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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生活里，有件事堪称历朝历代公认的真理：“农民种地不挣钱”。 虽然也常有人说，“古代农民闹来闹去，就为一块地”。但在古代的科技生产条件下，农民种地到底“挣多少钱”？这事儿，其实可以先看看中国古代史上，几个“比较富”的朝代。 可以先看宋代，作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富宋”，宋朝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上“亩产大增长”时期。以学者吴慧、王通明等人的估算，宋代的粮食亩产达到了每亩278市斤，人均粮食占有量947市斤，甚至远高于1980年时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理论上说，在宋朝种地该“大有赚头”才对。但另一面事实是：宋朝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民，仅占有百分之三十的土地，却要承担绝大多数赋税徭役，种地的“赚头”？根本享受不到。
所以在宋朝，一面是粮食亩产的飞速提高，一面却是农民生活的急剧贫困化。宋初宰相吕蒙正就叹息“都城外数十里，饥寒死者甚重”。等于是天子脚下的农民，都没解决温饱。到了被当代“精英专家”推崇为“中国历史最好四十年”的宋仁宗时代，以宋代名臣欧阳修的话说，当时的农民“一岁之耕，仅供公足，而民食不过数月”。也就是交完了赋税后，农民连糊口都难，甚至“或采橡实，蓄菜根以延冬青”。赶上冬季，吃口粮食都是奢求。 而到了农业生产更发达的明清年间呢？明代农田的平均亩产量，比宋代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八，且废掉了大量苛捐杂税，农民的日子是不是好过一些呢？就以明代中后期北方来说，明朝民间就有“北人困于役”的说法。在漕运经济发达的山东临清一带，农民从15岁到60岁“无岁不役”，河南有一百亩地的自耕农，每年要交12000“役钱”，而农民一百亩地的年收入，不过8000钱。靠种地挣钱？种一年亏一年。
至于明朝中后期的南方，特别是“一条鞭法”实行后，更有了“南人困于粮”的说法，一亩地的田赋，经过官府“条编”的折算，往往不知不觉就涨好几成，另外还有各种临时“加派”。至于农民的生活？也是可以想。 所以，即使是明代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自耕农每天一日三餐，也是两顿稀饭一顿干饭。发展到清代“康乾盛世”年月，北方农村自耕农常见“家数口者，肉不知味”。也就是能尝口肉都是奢侈事。河北地区的农民日常多是小米粥高粱饭，赶上婚宴等大事才能吃上鱼肉。山东的农民日常都是小米高粱煎饼，能吃上口豆腐咸菜，就算“有钱人”…… 如此生活状况，也恰应了唐诗里的那句咏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但是，虽说“种田人”的生活很辛苦，中小地主们也不容易。可放在历朝历代那些享有特权的大地主身上，这日子，可就另一种活法了。 “大地主”们的钱都是从哪里来呢？且不说宋朝以前，那些享受各种特权的豪强贵族门阀们，也不说汉魏南北朝年间那一座座森严的地主庄园。我们可以先看看地主“发财”的一个日常套路：收租子。 
很多现代“历史票友”们对“地主收租”的理解，大多和“租房子交房租”差不多。但事实是，地主们的套路一直很深。就以“不遏兼并”的宋朝来说，宋朝大地主们占有的土地，占宋代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佃农种他们一亩土地，就要把一半收成作为地租，如果佃农用了地主家的牛和农具，地租更要涨到八成。随着宋代土地兼并加剧，失地佃农越来越多，宋代地主又多了新套路——常以换佃户为威胁，强行提高地租。 而在明代亩产量最高，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明末的土地兼并也达到白热化。以明朝遗民顾炎武的叹息说，苏州、松江地区的农民，百分之九十都是佃农，有地者只有百分之十。而这“百分之十”里，绝大多数都是大地主。租种他们土地的佃农，一亩收成一两石，地租竟要交到一石三斗，可怜许多佃农交完地租就两手空空，甚至“今日完租，明日乞贷者”。 而“乞贷”这事儿，也牵出了古代地主们一个“历史悠久”的“发财办法”——放债。无论是不堪重负的自耕农，还是受尽盘剥的佃户，通常都不得不向地主举债，然后接受严酷的盘剥。南宋的农民就是“一切出于举债”。明代大地主放债时，更把“大斗进，小斗出”套路用得熟练：放债时用“发秤”做量器，一石粮食只有90觔，收债时却用“租秤”，一石粮食有220觔，单这一进一出，就赚足了130觔的差价。 只看“收租”“放债”的套路，就知古代这些享有特权的大地主阶层，几乎是躺着享受农业生产的福利。 
但古代地主们更重要的财富来源，却还是两个字：特权。 比如宋代的大地主们，在“逃避赋役”这事儿上，就是轻车熟路。结果就是“富豪之家贿赂公行,以计规免,中、下之户被扰,不得休息。”甚至佃农缴纳的地租里，也包括了地主们该承担的赋税。到了士大夫享有更多“优免”特权的明代，明朝中后期的二品京官，可以享受“优免”8000亩田赋徭役的特权，哪怕七品芝麻官也可以“优免”300亩。这些手里握有大片土地的官僚地主，几乎就是“干挣”。 既然是“干挣”，那就不挣白不挣，于是明清年间，凭着手里的“优免”特权，官僚贵族地主们往往大肆兼并土地。比如在经济发达的福建，当地的“豪宗巨室”名下田亩土地众多，却是“曾不得征其财帛”，反而是穷自耕农“吏索丁钱，急于星火”。不堪重负的自耕农们，也只能把土地抵押给大地主们，于是土地兼并就越演越烈。比如明代政治家徐阶，名下土地就有6万多亩。明末仕途失意的董其昌，也是“田过万顷”…… 而且随着明末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手工业品的出口量激增，换来了巨量的白银。趁机享尽这其中红利的，依然还是那些大地主们。比如在苏松地区，大量的农田都改种了经济作物，太仓七成的稻田变成了棉田，在福建广东等地，诸如甘蔗、芝麻、油菜等经济作物也大量普及。然后以此为原料的丝绸棉布白糖畅销海内外，每年换来巨量的白银。可这些产业的生产、经营，也几乎都被当地“富宗巨室”垄断，吃尽了其中的红利。 然后，就有了许多史料里津津乐道的，那“前明多富家”的景象：明朝嘉靖年间大贪官严世蕃曾经感慨，家产达到五十万两白银的人家，就是明朝“一等富豪”。但到了明末，仅在江南地区，“年收入”过百万两的“大户人家”，就是一抓一大把。如此景象，今天还被人津津乐道，当作明末“繁荣”“发达”的象征。但万历年间的名臣吕坤，早就看到了这繁华背后的危机，说出一段振聋发聩的名言 “况富者田连阡陌，金满箱囊，饫甘餍浓，蹈绣铺锦，歌儿舞女，醉月眠花，画栋雕梁，乘坚策肥。其狼籍暴殄之余，犹足以饭童仆而饱狗彘。乃耕夫织妇，早作夜勤，祁寒暑雨，黧身枯面，枵腹攒眉，儿羸女鬻，终岁辛苦如马牛。”
也就是说，那些“富者”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全是靠着对苦老百姓的盘剥获得。如果任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接下来的明王朝，就将会遭到空前考验。遗憾的是，他在世时，这些话没有人听。他去世后仅仅十六年，明王朝就以“崇祯上吊”的方式，印证了他的真知灼见。 但在明朝亡国后，从清朝至民国的四个世纪里，尽管多少有识之士都在警惕着“明朝亡国教训”，但森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依然让大地主们的“发财模式”，翻新出更多花样。比如在清代，那些享有特权的贵族地主，也玩起了“综合经营”套路：比如康熙年间的尚书徐乾学，他仅在无锡一地，一次就买进万亩土地，还在扬州北京等地有大量商铺，甚至还在家乡“借名救荒……挨户派米……五分起息”，做起放债生意。 这种“综合经营”，也成了鸦片战争前，清朝权力市场上的常态：只要手中有权的官员，都会先购置土地，然后以土地收益为本钱，经营各种买卖。在外贸发达的广东，就是“官之贾十七”，百分之七十的商家，都有“官僚地主”的背景，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但红火的另一面，却是土地兼并加剧，大清境内“游民”大量增加，道光年间广州学政戴熙就给道光帝哀叹“盗贼蜂起，民不聊生”，这样的乱象，也预示了大清接下来“落后挨打”的国运。 虽然历史已成过去，但一个简单的“地主的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却浓缩了中国几大王朝，多少兴衰的“周期律”。几多叹息，几多回味，简单回顾，就有多少思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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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3-22 18:0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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