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做学问，最伤生

来碗泪流满面

世上书籍甚多，说起来当然开卷有益，但谁也读不完、读不好。所以“如何读书”的问题，竟似与书共生，自从有书出现，就有同时有了这个恼人的疑难。 大学者往往不喜欢告诉我们他的答案，故元遗山诗云：“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夜静人稀时，沙子龙也还要仔细关好小门，一气把五虎断魂枪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拄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摸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 不传!”

偶获教导的人，又多只能赞叹刺绣鸳鸯之巧，而不知巧不在鸳鸯而在针法。⏤⏤许多事，觉得难、做不成，是因不晓其法；若知之，不唯点石可以成金，甚且可以见道悟道。

即使传授方法，也老是神秘兮兮，或曰法不传六耳，或曰传子不传女，或夜半传衣、或三更授记，非人不传、非时不传、非地不传。传时还要用隐语歌诀，燃指咒誓等方式来增饰其神奇与庄重。以致书法家的笔法诀要，竟要如钟繇那般去盗蔡邕的墓才能获得，而佛教道教的公案歌诀更如天书，学者悬揣万端，莫名其妙。

反对如此这般神秘其说的人，则认为治学哪有什么秘诀，所谓方法，不过就是老老实实地读书罢了。盈科而后进、学不躐等、一书不读毕不读他书，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等等就是方法。「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事实上也不需要什么方法。 但这讲的不是方法，而是「功力」。以为只要把书翻来覆去读熟了，学问便已成就，殊不知死读书的呆子实在比比皆是啊！

一、科学方法

清末学制改革以后，教育与西方接轨，形成全新的格局、出现许多新学科。这些新知识领域到底要如何进入，是新式学子的集体困惑。

胡适提倡「科学方法」，给了这个集体困惑一个突破口。科学方法，本来是针对「整理国故」而发的，但随即形成了普遍的方法热，所有学科都开始探究方法的问题，产生了方法意识。 因为胡适既强调方法在治学过程中居关键地位，又言明其运用之步骤与程序，还有许多举例示范，表现了研究社会人文问题也可以如自然科学一般清晰、客观、准确。自然大受欢迎，风靡一时。

不过，胡适的讲法，从思想史上看，只是一种过渡式的。其所谓科学方法即西洋十九世纪以来之自然科学方法，但找了一位中国亲戚，说清代的朴学考据也用此法。

这种论述，乃是想在中国讲西学的一个传统策略。早在明末徐光启译《几何原本》时，就说中国上古本有此学，只是后来失传了，西方的几何学正与上古之学相似。同治中兴大倡西学以降，此类论述更是层出不穷，目的就是消除人们对西学的敌意，强化学习西法的正当性。

其次，科学方法，既是由研究自然科学而来，则将它运用于「整理国故」这种人文学术上，适用吗？拉上干嘉朴学的本国文史考据传统来做西洋近代自然科学的亲戚，自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清代考据家既与西方自然科学家用着同一套方法，咱们现在当然亦可放心使用。

这同时也虚化了自然科学方法的内涵，不谈实验、数学模型、概念分析、推理逻辑、抽象思维等，仅将之概括为「尊重证据」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以利于在人文学科的应用。 可是这其实是个悖论：若清朝已采用了科学方法，现在还需你提倡吗？悖论之出现，显示了胡适想要从传统治学方法过渡到西洋自然科学方法的用心，旨不在恢复清儒之绪，而是要让大家接上西学之统。

一旦接上，清儒这位旧亲戚，其实便可抛去了。故此后论方法，大家都径自从西方自然科学取径，不必仍由清儒讲下来，胡适乃因此终究只是个过渡。

其说另有一盲点：他直接把自然科学方法视为西洋自然学科和中国文史考证所共有的普遍方法，未考虑到人文学与自然科学之材料与旨趣均有差异。

二、科学化

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中，他已反省到：「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有绝大的不同」。 但他不去探讨人文学可能要有另一种方法、另一套与自然科学不同的逻辑。而是倒过来说：你看，同样的方法，我们只用在文献材料上，考来考去；人家西方人却用在科学实验室里，自然界的实物上，所以成果大不相同。并以此奉劝年轻人勿再钻故纸堆，赶快去「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是条活路」。 这，岂不是用自然科学来彻底否定人文学的价值了吗？

胡适以后，学术的发展当然超越了胡适。一方面，大家都明白了治学要重方法，方法意识业已普遍醒觉。另一方面，不只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更广泛运用自然科学之法去建设各个人文与社会学科。人文学称为人文科学、社会学称为社会科学，均以自然科学为仿拟对象。

至今学界对于这样科学化已稍有反省，但尚不普遍。连我自己在台湾办南华大学社会学院时，同仁们都非要改成社会科学院不可。觉得用“科学”一词才显得较有学问，我也只好听之。 两岸间，台湾的国家科学委员会总理自然、人文、社会之学术发展事务，大陆也以社科基金等为之。科学院之外，人文社会学科则均置于社科院内，可见此一格局至今犹未能破。

因此，诸家论治学方法，第一个特点就是自然科学化，有科学主义的气味。 这当然是西化使然。但西化也可分两部分说。一是人文与社会「科学」在西方也是十九世纪以后才逐渐仿自然科学建立的，所以法律学之脱离玄学时代，成为科学的一支，时间其实迟至一九○三年狄骥（Duguit）《国家论》刊行以后。民俗学，一八四六年才由英国人顿姆斯（W.J. Thams）创立，更是新兴学科了。这类学科，当时引进，都是要与西方接轨。

另外一些学科，虽是研究中国事物，但亦要移植西方，包括整个学科模型和方法。如冯友兰论〈怎样研究中国哲学〉，不但说：「西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实是整理中国哲学之模范」，更谓研究中国哲学之方法有六，而第一项就是须钻研西洋哲学。具体操作，更常以西方经验论和理性论两大系统来论。

现在批评当年西化太过，诚非难事；然新学科之建立，主要凭借在此。再说，许多学术领域确实古代无有，不由西方引进又怎么办呢？例如幼儿教育，古代只有家庭式幼教，现在这种幼儿园、托儿所型态，乃现代化变迁以后才出现的；在西方也是十九世纪之产物，因应现代家庭教育功能之丧失而生。又如图书馆学，中国古代亦只有藏书楼而无图书馆，故无论图书馆之组织与管理、图书之分类与使用，或图书馆之社教功能，均为新领域新问题，只能借鉴西方。

三、非科学方法

但这样论方法，就有个方法论本身的问题。

任二北〈研究词集之办法〉中引了况周颐《蕙风词话》一段话说：「读词之法，取前人名句，意境绝佳者，将此意境缔构于吾想望中。然后澄思眇虑，以吾身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之。吾性灵相浃而俱化，乃真实为吾有，而外物不能夺」。这种读词法，其实便是传统的，科学方法绝不如此。

科学式研究法，可由确定材料、分文类、分文体、分主题地做研究，或编年表、或制目录，或做卡片，或考察作者之遗传、师友、生活交游、环境等，总之都属于主体不涉入的一种客观性研究。反之，况蕙风提倡的研究法，却是主体涉入，与研究对象相浃俱化，于是词中境界入我心灵，我之人格与精神状态为之转化，把自己成就为一词人。

前者无实践性，也无此义务，研究词并不需成为词人，也不必作词。后者则有实践性。例如读伦理学，前者知道伦理学有各派主张，由理论上论其是非即可，乃是知识性的，并不要求他本人伦理行为高尚。后者却是要人在读了伦理学之后，能在伦理抉择上做出是非之判断、在行为上体现出对伦理学有所认知之结果，因此它知行合一。 在人文学科里，后者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人光会演算逻辑式子，而脑子毫无逻辑，就是笑话。一个人诗云子曰知道了一大堆，而贪财好货、行己无耻，亦令人感到荒谬。因此即使是在科学主义气氛如此浓厚的那个时代，仍有人会回顾况蕙风的说法。

四、心法

我自己对方法的反思，即由此开始，要寻找一种不同于科学方法的人文社会学方法。继而往上检讨清儒的所谓朴学方法，最终参会于后现代思潮与科学哲学之发展。而贯穿其间的，则是方法意识。以形成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二十至三十岁，可说是我建立自己一套方法论的摸索期。许多文章，都为检讨方法而做；也以方法论角度去批评别人方法拙劣、问题意识不清。解牛捉鬼，几乎得罪了所有同行。 批评我的人都责我好胜。是的，谁不好胜呢？龚定庵尝言：“伤生之事二，一曰好胜、一曰好色。好胜之事三，曰学问、曰憎怨、曰荣利。”又说：“心无力者，谓之庸人。”庸人心无力也肌无力，故不好胜、不好色。凡自以为不是庸人的，就都好色好胜。 而两者又其实只是一，如男人好色，娶艳妇、多姬妾，自己受用快活吗？不然，徒自受累耳。但为何乐此不彼？以骄人而已。女人涂饰妆粉、削骨整形、妖丽色相以媚富男靓仔，其门道也全在“争奇斗艳”四个字上。这不都是好胜吗？因此好胜才是根本，兼贪、嗔、痴、色。做学问即是好胜之表现，或以好胜之心为底子。这一点，定庵说得很对。做学问，最伤生，他也看得很明白。 不过，他另以憎怨荣利与之并列，则无必要。治学就会起憎怨、就会生荣利、就是好色。怎么说？陈后山诗曰：“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黄山谷谓其顾影徘徊，炫耀太甚。学者之炫耀知识，与才士炫文采、富豪炫奢侈、女子炫妖丽，有何不同？

而学问做得好了，荣利便来。或别人给你奖项奖金名衔，或生起荣利之心，自己去争取。黄金屋啦、千钟粟啦、颜如玉啦，盼个不了。政府也藉你这一点欲心，来推动所谓学术，如《汉志》所说：“ 禄利之途使然”。

做不好，则被人憎、被人骂、被人耻笑，自己又憎怨耻笑我憎嫌我的人，往复相煎，遂若寇仇。某次，我过杭州，逢江弱水。他甫由台湾返说：“呀，没去台湾，还真不知你老兄影响这么大！”我逊谢。他说：“不，我讲的是你离开十几年了，现在还有许多人谈起来仍然咬牙切齿呢。”这就是怨毒。刻骨相思，比情人还惦念我吶！

学界本是读书人的组合，似应最纯皓、最具理想性，而其实到处都争来斗去，争地盘、抢位子，黑函蜚语横行。就因其中憎怨与荣利搅成一团，所以是最大的名利场与是非圈（当然，这也不是不好。政治圈、文人学者圈、影视名媛圈，是我们社会三大八卦圈。没这些恩怨，就没啥八卦可说了呀！故此中恩怨憎荣不了，正是：梧桐西风，喜添人间闲话无数）。日居其间，其不伤生者稀。就算你能免于自伤，自然会有人来伤你。

因此，谈到做学问，我首先就要劝人莫做。因为颜之推早已说过：“若乏天才，勿强操笔”，绝大部分号称做学问的人，只是徒劳。若真有点有天资，可以做学问，则再要问能否戒色、戒憎怨、戒荣利，转学问伤生为“学以养心”。做不到或不愿做，则干啥都好，千万不要治学。

我炫学争胜，毛病最甚。幸而还有点自知之明，所以能由此反省起，渐渐转出学以养心这一境。

五、学以养心

学如何才能养心？一是不“做”学问。做，是制造、生产、劳动，如工匠做出个杯子。但人有脑子，自然会想；有眼睛，自然会看，何须造作？是鸟就该飞，故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习就是不断地飞，尽其本能本分。大鹏鸟扶摇而上九万里，鸠雀腾跃于榆枋，各尽其能，故亦各适其天，自乐其乐。不为什么。既不为荣利，也不为往圣继绝学、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

由这些话头带出来的念头，正是生憎怨、求荣利之根。

因为“为往圣继绝学”等等，乃学之终境而非始境。还没学呢，如何便知绝学是啥？名墨兵农诸圣之学，绝者久矣，都要继或选什么继？既已旷绝，又如何继？此类好言语，非从学者所能借口，徒成肤阔心、骄矜气而已。

从学之际，但知眼能看便尽情看、脑能想便尽情想，游知识海、乘智慧舟，有无关心之美感，生尽情尽兴之愉悦，如此生命自得滋养。如小孩子搏沙戏水，谁不是这样长养成人的？为何渐渐就失了这种本能，造作起来？

其次，治学之途，一是继续上述尽兴的辨法，我称为“循性为学”。就像现今大学里到处都是憎男怨女，因为读的科系都不是自己才性适合或喜欢的，被父母及社会风气强扭着来学，焉能学得好？只能劝他们解放出来，找到自己才性所适，然后循性为学。

但治学还有一种，是要反过来“矫性成圣”的。宋明理学家说为学在“变化气质”即指此。先天才性气质各有所偏，所谓学，就是补偏救弊，让人能渐渐合乎中道的过程。故善咏荆轲的人，淡泊起来才会成为陶渊明；性情宁静的人，治事才能变成诸葛亮。这是正反合的超越自我之路，所以“学问深时意气平”，可以离苦得乐，得静定大自在。

这样做，显然治学就不是知识啦、理论啦什么的，工夫作用首先在于治己、养心、成就自己而不伤生。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道理在此。这一点做不到，所谓学问，都将如定庵所批评、如我所闻见。

我二十几岁努力建立自己一套方法论时，太执着于法，还远远达不到这种静定大自在。在写博士论文期间，探讨宋人说的“活法”问题，渐渐明白法活不活的关键在心，心活则法活；法活了，生命也才能圆成。然后才渐渐学可以养心。

但不执法还不够，我毕竟还甚执相。因为我最初返校教书就教“读书指导”课，喜谈方法是与我职业黏合的。弄得写文章总一副指导人家如何读书的面孔，老是批评别人走错了路：方法不对，用吸管吃肉饼。然后再对于该如何吃肉饼指点一二良方。在我，自以为金针度予，别人都该感谢我。别人却觉得是污辱。于是结怨四方，被批的人也不服气，老说我只破不立（也就是成天骂人，不自己去好好写书）。

后来我渐渐熟于世故，才明白论学不应如此。治学方法，有可推广的，有不能也不必推广的。

比如表演学，每个电影学院的学生都修过，所以谁都有演技。但谁能有章子怡的境遇呢？上来就当女主角、就得奖。说章子怡演技好，诚然。可是更多人只能由根本不适才不适性的角色慢慢摸爬打滚上来，好不容易熬到有大导演为他说戏、有好剧本为他量身订做、有所谓演技可以发挥。然后才能把一种角色树立了，然后人家才承认你是个“角儿”。

这种成学成角之路，显然就跟章子怡周冬雨不一样。推而广之，亦可说人人都不同。这种方法，便非表演学那种通套可以涵括；光讲表演学，也不能替代这舞台路上具体的表演方法。那是情境与之相生，具体演绎并抟成之法。要靠这，才能凝定一个人的角色和实际为学内容。

因此我现在虽仍讲方法方法论，但已不再自认为能给人什么指导了，喝汤吃饼的方法，只能自己去找。包括我现在写这篇文章，也没有指导人治学之意，只是自述我的领会而已，诸君随缘参悟可也。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