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消极自由，我更强调庄子积极自由的一面——蒋韬

来碗泪流满面

庄子历来被视为中国古代逍遥自在、追求自由的典范。但是，人们往往以为庄子的自由是一种追求避世独立的“消极自由”，而忽视了其入世理念。中国的传统中，似乎也更注重个人修行的精神自由，而罕及法律与制度保障的公共自由。

7月21日至22日，在由凤凰网国学与池州市阳明书院联合主办、九华山大觉禅寺承办的“禅与中华文化—2019九华山公益论坛”期间，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蒋韬接受了凤凰网国学的专访。在专访中，蒋韬谈到：中国传统里面，庄子虽然有很强的精神自由，但我觉得可以借鉴伯林意义上的自由，把靠个人修行出来的空间，扩大到让大家都分享到的空间，用法律和制度来保障这个空间，这对中国人培养自己的自主性更有好处。

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蒋韬先生接受凤凰网国学频道独家专访（摄影/普庆玲）

以下为采访实录。

记者：一般来说，庄子讲的是精神自由，很多艺术家都非常崇尚庄子，但伯林讲的是政治学意义和法律概念上的自由，那么，您说伯林对庄子构成了一个挑战，我想知道这些挑战在什么地方？

蒋韬：伯林对庄子的挑战，就是你刚才讲的，是政治、法律方面的挑战。的确，庄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独特的人物，跟其他的儒、墨、道、法有很大的不一样，即使在道家里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庄子主要是对中国的艺术和精神生活的修行上，有很多正面的影响。但是，那些隐居山水的人，就会以庄子作为模范。从这点上来讲，庄子的确是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但庄子也有入世理念。他讲了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庖丁解牛。

庖丁解牛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说法。牛是一个很复杂的结构，和社会一样。“游刃有余”是指庖丁在解牛的时候，把自己的技巧已经练到一种程度，刀在运行的时候已经不碰触到牛的各个关节，解牛以后刀就跟新的一样。他讲的是一种个人修行出来的空间，这个空间其他人是见不到的。在我来看，这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社会意义上的自由，而这个潜力在中国传统上发展得不够。庖丁刚开始解牛时，也是这么砍过去的，所以刀也很受损。一个人如果刚开始在社会上什么都不懂，他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伤害。他慢慢会知道人情世故，他知道事情该怎样处理，这时候他就会有一定的自由度。

通过伯林对庄子的批判，我认为，庄子个人修行的空间如果能够扩大到公共的空间，而这种空间不是完全依赖一个人高度的修行才能展现——一个人即使没有高度的修行，没有很能干，他也应该能享受所谓的公共空间。有法律保证，这就是制度上的一种自由，就是伯林意义上的政治自由。

这种自由就是能让我们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国家和社会有一种对个人空间的尊重。一个人只要在不违反法律，不违反公众利益的条件下，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空间，这种空间是由制度来保障的。所以在西方有一种说法，自由不只是一个精神境界，它是一套制度。

中国传统里面，庄子虽然有很强的精神自由，但我觉得可以借鉴伯林意义上的自由，把靠个人修行出来的空间，能够扩大到让大家都分享到的空间，用法律和制度来保障这个空间，这对中国人培养自己的自主性更有好处。我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他们之间的关系。

记者：您的观点意味着，可能需要重新建立一种政治哲学，就意味着整个国家要从制度，从各个层面来做保障。我觉得这可能跟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都有很大的关系。我不知道您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蒋韬：因为自由在思想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尤其在西方思想史上，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观点。西方也在讲，自由和正义之间有张力，也有冲突。政治的第一原则如果是正义的话，看对正义是怎么理解的，比如分配均衡、机会均等，如果要重新分配，就会影响到个人的自由。如果要达到一种社会公平，也可能会干扰到个人的自由。反之，如果一味地强调个人自由，正义的理念也会受到挑战。

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西方也是问题。这个问题几乎不可解。但这种矛盾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一个体系中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实际上那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体系里面有冲突有矛盾，它可以不停调整和协调，以达到一定的和谐，而和谐有时候往这个方向偏移，有的时候又往那个方向偏移，要看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或者物质条件、精神面貌，这些因素之间都有相关性，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固态，而是一个动态。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传统思想里，庄子这种自由，对于传统儒家的仁、孝、义、礼，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挑战。

如果把这种方面突显出来，我们传统就更丰富，而不是只有一面。因为传统本身也是很复杂的。我们搞研究的时候，就会更欣赏它的复杂性，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多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我们不需要什么都从外面拿，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东西可以借鉴，也可以发展。

记者：对于文明的评价，一般学者都认为中国文明很早熟，因为中国最早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庄子的自由精神，在君主制时代，这种个人空间不可能发展成公共空间。当然也有皇帝信道教，但一些人信的是炼丹和修仙，他要长生。那么，庄子自由精神只限于个人内在的精神世界，而没有表现为政治制度，这跟中国中华文明的进程是否也有关系？

蒋韬：对，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现代西方学者提出过所谓的轴心文明，古希腊、古犹太、古印度和古中国，所谓四个轴心文化。它们在公元前800年到300年大概500年间，都基本上经历了一个剧烈的文化转型。很多后面的文化转变，都是基于轴心文化的转换，这些文化对现代人的生活都还有很大的影响。比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印度的释迦牟尼、奥义书中的贤圣，古犹太人的《圣经·旧约》中的先知，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这些文明在那五百年间都有一个很大的跳跃和超越。但是在中国的跳跃，又跟其他轴心文明不大一样，中国延续度好像更多，而其它文明中的跳跃好像更激烈一点。孔子想要恢复古代传统，思想似乎更保守一些。但实际上孔子很有他自己创新的一面，虽然他自认为是述而不作，但他的创造性还是很大。他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奠基人来讲，对后世的影响无人可比。

有的人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早熟，对中国政治制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早熟要看我们怎么定义，如果我们定义成，从战国时期到秦，从商鞅变法开始，中国的国家机器发展得很快，尤其是国家机器的官僚化，这在世界政治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改变。在那以前，国家机器不是这样来组织的。从秦开始进行政治改革，其他列国也效仿。国家机器的运作完全通过法来规范化。每一个官僚都由王任命，官僚的角色也完全是由他的位置来定，这一点在世界政治史上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中国的国家机器发展得很快，甚至早熟，法律方面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但为什么法律的发展会弱一些呢？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在西方或者是印度、犹太人，他们宗教的力量很强大，而宗教在那些文化中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一种存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天主教，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思想体系，更有一套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管理机构。教会通过自己的法律去管理，而这些法律慢慢就变成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以这些法律代表上帝的意志，来涉及政治。就是因为教会有独立于政府的理念和机构，因此法律也有独立于政府的一面，这对西方法治理念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历史不是这样发展的。中国的国家机器发展得快，但历史上没有一个独立于国家机器之外的组织或机构。这对中国法律史的发展影响很大。所以中国的法律跟西方意义上的法律，意思其实是不一样的。

在西方，法律是高于一切的，其实那是带有了一种神高于一切的理念在里面。在中国这种理念就不存在。王是高于一切的。王都是控制一切，至少理论上是这样。虽然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涉及官僚体系，王也不可能什么都管得到。

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是因为中国国家机器官僚化发展得很迅速，跟西方比起来，中国政治史的发展轨道就很不相同。

记者：个人主义在中国非常不发达，如果按照您的观点出发，将庄子的个人自由空间发展成公共空间，可能有必要跟杨朱结合起来。我们都认为，杨朱是最早的个人主义者。那么，您怎么看？

蒋韬：历史上对杨朱的误解很大，但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杨朱传承下来的独立文本。他留下来的东西，都是通过其它的资料建构出来的。如果没有杨朱自己的文本传下来，我们只有通过第三方资料的记载来推测杨朱的思想，问题就很大。因为第三方常常只是选他要批判的东西来说，说杨朱说了什么，然后批判他怎么不对。这对于研究杨朱本人的思想来讲，就不是很可靠的方法。所以，这对研究杨朱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对杨朱的理解，虽然受资料的限制，但在研究先秦史和思想史的时候，会发现杨朱在先秦思想史上的确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从现在所流传下来的各种历史记载或诸子百家的资料里面看到，《庄子》里其实有不少杨朱思想的成分，他们都强调个人至上，应该自我保护。

记者：蒋老师，秦晖教授对庄子有一个很严厉的批评，他的观点是说，在庄子的那个时代，就已经是处于中央集权制崛起了，在个人已经受到王权很大压迫的情况下，你还要以一种潇洒的姿态来面对，安之若素，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取的。您怎么看？

蒋韬：从某种程度讲，我对这个观点是表示同情的，庄子的思想中是有所谓消极逃避的一面。但我刚才讲了，他也有积极入世的一面。他对于很多主流思想（儒墨是当时先秦思想的主流）有很多批判，他的批判也很犀利。他认为过分强调仁义道德，会对我们人的本性造成伤害。尤其有的时候通过道德来规范人的行为，会让人沽名钓誉，破坏人的真性，造成一些不曾预想到的后果，这在老子思想里也有反映。

但是，我们在评论一个人的时候，如果只从道德角度去评论，常常就会带有一种不饶人、自以为是的态度。庄子对于这一点很敏感，他认为很多人只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评判人事的话，对人的伤害是很大的。他是很有保留的。

我们不一定要期待庄子什么东西都要讲到，我们不一定要从庄子里面找到任何我们需要的东西，我们还有墨子，还有老子，还有其他的诸子百家。我们可以提取我们想要的东西去发展。

从历史上来讲，《庄子》这个文本本身也在学术界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庄子到底历史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庄子》又分成内篇、外篇、杂篇，到底都是谁写的？也许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记载了当时很多人的思想和理念。这些问题都是学术上常常争论的地方。

记者：我感觉，中国人天生就能在儒道两家里面抽入自如。有很多的文化精英，包括士大夫，他们入世做官的时候是儒家，但一旦官场不得意，或者受打击的时候，他就回到道家那里了。而且我记得在当代有一个鲜明的例子，李慎之先生遇到劫难的时候，他依靠读《庄子》，走出了个人的精神困境，觉得眼前的困难没什么，他熬过去就没事。流沙河先生也讲到，他当时受难的时候，也是通过读《庄子》，挺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您强调的是庄子更积极的一面，我们传统上都是强调消极的一面。消极的这一面转化到积极这一面的时候，我觉得似乎还是有很多的东西要跨越，我不知道你怎么考虑这些方面？

蒋韬：这就是为什么我从伯林的角度来讲庄子，正好伯林就讲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所谓的消极自由，就是一种不受社会和他人干扰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要因为一个人做了什么事而争取到的，而是在一个社会中，只要在没有违犯到其他人的利益，没有犯法，每个人有一种不被大家干涉、过自己日子的自由。这一点在庄子思想中很突出。这是庄子很独特的地方。传统上对庄子的诠释，也主要是强调这一点，就是所谓消极自由这一面。

我为什么觉得这跟伯林的自由观有交集？伯林也是强调消极自由这一面，但是消极的自由要有积极的一面来保障，也就是说消极自由的行使需要一套机制和体系的保证，而这种保障的机制是需要积极地去建立的。如果总是有来自他人或社会的干预，一个人光靠消极，自己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如果有一套制度来保障，我们就可以在个人空间里面、或者在有限的公共空间里面，有行使自己自由的权力。我在自己的个人空间里面无论做什么，只要不违法，其他人都没有干涉的权力。但是消极自由跟积极自由之间也是有冲突的。过分的积极自由会破坏消极自由的。伯林认为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最终是不可调和的。

庄子消极自由是非常强的，所以我要强调他积极自由的思想。因为消极自由这面，很多的学者都在讲，而积极自由这一面大家没有注意到。他的积极自由观就从庖丁解牛的故事中诠释出来的。我这样做，也想稍微修正一下学术界对于庄子思想中的消极自由成分的过分强调。

因为人都有两面，我们不会总是积极或者总是消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会有入世的一面，也会有出世的一面。一方面我们积极投入各种事业，对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有喜欢在自己的空间里与家人朋友享受属于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这两种理念之间会有冲突，但从我们个人的生活来讲，同时带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面，也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

记者：西方学者评出过东方三大圣人。分别是：孔子、老子、和六祖慧能，正好是儒道释三家。您最喜欢的是哪一家？包括给您带来的影响主要在哪些方面？

蒋韬：这个真的很难选，可能是在生活每一个阶段，我喜欢的人会不一样。道家里面我更喜欢庄子，因为年轻的时候更追求各种自由，由于年轻气盛，喜欢自己放纵，更喜欢庄子的逍遥自在。但岁数大了一些，想要在入世方面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光是庄子好像就不太够，就需要孔子和儒家的东西，学会怎么处事，怎么为人，怎么跟各种关系打交道，跟各种机构的关系怎么样来调节。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以前觉得孔子思想里有很多限制，管得太多，但现在发现他的确有很多真知灼见，也觉得非常受用。六祖慧能，因为我本身是研究佛教的，六祖对事物的洞察、在禅宗史上的影响，我当然是很推崇的。所以说要看是什么心境之下，在哪个阶段，有的时候有个人喜好的因素，有的时候又更是学术上的原因，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喜好。

记者：您刚才说到佛教，佛就是真自由，佛教里面的真自由，跟您说的伯林的自由，是不是也能建立起某种程度的联系？

蒋韬：对，这点我也是这样想的。佛讲的自由主要还是在庄子这个意义上，靠个人修行以开悟，尤其是在早期佛教里，佛自己修行，悟了，达到了精神自由。佛传教了几十年，最后涅槃，超越了轮回的三界。后来的大乘佛教，把涅槃、精神自由的理念更加广为传播。大乘的意思就是菩萨们建一艘大船去普渡众生。这时候就不只是个人的解脱问题，而是普罗大众的解脱。也就是说，一个人最终是解脱不了的，要解脱就是所有的众生都解脱，要么就都解脱不了，这就是发菩萨愿，是后来的发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