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李浩然

后记

   唐仲华

古今中外许多有成就的人都说：苦难，常常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我虽然出身也算望族，由于当年异族入侵和其后的社会重大变革，还只5岁，就缺失了父亲的抚养和关爱，留给我的是无尽的孤寂，是揪心的岐视和没完没了的艰难困苦。15岁初中毕业，本可以升学而被莫明其妙地否决。为了减轻羸弱母亲和与我同时出生胞姐的重压，也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我摒弃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升学理想，被指派到好些学生都比我大的民办高小教书，后又常常孤身只影顶着腥风苦雨，被指派到这所那所破庙一般的小学代课，到得领导觉得不再需要时，就一句“日后需要再说”，像打发废弃抹布一般把我撂到原生产队去“大有作为”。尽管我任劳任怨，也尽管我成绩显著，一次次地被指派和一次次地被撂去，也就成了我当年的“必然命运”。

苦日子刚过完，上面要求农村办夜校，我好像又突然被人记起，满脸菜色的我，被要去当群师。我便与村上的小学老师商量，利用他们的桌凳黑板和其后自筹全部家当，就在那里“施展”自己的全部“才华”。周三周五晚上，面对着比我高大、甚至于刚才还在田地里讥笑过我的男人和女人，我都要和颜悦色地教他认字、读书或唱歌。报酬嘛，最多也只在年终获得那张只值一毛把钱的奖状。大约也是苦难的驱使，三四年里的几百晚上，我都一以贯之。

1965年，眼看结婚年龄就到了，身边除了几件加着补丁的旧衣服和旧铺盖，一无所有。没人认为我曾是代课教师和为夜校做过贡献而抬高我的身价，好在我人品好，心地善良，能够吃苦耐劳，最终才找到一个“自我感觉可以”的大男人。

在极左路线横行那些年月,为了那个“家”，我不得不每天坚持出集体工外，将所有的家务事安排或早或晚或吃饭或睡觉的时间去做。阿公年岁大，男人弱不禁风，孩子年纪小，挑水，打柴，洗衣，做饭，扫地，缝补，衲鞋，种自留地，来往应酬，样样事都要靠我这样一个弱女子的一双手到。夏天赤日炎炎，冬日滴水成冰，从天亮到天黑，从年头到年尾，很少歇息片刻。特别是双抢时节，有许多中午，没吃饭就外出挖地，就上山耙叶，下地浇肥。家事多，时间紧，每到地里或山上，就快手快脚做，生怕出工迟到要扣工分还要挨批。说句实话，有许多天的中饭我都没来得及吃。那《走大山》里的我，那《为了三十七斤粮票》和《卖麦秆》等等篇章里的我，都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

1977年，极左路线被否定了，我才被吸收为大队小学民办教师。多年孜孜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我特别珍惜这份工作，又在我的所在地办起了夜校。从那时候起，我就一心扑在工作上，白天教小人，晚上教大人，从没缺过课，也从没叫过苦和累。到得1982年上期，零陵地区业余教育现场会在我所在的学校召开，我也因为连年日校夜校成绩显著，被评上县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进而于次年获得补员转正资格。

     从1960年到2000年，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我当社员，当家庭主妇，当孩子王，教毕业班，几上几下，后来还兼当县政协委员和市侨联代表，风里来，雨里去，伤过心，流过泪，自卑过，也光荣过，我没怨天，也没尤人，总跌爬滚打，总默默自砺，总艰难前行，可以说，是四十年如一日地坚忍不拔，坚持不懈。

退休后，我被东安双星学校请去代课，其后又马不停蹄来到城里管教自己的孙儿孙女和外孙，我总兢兢业业，自强不息。

在孙儿孙女都可放手的日子里，我并没放松自己，常常看书看报听广播，广交益友，在读了李石先生《沉重的岁月》和《无名小山泉》后，受到不小启发，觉得自己的经历和见解，对于今天和今后青年的思想教育应该有些好处，于是，我就试着把它们写下来。朋友见了，觉得无论是内容或形式，都还不错，提议我用连载形式发到《微言网》上。总编见看后，很是重视，连连推荐，有好几篇，还被国家权威网站《新华网》和《人民网》选载，这使我受到更大鼓舞，用将近两年的时间，写下了其中的将近一百篇。

2012年11月，老伴因病突然辞我而去，我很痛苦，精神受到了很大打击，又加年纪也大了，眼不好使，很想搁笔。后来，既应读者要求，又因为自己不忍放弃，又接着写了《我的父亲唐湘波》等20多篇，算是凑成了这本小册子。

在整个写作和整理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比如眼睛不好，比如缺工具书，特别是后来还要用电脑，真是困难重重，又想半途而废。也就在这些重要时刻，一些知情的老领导和老同事，都积极地鼓励我，引导我，使我能对它善始善终。这其中有国家书画大家李树人老师，有德高望重文坛巨星刘生忠前辈，有多才多艺声名远播的李振华老师，有执掌县文化和文学事业的陈意生主任、卿仁东主席和俞兰桂局长；特别是我家老伴生前的多年挚友知名作家李浩然老师，他为我这些文章的整理和发表乃至最后成书，提了很多实在的意见，做了很多复杂细致的具体工作。我想，没有他们的努力，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这本小书是不可能问世的。如果读者在读完它之后，觉得有所收获，我就诚恳地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起，向他们致以由衷的敬意和深深的谢忱。

2013年12月于永州凤凰园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