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贵族，如有，只能是文人

来碗泪流满面

最近许多人在谈贵族。但中国历史发展远较西方早熟，贵族比西方早两千年就消亡了。后来政治官僚和土地财团想发展为贵族，也终于没成功。成为新贵族的，乃是文人。文人，以其文化才艺，受到帝王将相和商人地主的尊敬与追捧，形成新兴权势阶层。

这种权势，超越世俗权势，是一种文化向上的力量，鼓舞社会从风。例如乾隆，虽贵为皇帝，但你看他的趣味取向和生活，不就是努力把自己造就或装扮成一名文士吗？

这，不是脑中只以西方贵族为参照的人所晓得的。故底下先简略说说她的形成经过。

一、士人的分化

中国春秋之际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士庶之分为其大别。士以上，为王、公、大夫、士。以下为皂、舆、隶、僚、仆、儓及工商农民。士以上为贵族，庶民工商则为平民阶级，其身份俱属世袭（像现在大家向往的匠人精神，就出自这种社会，农民世代务农、工匠只能继续打铁、捏陶、做木匠，永世不能翻身）。

战国以后，贵族凌夷，社会才渐有变动，而各国情况不一。三晋与齐燕之制，统治层可分为卿、大夫两级。卿有上卿、亚卿之别，大夫则分长大夫、上大夫、中大夫、五大夫。秦楚更与中原俱不相同。商鞅之后，秦爵位计分二十级，汉代大体沿用之。但无论如何，这些有爵禄、甚且有些还有土地的人，与庶民不同，均属于统治者。

士是贵族的最低层，有食田与俸禄。但在春秋战国段期间，却是身分变动最大的一群。它们或上升为执宰，或因贵族凌夷而降为平民，形成士的分化现象。

先是分化为“文士”与“武士”两类人。其后，依附于本宗族，无个人自由的士，在春秋中期以后，独立四散谋生。或办学、或充当婚丧典礼之赞礼、或从政，而遂日益分化。在「士」上加指示语或限制语，如方士、策士、谋士、隐士等词汇也即出现于这个时代。

分化的同时，此一阶层也发生上下流动的现象：贵族凌夷，降为庶民；庶民若有地、有功、有学，亦可上升为士。

士乃成为一种介乎贵族与庶民之间的阶层。

这个阶层的性格，是模糊的，因为它本是时代变动的产物。所以我们看《论语》《孟子》，都会看到当时人对于士德士行应该如何的许多讨论，要求士在丧失了贵族的血统、土地、爵禄诸依据以后，仍保有他对于一般庶民的优越性。比方说，孟子云：「无恒产者而有恒心者，为士为能。若民无恒产因无恒心」（梁惠王上），显然就是把已丧失封邑食禄的士仍然别出于一般民众之上，强调其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有些人从德行上说，有些人从文化知识上说。从德行上讲，含意就与「君子」相结合；从文化知识上说，则有学士、辩士、策士、方士、博士诸人等。

事实上，我们由孔子门人的状况即能了解到这种情形。

所谓「孔门四科」，指孔门弟子具有四个不同面向的文化能力：德行、政事、文学、言语。这些能力都不是一般庶民具有的，士需通过修养学习以及相互砥砺才能获致。士之所以为士，其身份虽然可能已因贵族凌夷而与平民无异，但其内在之修养与知识则超过了一般平民。平民若具有这些条件，也可被称为士。

汉代之贤良、文学、博士、文吏，大抵即呼应了孔门四科之分：贤良类如德行，政事可指文吏，文学具语言辞华之美，博士则拥有对经典的知识（孔子时，文学一辞，指的是对典章文献制度的学问）。其中与文人直接关连的，就是擅长语言辞华的文学侍从之臣。也就是说，文士本来就是士之一类，是专指士中具有文辞才能的那一类人。

这些文学之士，身份当然可能是平民，如司马相如本来在四川开店铺、穿犊鼻裙跑堂。但他具有文学才华，他便与一般民众不同，可凭其文学能力上升为梁园之宾客、为武帝之文园令，成为文学侍从之臣。情况与战国时期辩士策士凭着他们舌粲莲花的本领即可立致公卿，其实并无两样。

言语辞令歌赋之能，效力如此，自然会引来许多仿效者。战国游士掀唇抵掌、奔走于诸侯，汉代便也有不少献诗献赋之辈，令读书为文者望风景从，以「成为文人」做其终身志趣。 但文人这一流品在汉代的确立，事实上也预告了后来的纠纷。

在士这个阶级中，德行、语言、政事、知识均足以构成士之所以为士的条件，但究竟何者方为首出、何者才具有优先性，或四项能否兼备、其主从关系又如何，一直是争论不休的。 如王充就主张士应以文学创作为高。后世文人看不起经生，也瞧不起「风尘俗吏」的传统，在此可说开了头啦。

然而，文士惯对俗吏作青白眼，如晋朝嵇康因山涛荐他出仕，竟要跟他断交。老于政事，能在事功上显才华者，却也对文人颇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人根本无裨实际。同样地，文人看不起经生，觉得它们笨，苦学而无才华；学者则批评文人不学，华而不实。贤良有德行者，又强调做人应先尊德行而后道问学，既讨厌文人光会写文章而德行欠佳，也反对一味讲事功之学的人。讲事功者，乃讥彼等「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他们往复交哄，争辩不休，形成了这个阶层内部的紧张关系，也带动了此后两千年历史的发展。

因此我们可以说：文人起于士阶级之分化，而其确立为一独立之阶层，具有与其他阶层不同且足以辨识之征象（不但与庶民不同，也与其他由士分化出来的阶层不一样），则在汉代。

后世对于这样一个阶层，认同者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不认同它者则说；「文人无行」「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士轻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文士浮华」。彼此形成士这个阶层内部的竞争关系。

二、势力的消长

汉代知识阶层已经形成了一种共同体式的阶级意识，也称为「群体意识」。有了我们都是属于某一类人的共同认知与感情。但是，在大的认同底下，其实还存在着分化的次级认同，经生是一群、文人是一群、从政的文吏是一群、以德行或以高士为自我位置者又是一群，各有其群体意识。

汉魏晋之间学术风气的变动，也可以看成是这几个群体间竞争的势力消长。东汉末年太学生之所谓「浮华」，正是由于经生们濡染了文士气味的表现。而高士清言、挥麈谈玄，以不事俗务为高，亦是高士自别于政事之儒与经术之儒的现象。 整体说来，两汉儒士原先是以学问和政事为主的，但渐就以才华、文章相标榜，势力一消一长。故经学仅见注解，类似先秦诸子的著作也渐少，反而文集愈来愈多。

文集分为两种，一是总集性质的《文章流别》《文选》之类，二是个人的别集。文集事实上是子部之分化。四部分类法中，史部由经部春秋学中独立出来，集部从子部独立出来，都是汉魏学术最重要的标帜，体现着文人的势力业已蔚为大国。 周秦诸子之学，在西汉已渐衰，文章则渐富。至东汉以后，消长之势愈显。其后遂有文集。子学衰而文集越来越盛，令复古论者大叹人心不古、学风丕变。

但感叹无济于事，历史进程无法逆转，文人阶层势力毕竟渐高于传统经生学者。

汉魏以后，名士清谈，其才辩趣味，本来即与文士可相孚应；流行的文体（骈文），更助长了雕绘藻饰的风气。这种文体，是论学、析理、叙事、言情，一体通用的。因此，无论你是否自觉地认为自己是个文人，都不能不具备这种文学写作能力，不能不是个文人。

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论证，一是《文选》。梁‧昭明太子选文，曾明白地宣称孔孟经典及老庄诸子等书「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写本」，所以他不予选录；「记事之史、系年之书」，重点不在文采，他也不收。他只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此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部分。

他这种以文学为依归的选本中，事实上包括了书、启、章、表、令、教、诏、册、笺、檄、辞、序、颂、赞、论、箴、铭、碑、诔、祭、吊、墓志、行状、对问、奏记、弹事等文体，甚至还有两卷史论、史述赞。足以证明当时整体书写状况即是文学性的。任何文体，纵使是实用文书，也要求它具有文采。

其次，纵使是「记事之史、系年之书」，其性质虽被划归于非文学类，可是在整个时代风气的浸润下，依然越来越具有文学性。

这方面，看唐代刘知几的批评最清楚了。《史通‧载文篇》说：「爰洎范晔，遗弃史才，矜炫文采，后来所作，他皆若是」，〈论赞篇〉说六朝史论「私徇笔端，苟炫文采，嘉辞美句，寄诸简册，岂知史书之大体？」「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从经学中刚刚才获得独立身分的史部，事实上很快地便沦为文学的阵地。六朝史书，文学性已太浓，到了唐朝，更是如刘知几所描述：「每西省虚职、东观伫才，凡所辞授，必推文士」（核才篇），以致史书「非复史书，更成文集」了。

凡此等等，俱可证明：在士的阶层中，文士群体正逐渐在扩大，不但动摇了史家与经生的地位，更使所有文字工作者都朝文士类化，文士成为士阶层中最主要的部分。

但汉魏南北朝，我们仍然只能说文人之势渐长，而不能认为文人已取得绝对的优势。

原因之一，在于当时的世族，除了依血统姓氏为判断根据外，毕竟是以经学及礼法为标榜的。所谓「世族」，主要条件就是累代官宦和经学礼法传家。

礼法，谈的是德行的问题。过去看魏晋，往往夸大了当时清谈任诞之士破弃礼法的做为，以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颓废的世界、毁弃礼法的社会，而忽略了代表社会主流价值及主要阶层的士族门第社会，其本身乃是一个非常强调礼法门风的组织。《后汉书‧杨震传》云：「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潜夫论》云：「今观俗士之论也，以族举德，以位命贤」，均可见德行仍是大家所推崇的。《世说新语》开卷第一篇就是〈德行〉，正反映了这样的价值观。

经学，指的则是知识的问题。世家大族高门第子弟，比一般寒庶地位优越的条件之一，就是在知识的文化等级上优于小姓寒门。《北史‧儒林传序》说：「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足证当时经学的主要传播群体正是世族。因此北魏献文帝时「平青、徐，悉徙其望族于代」，杜预的《左传》学、王弼的《周易》注才能传入北朝。

至于官宦。世族的条件，除了血统之外，累代爵位当然是一大标准。这是不用说的。但综合起来看，当时世族大家既强调经学知识、重视德行礼法，则做一个学者或做一位有德行的人，必然是那个社会中主要的人格期望。在这种人格期望的心理状态下，文人，未必能竞争得过学人与贤人。

同时，从社会结构上看，魏晋南北朝的文人，主要成分，一是帝王（如魏文、魏武、曹植、梁武帝、梁简文帝、萧统、陈后主等等），二是朝臣，三是世族。无论邺下、金陵、荆州各文学集团，可说全都属于贵族，如鲍照那样「才秀人微」者毕竟只占少数。

因此，此时所谓文人阶层，有两个特色：一是它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那因贵族凌夷，而从贵族身分中游离出来的文士，已再度成为统治层。它不依附于统治者，但更不是独立的。二、文人阶层是与儒士学人、礼法之士这批群体共同发展的。我们在当时的经学、史学，乃至贵族言谈交际、酬酢应对中处处可以感受到的文学性。未必是文学势力因竞争而压倒了经史等等，而是文学融在其中，共同发展的结果。

三、文学社会

唐代以后，文学之势越发沛然。 唐朝虽在许多地方延续了六朝，但一个新的社会却在延续中逐渐成型。这是一个文学社会，文学不再是某一阶层之物，文人阶层由朝士、贵族士大夫扩大到一般民众。 民众能读诗的，即传抄题写之，或练习写作之（试着回想一下我前面提过的：唐初社会上流行多少教人作诗的诗格诗例诗法教材）；不识字不能读的，就听人吟诵之传唱之，或看诗意图画。文学也是社会上共同认可的价值并一同享用着它，所以诗人拥有社会性权威，受人仰慕。就连市井恶少也要用刺青涅诗等方式来表现自我。整个知识体系更已文学化，人对世界、人生与社会，均已惯于用文学感性及文学知识去处理。 所谓文学知识的体系化与普遍化。首先表现在史书的文学化。这不仅是指它炫耀着文采，更因史书描写的是社会的整体与历史的动向。其次是文学性的百科全书大盛。 在中国，类书之编辑，本来就起于写文章记典故和摘选辞藻之需，跟西方人编百科全书起于知识的归类不同，唐代则愈发扩大了这个传统。现存《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看起来规模就已惊人，但在当时还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唐太宗不但编了这两套书，还另编了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后来诸帝对此也颇热衷，从龙朔到开元，官修了《累璧》六百三十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芳林要览》三百卷、《事类》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则有《碧玉芳林》四百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笔海》十卷等，每部都卷帙庞大。既像总集，又像辞藻类选；既供文士采挹，又是以文学角度对一切知识的处理。通过这样的类书编选，文学知识体系化了，一切知识也文学化了。 唐代后来成为一个文学化的社会，这是极重要的基础。一个以文学看世界的社会，自然跟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只晓得以金钱看世界的资本主义时代不同。 在那个文学化的社会中，当然也是人人都喜欢文学、认同文学的价值、学习着也享用着文学、到处都看得到文学作品的。 唐人题壁、题柱、题屏风、题亭、题额、题门，几乎无处不能题。像后来元稹描述的，白居易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白居易自己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可见题诗无所不在。白居易当然是中唐以后最受欢迎的诗人，题写他诗的人最多，但别人的诗一样也广获题写。元稹在通州见到馆舍柱子上题了白居易诗之同时，就也见到了窦群的诗。 拿笔在人家墙上门上到处写诗，今日不会有此现象；现在人只会涂鸦，或写些╳╳╳我爱妳、╳谁谁老母之类。若不幸被人涂抹，亦必大生诟厉，或自觉倒霉。唐代却不然。《韵语阳秋》卷四载：「张祜喜游山而多苦吟，凡历僧寺，往往题咏。……僧房佛寺赖其诗以标榜者多矣」，《云溪友议》载：「崔涯……每题一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错」。又《洛阳缙绅旧闻记》载杨凝式过寺庙多题诗，「僧道等护而宝之，院僧有少师未留题咏之处，必先粉饰其壁，洁其下，俟其至」。杨去题了以后：「游客睹之，无不叹赏」。这类故事，在唐代太多了。这就叫做文学社会。人人以诗相矜赏，故题者愉、观者悦，很把诗当一回事。 元稹曾形容白居易诗：「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传写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其实并不只有白居易才获此待遇，只是白诗也许传抄得更广远罢了。像陈子昂，赵儋替他作功德碑时说：「拾遗之文，四海之内，家藏一本」。吴筠，《旧唐书》说：「所著歌篇，传于京师」「每制一篇，人皆传写」。孟郊，贾岛哭他时说他：「诗随过海船」，王建哭他说：「但是洛阳城里客，家传一首杏殇诗」。姚合哭贾岛则说贾：「从今旧诗卷，人觅写应争」。杜牧，裴延翰替他编集时也说：「凡有撰制……虽适僻阻，不远千里，以获写示」。诸如此类描述，可说触处然。 喜欢诗的人甚至就把诗抄写在身上，刺青，如《酉阳杂俎》卷八载高陵县捉到一名流氓，左臂上刺了一绝：「昔日以前家未贫，苦将钱物结交亲。如今失路寻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荆州另一游侠子葛清：「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共三十余首，有的还配了图。这类例子并不奇特，因为是风气，「唐中叶，长安恶少年，多以诗句镵涅肌肤，夸诡力，剽夺坊闾，远近效之成习。其他更有取名贤诗中意，细刺树木人物」。例如韦少卿「胸上刺一树，树杪集鸦数十，其下悬镜」，人问其意，他以张说诗句「挽镜寒鸦集」对。 此等风气虽盛于中晚唐，但把诗配上图来传观却不是刺青恶少的发明，乃是唐初已见之惯例。唐太宗游春苑，见苑中奇鸟，爱玩不已，「召侍从之臣歌咏之，急召（阎）立本写貌」。后来王维有《辋川集》诗二十首，「后画辋川图」，是自己画其诗意的；薛稷善画鹤，而李白作画鹤赞、杜甫作鹤诗之类，则是别人题写画意的。 以画来表达诗意者，诗主画从；以诗来题写画意的，画主诗从。两者都是唐代新兴事物，且均影响深远。宋代画院更常用诗命题，让画工图写诗意，蔚为画家传统。题画诗盛唐以后较多，后来也成一大传统，诗画相发，成为我国艺术之重要特色。 唐代是印刷术开始的时代，把诗写了印出来卖，供人欣赏，便是这时的新兴现象。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讲的就是用书法写了诗以后模勒印卖之情况。 另外就是传唱和吟诵，以声音来辅助传布。 吟诵，如陈子昂「文章散落，多得之于人口」；韦庄〈乞彩笺歌〉云：「我有歌诗一千首，班班布在时人口」。口语传播，本是最古老的形式，唐代则因世俗喜爱，所以好诗往往脍炙人口。如王绩「题咏作诗，好事者录之讽咏，并传于代」（吕才．东皋子集序）。录之，是书写的，讽咏就是口语的，后者有时更为普遍，故岑参「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杜确．岑嘉州诗集序）、白居易「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庶民、蛮夷、妾妇、牧童，在那个时代未必全都识字，可是通过口语吟诵，他们仍能享用诗篇，领受到文学美感，白居易云：「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强调的即是这一点。 这样的社会，大体成形于唐初，中晚唐愈烈。看唐代，首先就要了解这个文学社会的性质，且莫要再去谈什么帝王提倡的老话题。帝王提倡，是汉魏南北朝文学兴盛的原理，唐代则渐渐转为以整体社会为动力了！

所以这是一个崇拜文人、喜欢文学的社会。文人阶层巩固于此社会中，其后的发展也才能越趋畅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