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眼中的宋太祖：得天下只因这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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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山虽然在《读通鉴论》里放言“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强调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绝不是一姓、一家的私有财产。这样的说法虽然可以为人们指明未来的方向，但是在家天下的时代里，并不能直接解决现实问题，还必须在现有体制内找到有公天下意识的杰出君王，好给后世提供效法。而在整个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时期，只有宋太祖，可以约略处在仿佛之间。于是船山就把希望的目光投注到了宋太祖的身上。

表明船山先生卓绝的历史见识的，除了《读通鉴论》以外，还有一部书，就是《宋论》。《读通鉴论》，是船山先生在读司马光领头编纂的《资治通鉴》以后发表的评论。《资治通鉴》只写到五代之末，没有写宋朝的事情。船山接着五代以后的评论，继续评论宋朝的政治得失，这里面的思想同样精湛，议论同样震撼人心。我在这里只给大家讲讲船山先生对宋太祖的评价，借此感受一下船山先生的历史见识到底有多么卓绝。

王船山《宋论》手稿

一、宋太祖以“惧”得天下

船山先生在《宋论》一开始，就说宋太祖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接受天命”，经过自己不懈努力，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时代。“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厎于大定，垂及百年， 世称盛治者，何也？”

他在一开始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宋太祖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黄袍加身当了皇帝，很快平定了天下，使得天下在百年之内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治”状态，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一向的历史评价，都会说他有天命或者他赶上了好时机，或者再加点他也很努力之类。但是问题会是这么简单吗？船山先生说宋太祖能够做得那么好，其实最重要的还在于他自身，船山用一句话揭示了宋太祖内心深处的隐衷：“唯其惧也。”说宋太祖能把整个国家从混乱的世道中“提拔”出来，把四分五裂的国家重新统一起来，建设成以后319年文明昌盛的历史，靠的是他从一开始就不能释怀的恐惧心理。

恐惧心理有多种多样，但是船山先生这里所讲的宋太祖“惧”，不是一般的害怕，而是一种“恻悱不容自宁之心”。

“不容自宁”，就是说，不是外面的事情搅扰得他不得安宁，而是他自己不让自己安宁。

宋太祖为什么要这样？他自己心理上有什么毛病吗？不是，只是因为他的天下得来的太容易。按照船山先生的说法，宋太祖是“乘如狂之乱卒控扶以起”，就是一帮发疯了的士兵把黄袍披在他身上，就这么轻易当了皇帝，江山来得容易，所以才天天夜不能寐，晚上睡不好觉，怕轻易得来的政权再轻易丢掉。就为了这份心思，宋太祖每天精神高度紧张，经常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地想着如何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有关于宋太祖因为害怕丢失天下，而这样励精图治，晚上想问题以至于睡不好觉这个情况，日本有一个研究宋太祖的专家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宋太祖有严重的神经质，接近神经病。其实他不太了解宋太祖，他只是看了外在的表现，没有看到宋太祖之所以睡不好觉的根本原因。

船山先生看到了，也看懂了宋太祖。宋太祖不是神经质，而是因为想要励精图治，神经高度紧张，所以才睡不好觉。

宋太祖经常夜里去访问大臣，经常到宰相赵普家里，商量国家大计。宋太祖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害怕丢失江山社稷。但是一般的人害怕江山丢失，采用的办法不一样，不是要求自己励精图治，如何妥善地处置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而是整天琢磨如何干掉异己，看谁威胁了自己或者可能威胁到自己政权的存续，然后就把谁砍头杀掉。像明太祖朱元璋、汉高祖刘邦等都是这样，他们大开杀戒，诛戮开国的功臣。他们这样做，也是出于害怕的心理，但是同样是害怕，想法和做法却大不一样。

船山先生说宋太祖，虽然“无赫奕之功”，就是没有赫赫的战功，但是他能“不自废”。宋太祖辗转反侧，使自己不得安宁，他是求诸于自己，他只想自己怎么样才能把天下调理好，好能真正地凝聚大家，而不是因为害怕谁将威胁自己的天下，把谁干掉。

有关于这一点，大家可能会表示怀疑，说那“杯酒释兵权”不是这回事吗？“杯酒释兵权”正表明了宋太祖的仁德。

汉高祖刘邦无故诛杀韩信、彭越等功臣，朱元璋斩杀的批量更大，他们害怕功臣们夺了自己的江山。宋太祖同样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毕竟武将们的手握兵权，对于新兴的政权，确实是一种很大的威胁。可是他的做法不一样，他把这几个武将找来喝酒，说我跟你们商量点事儿，将来要是有人也像你们对待我一样，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怎么办？干脆，你们把手上的兵权交出来，到地方去做官，我多给你们点钱，你们多买点地，多买点歌儿舞女，就是多找一些女孩子陪着玩，那个时代允许这样。这样你们也快乐，我也就安心了。将军们自然同意，宋太祖就这样解决了武将的威胁问题。多仁爱，多体贴呀！他没有像汉高祖和明太祖那样，我不跟你商量，只是背地里暗算，诬陷你谋反，然后一个个杀掉。宋太祖免除后患的方式，相比汉高祖和明太祖，可以说是既光明正大，又仁慈关怀，这种做法，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是绝少见到的。

正因为宋太祖这种“无赫奕之功而能不自废也，无积累之仁而能不自暴也”的做法，导致了他的“兵不血刃而三方夷，刑不姑试而悍将服”的客观效果，大宋朝彻底甩掉了自晚唐、五代以来武将骄横跋扈，朝廷尾大不掉的狼狈局面。由于宋太祖的仁心仁德，所以上天才不厌其烦、不辞辛劳地眷顾他、护佑他。宋太祖不辜负上天对他的“恩赏”，接住并用严格要求自己的方式赢得了上天对他的继续“眷顾”。由于宋太祖“承天之佑，战战栗栗，持志于中而不自溢”，所以才导致了“当世无商、周、汉、唐之主，而天可行其郑重仁民之德以眷命之”。船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宋太祖这么自我努力，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所以尽管这个时代里面没有像商汤王、周武王、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这样的人物可以一下子出来（他们以前已经积累了德行或者积累了战功，而宋太祖登位前在这些方面都相对欠缺不少），但是，上天却可以把它“看护”并养育天下苍生的重任，寄托在宋太祖身上。把天命给他，让他来代行职责，去代替上天，完成拯救和管理天下苍生的职责。

在船山先生看来，历史上获得最高统治权的方式主要就是两种：一种是先积累了足够的仁德，一种是已经扫平了天下的武装势力，在这样的前提下登上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宋太祖虽然在这两项上都不足备，可是他在行使政治权力的整个过程中，却表现出了上述两者的全部特征。“其宜为天下之君也，抑必然矣。”宋太祖能坐稳天下，乃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从而才赢得的上天的奖赏和长时间的“眷顾”。

宋太祖只因为这个长存心中的一个“惧”字，从而坐稳了江山。船山先生继续分析说，宋太祖尽管在当皇帝之前没立下扭转乾坤的功劳，祖上也没有积攒下雄厚的社会实力，但是从他当皇帝以后的全部的举措看来，都是为天下苍生考虑、为国家民族考虑，他体恤天下苍生疾苦，继承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建立文官政治，注重制度建设等等。所有这些表现，足以使他成为真正的“王者”。站在这个基点上，王船山先生才认定，宋太祖做皇帝是有历史的必然，是符合人民群众愿望，是符合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期待的。

《宋论·太祖》

二、太祖誓碑的仁德要义在于“求诸己”

船山先生在表彰宋太祖的时候，强调宋太祖是有圣德的君主，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求诸己”。“求诸己”，就是专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在别人身上挑刺，用孔子的话说，就叫做“不怨天，不尤人”。有关宋太祖为政的“求诸己”，船山先生主要指出了三点：“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据说宋太祖当皇帝以后，立了三条铁令：第一条，不能杀柴氏的子孙，因为他的江山是从柴氏手里禅让过来的。第二不能杀读书人和上书人，因为这些人是有文化的，是民族的未来，也是现实社会的核心和骨干。第三，就是不加农田之赋，不给农民和天下苍生添负担。王船山先生就这三点慨叹地说：“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宋太祖的这三种卓异的做法，如果我们还不说他是一个盛德君子，是一个伟大的帝王，那就是我们的无知无识了。所以，我们只能承认人家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

前面说的不杀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船山先生有进一步的表述。“不杀柴氏的子孙”，被船山先生表述为“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就是怀着一份仁厚的心肠，这跟历史上的帝王不一样，有些人接管了人家的江山，然后就把人家的子孙全部杀掉了，怕人家再夺回去。宋太祖不是这样的，他下了一条铁令，姓柴的在大宋朝犯法，一般都不予追究。就是谋逆大罪，也得暗地行刑，不能当街斩杀，羞辱人家，而且不能株连人家的家人，更不要说族人。

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说宋太祖这是徇私枉法，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精神。可那是古代，天下是人家宋太祖的。

第二条，就是不杀士大夫，被王船山表述为：“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

知识分子身上的正气，要靠宽大来养，不是天天追着赶着赶出来的，不是你要他一定要怎样做、做什么就能“逼”出来，或者“规范”出来的。你对他越宽大，他就越注意培养自己身上的正气；你对他越挑剔，他反倒厌倦你、埋怨你，甚至痛恨你，正气反倒出不来了。知识分子身上的正气出不来，就会各顾各，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国家、民族、还有文化教育事业。知识分子本应当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风向标，一旦知识分子身上没了正气，社会也就没指望了。

船山先生赞美宋太祖的第三点，是“不加农田之赋”，这一点被船山先生表述为：“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就是节制统治者自己的欲望，不要贪欲太多，这样老百姓的负担也就轻了，他们的生存就有了保障，这叫做“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

这三点说起来容易，做到太难了。当然，最难的还不在于解决问题本身，而在于怎样去解决问题，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直接把功臣们都杀了不难，难在不杀功臣而能解决问题。这就需要从自己身上做文章，而不是在别人身上挑毛病，更不是去诬陷别人。

相对于第一点的“不杀前代的子孙”，还有不杀掌握兵权的武将，还有那些已经被战败了的“割据君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就要“捐其疑忌之私”。始终怀着疑忌的心理，害怕他们造反或者联合起来造反，那就没有办法做到“不杀”。只有你放弃掉自己对别人的怀疑猜忌，才能做到这一点。历史上因怀疑和猜忌武将和大臣，从而大开杀戒的并不少。朱元璋建立的所谓锦衣卫、东厂、西厂之类，不都是用来监视别人的特务机构嘛！看谁对我不满，对我的政令有疑义，然后就杀人。朱元璋和刘邦等满怀“疑忌之私”，而人家宋太祖“捐其疑忌之私”，什么意思？就是把自己心中的疑惑都抛除掉，不允许自己总是怀疑人家。放弃自己对别人的猜忌和怀疑，那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德行，如此看来，宋太祖真正是位有仁爱精神的君主。

而要做到第二条的“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就得“忍其忿怒之发”。读书人，有时候不太听话，他们有自己的主见。因为他们知识丰富，懂得多，见识广，他们会把历史上的事情跟你的时政方针和行政实践做对比，发现问题了，就会说你这不对了，那也不对了。表达自己的真实见解，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也是知识界的最了不起的良心所在。他们要是看到了不足和错误，但却闭口不言，要么是高压下不得已，要么就是他们放弃责任，丢弃了社会良心。可是他们一说你的不足和不好，你就不愿意听，你就要惩罚他们，甚至关押他们、杀戮他们。自己有错误不让说，还要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到“点指”你的人身上，那你就是个暴君，你的政治就是暴政。宋太祖就不一样，知识分子骂自己的时候，人家能“忍其忿怒之发”。谁都不愿意听别人骂自己，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你得知道，骂你的都是好人。他们之所以骂你，那是因为他们对你负责任，不愿意用阿谀的方式害你，也不愿意看你的热闹。这就叫做忠言逆耳。如果你对他们动用刑罚和杀戮，那你就再也听不到真心的话语了。如果到了这种境地，用不了多久，你的江山社稷就完了。

要做到第三点，就是“不加农田之赋”，也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不要贪得无厌，要抑制自己享受的欲望的不断升级和扩张。船山先生管这种做法，叫做“戢其奢吝之情”。不能肆意挥霍天地所产的财物，尽管自己是最高权力的持有者，没人能够阻止自己无限膨胀的欲望，也没人能够阻挡你满足自己无休止的欲望。但是宋太祖不这样，他不仅减轻赋税，而且还以身作则，在家族中提倡勤俭的生活。

为了说明宋太祖是怎样“戢其奢吝之情”，我给大家讲三个故事。

有一次，他的女儿穿了一件挂了几个珍珠并缀着几根翎毛的衣服，都被他批评了一顿，并且责令不得再穿。女儿不理解，就埋怨说：“父亲您是皇帝了，我穿这样一件衣服能用几个钱？”宋太祖严正地对女儿说：“你这件衣服虽然用不了几个钱，但是你一穿出去，皇宫里的人们就会效法，大臣们的家人也会效法，造成攀比奢华的风气不说，京城的物价就会上涨，市场就会增加货物数量，劳动者就会更加辛苦的劳作。”

还有一次，女儿坐皇后的车出门，看到皇后的车子太简单，几乎没有什么装饰，跟农民进城送粪的车子没什么两样，就对父亲说：“您就给皇后娘娘的车子装饰装饰又能怎么样，贴两块黄金，嵌几块珠宝，又不是没有这些东西。”宋太祖严肃地对女儿说：“你爸我是皇帝，黄金、珠宝我不缺，把整个宫殿和你们住的房子全都用黄金铺盖都能做得到。但是，我听古代的贤哲们说，做君王是替天下守财富的，不是耗费天下的财物来奉养自己的。”从此以后，女儿再也没对宋太祖提出生活上的要求了。

另有一回，宋太祖把自己的弟弟，已经受封晋王的赵光义找到皇宫里吃饭。席间乘着宋太祖高兴，赵光义就对宋太祖说：“哥哥您这做皇帝的，也得有几件像样的衣服，总穿这么普通的布褂子，是不是显得有点寒酸了？又不是没钱做。”宋太祖表情立刻严肃下来：“难道你忘记了咱们小时候在夹马营中的生活了吗？！”赵光义被说得当时面红耳赤，以后再也不敢跟宋太祖提这类的事情了。

这就叫“戢其奢吝之情”，把自己的生活要求降到最低程度，不是为了捞取艰苦朴素的美名，而是怕给百姓添负担，怕天下的财物被过分地消耗。仅从这一点上说，宋太祖就大不同于古代的很多帝王，他确实是一位难得的英明伟大的君主。

船山先生就是根据上面所说的三点，才称赞宋太祖说：“不谓之盛德也不能。”

船山先生指出：“德之盛者，求诸己而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真正有圣德的人，都是看自己哪不对，不是看人家是不是听我的话，是不是照着我的说法做。他始终问自己，还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妥帖。不断反省自己的过失，这才叫“求诸己”。

打从秦始皇统一天下，中国进入家天下王朝时代以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中，没有像宋太祖这样的英明国君。所以王船山先生才说，宋朝的统治，超越并优越于汉、唐不知道有多少倍，甚至达到了传说中理想的商周时代了。船山先生的原话叫做“轶汉、唐而几于商、周”。船山先生进一步指出，正是因为宋太祖这种优异的做法，才导引出宋代“传世百年”的盛德、大治的历史时期。

船山先生这里说的宋朝“传世百年”，不是说宋朝只有一百年，宋朝寿命三百一十九年，船山先生最看好从宋太祖开始到宋仁宗末年那一百年。其实中国历史上真正好的统治时期并不多，按照船山先生的说法，只不过就是汉代的“文景之治”和唐代的“贞观之治”。汉代的“文景之治”，只延续了两代，汉武帝一接手，就把国家弄完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儿子那里就乱套了。而由宋太祖开创的宋代的“盛德大治”，从宋太祖开始经历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五世，一百年还不止。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丰功伟绩呀！船山先生认定，这完全是由于宋太祖起初的仁厚、善良的用心，导引出的必然结果。

相比历史上的帝王，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宋太祖更是出类拔萃。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倡导和呵护，大宋朝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历史文化的辉煌盛世。

三、养鹰和养鱼的要诀和秘密

宋代政治上的民主风尚，培养和造就了宋代士大夫追求理想的崇高人生旨趣。

船山先生在评价宋太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时，借用《诗经》里的一句话，叫“鸢飞戾天，鱼跃于渊”。

为了说明船山先生对宋太祖知识分子“政策”的评价，我先给大家说说这八个字的基本意思。鸢就是鹰，鸢在天上自如地飞，声贯长天，这叫“鸢飞戾天”。鱼在水里面自在地游，有时还高兴地往上跳，跳到了水上面，这就是“鱼跃于渊”。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本来就是这么样一个描述。船山先生借助这句诗，来说明培养知识分子，要像对待鸢和鱼一样。

对待鸢怎么对待？你是不是把翅膀给它捆上？或者固定一条像飞机一样的航空线，警告鸢说：你只可以这样飞，不可以乱飞。必须而且只能在我划定的这条线上飞，换别的地方飞不行。规定它的翅膀伸长了不行，反转身时碰到养鸢的统治者不行。

这不是为了养鹰而养鹰，是为了我自己而养鹰，这不是真正养鹰的态度。

养鹰，得给它提供便利条件，给它自由飞翔的空间。怎么飞，是它的事，不是你的事。你不要怕它飞出范围，或者碰到自己。养鱼其实也一样。你不能说：鱼，我告诉你啊，你不能浮出水面，或者你不能浮到别处去，你只能在水底下游，你往水上面跳，溅我身上水可不行！你得让它随便游，随便跳。游得越远，跳得越高，说明鱼成长得越好，你的用心才没白费。

培养知识分子和培养社会精英，就不要限制他们的言论和行动，你不要只是给他一条你事先划定的路线走。船山先生说：“飞者，不虞其飏击也。”它这一飞，翅膀张大了，飞远了，“啪”一下翅膀碰到你了。这有什么要紧的吗？“跃者，不虞其纵壑也”，就是鱼儿跳出来的时候，你不要怕它跳出来，再钻到更深的深渊里去了。

养鱼的目标就是让它自如地游泳，在自由遨游中长大。养鹰也一样，就是为了让鹰能够自由地飞翔，飞翔的能力越强，说明你养的越好，越有养育之功。

同时，宋太祖也不急着要求读书人回报，说我花钱养育你们，你得回报，或者我给你布置任务，你一定在什么期限内完成之类。他不朝你要成果，也不要求你一定做出什么奉献，他等待着你自己成长。每个社会成员，尤其是读书人都成长起来了，他们的成就不就是社会的成就吗？他们的了不起，不正是国家的了不起吗？而因为他对你感恩，所以成长起来一定会报答你的，他们会通过报答社会、报答生民的方式报答你，不必现用现交，现买现卖。那不是养育的付出，那是索取的投入。

宋太祖对前朝的后裔、对战败投降的王者、对武将、对读书人和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出于由衷关爱的做法，赢得了士大夫、武将和臣民们的舍生忘死地回报。

从北宋丧地到南宋覆亡，当宋朝这个国家遭遇厄运的时候，知识分子纷纷死难，武将也纷纷死难，甚至平民百姓们都跟着献身、捐躯，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以不夸张地说，把人类历史上所有王朝灭亡的时候，为王朝死难的人都加起来，再乘上一百，甚至一千，都不及为宋朝的灭亡死难的志士多。这都是前贤论说过的，不是我在这里瞎说。这就是宋太祖为政的方针、仁慈的用心带来的结局。

宋太祖这个人，原本也就是一介武夫，帮助他治理国家的那些人，也都不是什么贤哲，他们没有周公、姜太公这些人的本领和学养。当时的官员和士大夫多半不知廉耻，多半也只知道混饭吃而已。如果宋太祖对他们生出傲慢之心，按照中国历史上汉、唐等王朝的规则，训斥他们，惩戒他们，蔑视他们，杀戮他们，也不是不可以。

但他没有那样做，你傲慢你的，你不听话，我不对你产生傲慢，结果却诱发和培养出了知识分子的骨气和血性，他们都成长为时代的精英和历史的精英，他们给大宋朝和中国历史增添了无限的光辉。

王船山先生赞扬宋太祖的这种做法，说“庶几乎！天之贮空霄以翔鸢，渊之涵止水以游鱼者矣”。说宋太祖的做法，几乎达到现世政权所能达到的极致。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和做法上，宋太祖只负责在天上开拓一个巨大的空间，让知识分子们像鸢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他只负责蓄满池水，让那些读书人，随心所欲地遨游。给了知识分子宽大而自由的环境，他们就都各自按照自己的天赋成长起来了。

本来鸢和鱼可能都很自由，也很自如，可是经你一养就变了，变得失去了自由，没有了活性。最后弄得鱼也不会游了，鸢也不敢飞了。那这个世界就不会再有生机和活力了，整日死气沉沉，只在那里等待寂灭。

船山先生说“宋之士大夫高过于汉、唐者，且倍蓰而无算”。宋代知识分子，不仅高尚程度和实际能力远远超过汉唐，而且这种高洁的知识分子在数量上，也远远超过了汉唐，甚至数倍于汉唐。船山先生认为，这种优异的客观效果，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以致之”的。这都是宋太祖开明、宽大的用心和卓异的做法，导引出的自然结局。这种汉唐所无法比拟的客观效果，不仅是宋代辉煌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对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宋代不仅是个卓异的王朝，也是对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贡献最大的王朝。

船山先生只对宋太祖和东汉光武帝极尽表彰，而把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帝王骂得一塌糊涂。这些帝王们跟他没有任何直接的恩怨，只是船山先生的责任意识太强，评价历史的水准太高。而我们平时对于历史的评价标准确实太低，之所以这样低，是因为我们无知，是因为我们对历史的希望值太低。我们对于历史、也没有船山先生那么强烈的责任意识。这也许是我们看不清历史，更看不懂历史的最深的原因。非要借助船山先生的眼睛，我们才能清醒而又清楚地看懂历史。

与家天下王朝时代的帝王们相比，宋太祖确实太优秀了，所以船山先生才那样舍得情感和笔墨，赞扬宋太祖的“圣德”。

《大宋真天子——一代仁君赵匡胤》，王立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新近用江南提学的笔名，写了一本小说体的新书，叫《大宋真天子——一代仁君赵匡胤》。

这本书里面，我严格遵照历史史实，把宋太祖的一生做了真实的描述。很多朋友们看了这本书以后，说他们改变了对宋朝的习惯性看法。包括有名的教授都说，原来我以为唐太宗是最英明的君主，现在才知道宋太祖更是不得了。

我的这本书，完全可以证明，王船山先生对宋太祖的评价，一点都不虚妄，完全符合事实。

郭嵩焘、梁启超等近现代知识分子精英和社会精英们，都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话语，赞扬王船山先生的历史见识，说他“史识卓绝千古”，甚至说有船山先生对于历史的评判，“历代史论可以废”。从上述对宋太祖的评价中，我们确实体验到了船山思想的宏远、精深。学习船山先生的历史哲学，可以帮助我们扫除我们对于历史认识和评价的习惯性浅薄和错谬，加深我们对历史认识的程度，增强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