内战政策忍无可忍，甚至到了不能继续与蒋介石合作的程度。由于这个缘故，冯玉祥到达美国后不久，就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反蒋演讲和声明，与这位结盟近20年的把兄弟公开决裂。
蒋介石气急败坏，先是派人盯梢、游说，然后是勒令冯玉祥回国，再后来干脆釜底抽薪，断绝了冯玉祥的经济来源，并开除其国民党党籍。但是，这一切丝毫不能动摇冯玉祥的政治立场，反而越发坚定了他的反蒋决心。1948年2月8日，冯玉祥在致蒋介石的公开信中说：“我正式宣布与你的政府完全脱离关系了。从现在起，我将攻击和反对你到底。”
冯玉祥在美国街头演讲，反对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其身旁为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
在此之前，国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三路大军挺进中原，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完全打乱了国民党的整个军事部署；在华东、东北、西北战场上，国民党军也是屡战屡败，到1948年初已被迫由重点进攻转为全面防御，持续20多年的国民党统治离崩溃已经为期不远了。
就在1948年元旦，国民党左派进步力量公开脱离国民党主体，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冯玉祥为常委兼政治委员会主席。
1948年2月1日，冯玉祥为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发动内战给李济深写的亲笔信
民革中央一成立，滞留美国的冯玉祥就着手筹备成立民革驻美总分会，并建议民革组织有关人士写书写文章，揭露蒋介石的罪恶，以求除恶务尽。他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带头把20多年来对蒋介石的亲见亲闻写了出来，书名叫作《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丧失人心使美国政府意识到，一味支持蒋介石不利于美国的利益。因此美国政府开始谋划踢开蒋介石，扶持第三势力，组织一个亲美反共的新政府。冯玉祥没有料到，在美国政府计划笼络的对象中居然也把他包括在内。虽然这时候冯玉祥已经丧失经济来源，穷得连一家人的生活都难以维持，但是当美国政府官员来到冯玉祥家中，声称美国政府支持他回国收拾局面时，仍然被冯玉祥严词拒绝了。于是，美国政府下了逐客令，通知冯玉祥和家人，不得继续在美国逗留。
这时，国内形势已经明朗，人民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蒋家王朝，革命就要胜利。冯玉祥感到在美国待下去已经没有必要，应回到祖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治协商会议。
启航
从美国返回中国，现在看来易如反掌，但在当时却是个不小的难题。因为国民党特务下毒手的可能性很大，路上很不安全。经过多方斟酌考虑，冯玉祥决定与苏联驻美国大使馆联络，争取他们的帮助。
当时的苏联驻美国大使就是原来的驻华大使潘友新，在重庆时就与冯玉祥熟悉。在潘友新的建议下，冯玉祥同意乘苏联船只绕道苏联回国。
1948年7月上旬，苏联客轮“胜利号”驶抵美国纽约。7月31日，冯玉祥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登上了“胜利号”，离开美国，踏上归途。与冯玉祥随行的有他的夫人李德全，儿子冯洪国，女儿冯理达、冯颖达、冯晓达，女婿罗元铮和秘书赖亚力。临行前，冯玉祥在报刊上发表了《告别留美侨胞书》和《告别美国人士书》，向爱国侨胞和美国朋友告别。
1947年，冯玉祥（左）、李德全（右）与其长女冯理达（中）在美国太平洋西岸的合影
“胜利号”客轮是二战中苏联红军从纳粹德国缴获的一艘豪华客轮，排水量为9000吨。船上宽敞舒适，富丽堂皇，各种设备一应俱全，其豪华程度在当时的欧洲无出其右。“胜利号”客舱分4层，头等舱在顶层，冯玉祥一行住了顶层的4套包间，另外还有4位苏共中央委员，住在顶层的其他包间。下面的3层住的是400多名苏联公民，其中大部分是苏联驻美外交人员的子女，因为美国政府不允许苏联在美国设立自己的子弟学校，所以这批孩子不得不回国读书。冯玉祥和他的家人根本没有想到，其实这艘客轮是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财政负责人钱之光拨专款为冯玉祥包租的。这个情况是冯玉祥夫人李德全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党小组学习时才听人说的。
1948年7月31日，“胜利号”启航了。海上的天气格外好，冯玉祥的心情也是格外得好，从不在子女面前表露夫妻感情的他，一反常态，伸出胳膊深情地搂住了夫人的肩膀，默默地欣赏着美丽的海景。
过了一会儿，他开口说道：“我这次回去以后，要做一个小学生，一切从头做起。过去，我也是有很多错误的，每次想起这些，自己都惭愧痛心。可是，过去的终究已经过去了，没法子再挽回补救了。现在，我还有信心重新开始，我想，一个人只要对自己还有信心，从头开始为时就不能算晚。”
李德全轻轻地拍了拍丈夫搭在她肩上的手。冯玉祥又转过脸来对旁边的子女们说：“你们几个孩子，还没有走上社会，爸爸希望你们努力读书，增长知识，做有志气的人，有出息的人，今后都成为对民众、对社会有用的人。”
归途
船行一路，饮食丰盛，船上的各种娱乐活动也丰富多彩。但冯玉祥很少出舱，大部分时间在房间里读书，写日记，整理文稿。8月12日，他在船上给李济深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了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病，流露了对美国的不满。信的结尾说，他在船上已经12天了，对外界的消息一无所知，希望李济深为他找些《华商报》寄到莫斯科外交部转他。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封信。
此时此刻的冯玉祥，轻松愉快，心情舒畅，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但他万万没有料到，他越来越接近的目的地不是苏联和祖国，而是生命的终点。
8月10日，“胜利号”越过大西洋，进入直布罗陀海峡；8月17日，驶抵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船靠码头时，冯玉祥吃惊地发现，旁边居然停泊着一艘国民党军舰，顿时警惕起来，以后就倍加小心，几乎足不出舱了。
“胜利号”在亚历山大港停泊了6天。这期间，有3000余名被埃及政府驱赶回国的苏联亚美尼亚人搭乘“胜利号”回国。船上骤增这么多人，顿时秩序大乱，人声鼎沸，拥挤不堪，连甲板、过道上都挤满了人。
8月21日，“胜利号”重新启航，船行数日，抵达黑海东岸的高加索海港巴统。3000归民尽去，船上又恢复了安静。
巴统地方官员上船向冯玉祥夫妇表示欢迎和问候，并提出如果冯将军对长时间坐船感到疲倦，可以由此地改乘火车去敖德萨。冯玉祥考虑到坐船到达敖德萨也只需两天了，再说换火车还得花钱另买票，就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事后，冯的家人每每回忆起这件事，都感到追悔莫及。
“胜利号”在巴统停靠一周左右，重又拔锚横渡黑海，驶向敖德萨。
8月31日，船上的无线电广播传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去世的消息。9月1日中午，全船为日丹诺夫举行了追悼大会。会后，船长对旅客们说：“明天就要到达敖德萨了，大家经过一个月的海上长途旅行，一定都感到疲劳了。我建议午饭后大家各自回舱，收拾行李，好好休息一下，准备明天下船。”
这天照例是午后两点钟开中饭。往常，午饭后是很热闹的，船上光是苏联青少年就有二三百人，饭后他们总是到甲板上打打闹闹，笑语欢声不绝于耳。这天却不然，可能是听从了船长的建议，各自回舱休息去了，偌大的船上几乎鸦雀无声，静得出奇。
颖达、晓达饭后没有回到自己的房间，而是跟着进了父母的包间。李德全开始动手拾掇东西。冯玉祥则半倚在床上，兴致勃勃地对两个女儿讲述1926年他访问苏联的情景。他说：“那时苏联还很贫困，社会秩序也还没完全上轨道，比较乱，但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气氛浓厚。所以我就把你们哥哥洪国和姐姐弗能、弗伐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政治。”接着他又说：“不过，要论起生活条件，苏联还是赶不上美国，你们要在思想上有所准备，好适应新的环境。”
看着夫人来来回回地忙碌，冯玉祥又若有所思地对两个女儿说：“我和你们妈妈奔波奋斗了大半生，没有成就什么事业，也没有攒下什么钱。过去有过一点钱，都办了学校了。今后你们要想生活得好就得靠本事。我跟你们说过不止一次，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有能，有些人有钱，这两样比较起来，那钱毕竟是很空虚、很软弱的，因为它本身不是生活必需品，一旦拿它换不出东西来，它就一点用也没有了。所以爸爸总希望你们自己多多努力……”
罹难
父女正说话间，一向敏感的晓达突然用鼻子嗅了嗅，问道：“什么味？”四下一看，发现一股浓烟从门缝涌进屋内。“不好，着火了！”晓达一声惊呼，从沙发上蹦起来，没命地冲了出去。
颖达也跟着朝外跑，一进过道，就被灼热的空气团团包围，她朝前猛冲几步，忽然想起四姐理达还不知道起火的事，于是急转身跑去给理达报信。
晓达的惊奔，引起一片慌乱。冯玉祥不及思索，迅速跳下床，提起随身的一只小箱子，冲出房间，向过道奔去。李德全抓起丈夫的大衣，紧随其后。这时，过道里已是浓烟滚滚，一片漆黑。不幸的是，他们突奔的楼梯口方向正是火源炽盛的死路。浓烈的一氧化碳呛得冯玉祥大声咳嗽。昏昏沉沉中，李德全下意识地返回了房间，跌倒在沙发上，她心里最后的一闪念是：“就这样完了……”接着就在浓烟中失去了知觉……
苏联客轮“胜利号”
大火迅速从底层蔓延到顶舱，全船人仍毫无察觉，听不见火警、呼叫和哭喊，船上极度安静，静得犹如死寂的坟墓。
冯理达正安闲地躺在床上，看着丈夫罗元铮整理东西，无意间一抬头，看见舱顶的壁缝间钻进缕缕黑烟，就对元铮说：“你看房顶怎么冒烟呢？”话音刚落，门突然被人猛力推开，只见满脸烟污的颖达跌跌撞撞地冲进来说：“着火了！”转身又往外跑。理达心急手快，一把将颖达拉了回来，元铮迅速打开舷窗，三人相继从舷窗爬了出去。
冯洪达与冯玉祥的秘书赖亚力先生同住一舱。赖秘书一面收拾衣物，一面给洪达讲述1926年随冯玉祥访苏的见闻。突然间，洪达发现天花板冒烟，打开门一看，外面已是烟火弥漫。两人立即关上了门，越窗而出。脱了险的洪达和理达迅速奔向父母的包间，只见窗户紧闭，根本推不开。洪达拍着窗户呼叫：“爸爸！妈妈！……”里面漆黑一团，没有一点回音。洪达情急之中抡起拳头猛砸玻璃，岂知那玻璃厚得可以抗击强风巨浪，可怜洪达皮开肉绽，玻璃却纹丝不动。元铮飞跑取来太平斧，洪达抡起斧头劈开窗户，从窗户进入屋内，玻璃尖棱在洪达的身上划出一道道血沟。
屋内浓烟弥漫，洪达睁不开眼、吸不了气、发不出声。他屏住气息，伸手乱摸，忽然在沙发上摸到了人，于是，猛力抱起送出窗外。
“是妈妈！妈妈！”外面的理达和元铮把母亲接了出去。紧接着又把母亲交给妹妹颖达，说：“你照料妈妈，我们去救爸爸！”
屋内的洪达，探出窗外大喘几口气，又回头寻找父亲，浓浓的烟雾紧紧包裹着他，洪达感到自己快要窒息了。就在这时，元铮从外面递进了灭火筒。洪达打开阀门，一股泡沫喷射而出。洪达紧抱灭火筒，横扫火焰，向前搜寻，终于在过道的入口处看见父亲面朝下扑倒在地。
“爸——”洪达一声大喊，扑了过去，把父亲翻过身来，想把他抱起，但冯玉祥的身躯实在太大太重了，洪达一连尝试几次都未成功。冯玉祥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无论儿子怎样着急，他完全没有反应。浓烟和火浪无情地包围而来，洪达紧紧抱住父亲不放，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窒息使他站立不稳，向父亲的身体栽倒下去。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4个苏联船员身穿消防服冲进舱来，其中一个人拉起洪达，3个人抬起冯玉祥，劈开舷窗把冯玉祥父子抬到了甲板上。
洪达很快苏醒过来，李德全也渐渐苏醒过来，冯将军身体余温犹存，却始终没有苏醒。他的脸是安详的，干净的，只有鼻孔下面有一抹黑灰。
船医急匆匆赶来了，他蹲下去掀开冯将军的眼皮一看，瞳孔已经扩散；再试脉搏，已找不到了；进行人工呼吸，多时也不见心脏起搏。医生决定注射强心剂，于是起身奔回医药室取药，这才发现医务室也在熊熊燃烧，所有药品都毁于一炬。
窒息过久，急救无药，66岁的冯玉祥与世长辞。此时此刻，他的身下海浪滔滔。
告别
从出事到这时，前后不过20分钟。船上火势越来越大，洪达和元铮到处寻找晓达，终无所获。救火成了当务之急。他们拉开一条水龙，拧开龙头，准备扑火 。不料，水竟上不来。水源断了！面对取之不尽的万顷波涛，他们心急如焚，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看着大火肆虐。
与冯玉祥同住头等舱的4位苏共中央委员，3位遇难，同时遇难的其他旅客多达200余人。一艘豪华的客轮，转瞬之间变成了一所人间地狱，到处都是烧得黑乎乎的断壁残架，到处都散发着被烧焦的尸体的臭味。
幸存的妇女儿童和伤势较重的旅客被送进了仅存的几艘救生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年轻人则留在船上，在船长的指挥下参加救火，全力阻止火势向船体的后半部蔓延。
9月2日下午3时，是“胜利号”预定抵达敖德萨的时间。云集码头等待接客的人们，高兴地遥望着海面，期待着“胜利号”的归来。
3点了，海面上杳无音信。时间一分一秒地逝去，4点了，仍无消息；5点了，还是没有消息，人们开始躁动不安。海岸电台的反复寻呼，没有得到“胜利号”的任何回应。
苏联政府断定“胜利号”出事了，紧急派遣侦察机沿“胜利号”航线搜寻。两艘军舰随后出动，在侦察机的引导下全速前进，于9月3日零点抵达“胜利号”出事地点。“胜利号”和幸存者终于得救了。
理达、颖达、洪达和元铮从救生艇重新登上“胜利号”寻找晓达。他们心存一线希望，希望晓达是在同船上的苏联青年一起参加救火，但事实让他们绝望了，救火的人群中没有晓达。几经往返，理达终于在三等舱的拐角处一大堆黑乎乎的乱物中看到了晓达那身花料衣服的碎片！晓达早已被大火吞噬，只在人世间留下这一片衣襟。
“胜利号”上活下来的旅客，全被接上了军舰。“胜利号”也被军舰拖着，一齐驶往敖德萨。
行至中途，一艘快艇飞驰而来，从军舰上接走李德全、颖达、洪达和几个苏联重伤员，把他们送往克里米亚的一所疗养院进行治疗。
9月6日，苏联政府派专机飞往克里米亚，接李德全到莫斯科商谈冯玉祥后事的处理办法，第二天又派两架专机到敖德萨，一架接运冯玉祥的遗体，一架接赖亚力、冯理达和罗元铮。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气氛悲壮。仪式完毕，冯玉祥的遗体按照他生前的愿望被送往火葬场火化。火化前，按照苏军的最高葬礼举行了告别仪式。
安葬
冯玉祥的死讯在国内引起极大震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济深和冯玉祥生前好友及各进步党派、人民团体纷纷向莫斯科发去唁电，慰问李德全。
李德全接到毛泽东、朱德的电报后，当即于9月8日复电，表示康复后即返回中国，继续为民主而斗争。1948年11月，李德全伤愈出院。她把儿女留在苏联读书，自己则抱着丈夫的骨灰，经西伯利亚回到了中国。不久之后，她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任卫生部长。
1949年9月1日，冯玉祥将军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题写了挽词。
1953年10月5日，冯玉祥将军骨灰安放仪式，在他的墓前隆重举行。墓碑的正上方“冯玉祥先生之墓”七个金色大字出自郭沫若之手，墓碑正中镶嵌着冯玉祥的侧面浮雕头像，头像的下方镌刻着他生前的一首自题诗：
平民生 平民活
不讲美 不要阔
只求为民 只求为国
奋斗不懈 守诚守拙
此志不移 誓死抗倭
尽心尽力 我写我说
咬紧牙关 我便是我
努力努力 一点不错
这首诗，是对冯玉祥一生最好的写照。
1953年10月5日，李德全在冯玉祥墓前致辞
冯玉祥罹难黑海已70多年了。对于他罹难的原因，至今仍是迷雾一团。有人说，这只是一场意外事件，但此种可能性很小。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则宣称，冯玉祥死于斯大林之手。但这一说法既无确凿的事实依据，也不合乎逻辑。冯玉祥归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新政协，正是斯大林所欢迎的，所以苏方并不存在谋害冯玉祥的政治动机。3位苏共中央委员和200多位苏联人的同时罹难，更充分说明苏联与冯玉祥之死绝无干系。相反，倒是国民党当局存在着谋害冯玉祥的强烈动机，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公开决裂使他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对此，冯玉祥是十分清楚的。他在自己的亲笔遗嘱中说：“蒋派出的特务很多，他们一定要用种种卑劣手段对付我。因此，我把我的遗嘱预先写好，免得我死后人们无办法，或是莫名其妙……以上是预备被人打死的遗嘱。”
遗憾的是，这一事件的策划内幕与实施过程至今无从查证。停泊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国民党军舰是否与此有关？人们不得而知。70多年前发生在黑海的这场惨剧，或许会成为一个永远破解不开的谜。
冯玉祥于1948年2月10日写下的遗嘱
发表于 2021-10-13 18: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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