哄抢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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哄抢有理？

    9月2日人民日报有一位评论员题为《面对哄抢，不能只当道德判官》的随笔，文章对8月里几起哄抢事件在“感到羞耻”的同时，认为“似乎与当地的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没有特别紧密的联系”，而是“有心理学家认为，哄抢者构成的群体是典型的心理群体”所致，作者不乏善良和乐观：“有时只消一句悦耳的言辞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便可以阻止最血腥的暴行”。把一桩桩光天化日下群体哄抢公私财产的违法行为归因于“心理群体”，为“大家抢得，我也抢得”、“不要白不要”的心态作有理解释，作者观点似乎让读者误会：由于“心理群体”效应，道德文明无足轻重，国家法律无须敬畏。对此，余以为值得商榷。

    我们知道，在当下的时代，国家实行依法治国，社会崇尚公序良俗，群体和个人应当遵纪守法，发扬传统道德。现实中，一个人行为的良善与否，取决于他的道德修养；罪与非罪，界定于他对法律的守违。无论是非功罪，皆由主观意志为之，即便发生某些过失，亦难免主体事责。换言之，一个人可以德高品洁，行为端正，以至慎独慎微，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场合，都会有鲜明的是非准则得失判断和行为自律，不可能从众苟且行事。即使他一无所有，当从垃圾箱里捡到巨款时，也不为意外惊喜所动，而一定要奉还失主，他有可能去哄抢别人不幸翻车散落在地的苹果和小鸡吗？一个人也可能鲜廉寡耻，目无法纪，心无畏惧，见利忘义。平时伪善为人，一有机会丑陋毕露。一个村是一个小社会，大呼隆哄抢不义之财，其中甚至有光荣的总支部副书记的中共党员；去青海格尔木大草原历时二十多天洗劫黑枸杞的五千余人，更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大社会，说明了社会道德局部或大片崩溃沦丧。

    有说是“饥寒起盗心”“官逼上梁山”，对于那些哄抢好汉，并非“饥寒”和“官府”所逼，只是“法不责众”“下不为例”的侥幸诱使和非法占有的心理支撑及动力驱使。当人人是健在的阿Q式“革命”发生时，非法集体抢劫从众同污抱团违法的人性恶将会集中爆发，简直一瞬间能形成洪水猛兽！那阵势，道德失明法律弱势，谁还理会货主苦求同胞们手下留情？哪怕是二十车民警赶到现场制止并警告都无济于事，难道“只消一句悦耳的言辞或一个被及时唤醒的形象”就能逆转哄抢大战正酣的疯狂？未免有些说笑。

    是否可以认为，集体哄抢与孤身偷盗同样丑恶，但相形于轮奸幼女、贪腐窝案，恶劣的社会危害和影响更大。适逢近期举世说抗战，如果哄抢还有“心理群体”“理由”的话，那么当年的汉奸伪军大大多过了“皇军”数量、更超过了八路军新四军，也就不值得惊诧和鄙视了！这是否为“典型的心理群体”呢？

    “饥寒起盗心”是无奈，尚可理解；盛世出刁民，孰可容忍？历朝历代都有德化一说，近年来国家更是顺应民心，倡行公民道德规范和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在讲美德内化于心，贵在外化于行，期待全民打造全民共享的自由文明和谐友善的精神家园。且不说每个人必须做到美玉无瑕，但不应缺失底线，你不见义勇为犹可，但至少不趁火打劫；你不救民于水火也罢，但不至于志在卖国求荣苟且偷生黑心发财于国难吧！

    晚清既革新又保皇的名人康有为也许并不高大上，这里不妨照抄他的《孟子微》书中一说：“人之有所不为，皆赖耻心。如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耻者，治教之大端。……若刑措，在使知耻。若淫者，人欲所固有，有耻心，则可终身守节矣；利者，人欲所同然，有耻心，则可路不拾遗矣…。”康先生虽然功过兼备是非一生，在下看来，上述劝善的见解，如今还不至于因人废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