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国际上平均每人输液2.5-3.3瓶/年,我国则是8瓶。这种情况已引起多省市卫计委和医院的重视,目前江苏、浙江、山西、内蒙古、四川等省份已出台措施取消或限制门诊输液,以期达到抑制抗生素过度使用、降低医疗费用、降低医疗风险的目的。从各省市的实践情况来看,得到患者、医疗从业者和专家的一致认可。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在取消门诊输液的同时,需要兼顾特殊性,避免依赖行政命令搞“一刀切”。
与国际上平均每人输液量相比,我国对应的数字要大得多。这种反差首先是一种医疗理念的偏差所致。在国外,输液被认为是一种“最危险的方式”,不亚于一场“小手术”,所以能不输液就尽量不输液。但在我国,输液被视为是“万金油”式治疗方式,几乎所有疾病都可以输液,甚至是先输液再看病。久而久之,也给社会形成了“病要好得快就必须输液”的误导,而输液的副作用与风险却被有意无意的忽视和回避。
当然,输液的流行,也离不开医院现实经济利益的诱导。最终,“希望病好得快的心理和医院经济利益驱动”导致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输液依赖症,抗生素滥用和过度医疗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在这一背景下,各地方纷纷出台政策取消或限制输液门诊,确有必要。
但要不要输液,归根结底是一项医学专业的问题。以行政指令“一刀切”的方式来取消或限制输液门诊,有必要防止出现矫枉过正的“通病”。
根据媒体报道,去年就有地方发布了输液疾病清单,其中明确一些疾病“不能使用”抗生素输液。划定输液疾病清单有利于增加医患之间的信息透明度,也利于对于输液滥用的限制,但从临床医学的角度来看,将一些疾病简单设置为“输液禁区”,或掩盖了临床医疗本身的复杂性,有可能导致特殊情况下的无药可用,有延误病情之虞。
而从一些信息反馈来看,当前限制或取消输液门诊多指向的是大医院,也带来了多个方面的疑虑。一,输液门诊取消了,会不会导致一些因治疗需要而必须输液的患者,只能挂急诊或住院?如此一来,会否反倒增加了患者的医疗成本?二,较之于大医院,当前抗生素的滥用现象,在基层医院和小诊所或许更为突出。那么,对于大医院中的输液门诊进行限制,是否只是将更多的输液患者转移到了基层医院,本身可能并未减少实质性的输液依赖?而由于基层医院的输液压力加大,由此是否也会加大医疗风险和事故的概率?此外,过度强调抗生素滥用的后果,是否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由抗生素滥用变为对抗生素产生恐惧?
限制输液门诊,并非是向社会传递“输液不再被需要”的观感。其目的应是让社会对于输液必要性的认识回归理性,压缩非必要输液的空间。这一方面,需要向社会普及输液治疗和抗生素的常识,引导医疗理念的纠偏,另一方面,更要在增加医患之间信息透明度上做加法。毕竟,不少时候,输液治疗的滥用,就是由于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过度医疗,患者对于输液的依赖,或许并没那么强。
限制抗生素滥用,确实有赖于监管部门加以政策性引导和规范。但行政政策的约束,不能逾越基本的医疗专业和伦理。任何事,一旦突破某种边界都可能导致过犹不及和矫枉过正。在遏制输液依赖上,从主管部门到医院,需要做的,也不仅仅只是取消或限制输液门诊这么简单,它必须要落脚到对医学伦理的纠偏和社会医疗习惯的引导上来,将提升医疗质量和患者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光明网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