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的“特权阶层”与贫富悬殊（参赛）

来碗泪流满面

浅析中国的“特权阶层”与贫富悬殊（参赛）

                                 

（杂 文） 李 振 凯

    大约实行干部“四化”以来，我国的用人制度由“任人唯贤”变而为“任人唯能”了。说始于干部\∴“四化”也不尽然，“四化”把“革命化”放在首位，应该是“又贤又能”才对。可当时有人对“革命化”吃不透，“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都摒弃了，革谁的命？久而久之，“革命化”模糊了，干部“四化”成了“文凭化”。“文凭”，是能人的象征，最后便顺理成章演变成“任人唯能”。“能”与“贤”一字之差，其内涵则是千差万别。

    从此，被人们唾弃了数十年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条又得以复活，仿佛科举时代又回来了。为了那张“文凭”，有的人考不上大学，便一届又一届复读下去，不“一举成名”誓不罢休！后来，“文凭”贬值，找个普通工作都有难度，便去挤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公考”快车，挤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能挤上的，才算得上真正的“能人”、“精英”！

为什么有那多人去挤？据我琢磨，他们的命运就在那一“挤”中可以奇迹般改变。前人有榜样的，有权就有钱，而且有权必滚雪球般有钱。虽然有些钱来得不甚干净，最后什么都会丢，还是有人想要。

    那么，要不干净的钱是不是都是贪污、腐败？也不尽然。贪污受贿的钱固然不干净，可有些钱时下叫做灰色收入，可以冠冕堂簧写在工资单上的。大部分过独木桥的人是冲着那包括灰色、合法、稳定、丰厚福利等去“挤”的；一部分人是冲着那地位捞更多钱才去“挤”。

我国近些年为何冒出那么多贪官、腐官、庸官？有人说，是改革开放把外界的腐风臭气放进来了，我不敢苟同。如果说腐风臭气是外界（具体说是资本主义世界）独有的，我们却没看到外界哪个国家一下子冒出中国这么多老虎、苍蝇！有人说，国情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生态不可能一模一样。这话倒说中了要害，我爱听。

    从国情看，中国人历来很穷，穷怕了，要改变穷的面貌，谁都向往。有位哲人说，人的个体生存史，国家、民族发展史，都要经历“为了温饱，为了舒适，为了荣誉和勋业”这三个阶段。中国走了几千年，才刚刚走完笫一阶段，有的个体走到了第二阶段，少数人到了第三阶段。发达国家多数人走完了第二阶段，向着笫三阶段走去。他们的竞选总统、议员、州市长，是把“为了荣誉和勋业”放在首位的。我们中国多数人的入仕，是把“为了舒适”即“升官发财”放在第一位的。国情不同，目的和结果就不一样。他们是发了财才去谋官，我们是谋了官才能发财。我们也讲理想信仰，有人则觉得理想太远，不够現实，得慢慢来，让杜甫老夫子的“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再吟唱若许年吧，让马克思的“解放全人类”的宏图慢慢实現吧！

    从文化背景看，“升官发财”、“唯有读书高”，国人老少都懂。我总觉得我们的革命先辈有点“儍”，他们抛头颅，洒鮮血，闹革命那么艰苦，供给制、津贴制，那么点微薄待遇都乐呵呵过来了，难道就是为了他们的“接班人”过上唯利自图的奢靡生活么？ 就是为了他们饱享荣华富贵让老百姓再在穷坑里挣扎下去么？显然不是。他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里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把这句话用在福利享受来说，应该是：无产阶级只有让所有的人过上幸福生活才有自己的幸福。中国从政的每个人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他们一部分人为什么要先让自己大富特富，富得冒油，还不想办法帮助那些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解释只是：那部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不肖信徒！

说到文化背景，我还记得先人有句“为官一任，富甲一方”的话，似乎与马克思的“解放全人类”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一方”与“全人类”有范围的不同，“富”与“解放”有经济”“政治”之别。其实，没有经济地位，不可能有真正的政治地位。不知有些人为何受不到该文化背景

的熏陶？实则我们多数人都受过这类文化熏陶，包括前面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请读者不要误会，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实则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熏陶，只是有些“精英”们入了仕，便得意忘形，把祖宗的教诲、入党时誓言丢到九天云外去了。有些英明政治家很懂得“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哲理，对于有才能的人，国家若不善待他们，高智能犯罪就会从这群人中发酵。聪明人若对社会有抱怨，其号召力便势不可挡。于是乎，有人就建议“高薪养廉”。中国政府釆纳该建议与否，我不曾考究，只知道我们的公务员（包括贪官、腐官）比普通民众的日子过得好多了。该配车的配了，该加工资、发津贴的加了、发了，该搞双轨制的搞了，该公款消费、公车私用、公费旅游都满足了，可仍有人感到不滿足，廉不起来。

    清末有个命官俗名叫唐癞子，官名叫唐元甫，湖南东安人，出身放牛娃，因桀骜不训，被父沉塘。逃生后从军当了伙头军。又因骁勇，累建奇功，被朝庭看中，官至光禄大夫、两广提督。有一童年好友求他谋点差事，他叫童友去坐镇一个叫三江口的地方，凡来往船只锯桅杆三尺。船家送重金求免锯，他不违唐大人之命，照锯不误，且常以锯了多少桅杆向唐大人邀功请偿。唐大人骂一声“饭桶”，才把他骂醒。从此，不再锯桅杆，却财源滾滾而来。

    这是个传说故事，未入典籍，不能算“文化背景”。可我们有些官员无师自通，深谙此道。想要不光彩的钱，自已不好出面，只好令亲朋好友出面，巧立名目，让财神爷不请自来。比如说，我们的公安交警，处理了一起交通事故后，车辆要维修好才能上路，便要求到指定的修理厂维修，而那修理厂往往要比其他修理厂的维修费髙出一倍甚至两倍，你想选个价格便宜点的修理厂去修，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那维修厂是“唐大人的童友”办的，多赚了的一两倍维修费归谁享用，就用不着我说穿了。这种搞法各行各业都有，像瘟疫般被蔓延开来。如此，便出現了一个新名词叫做“裙带经济”或“关系经济”。其实，这种搞法只算“小打小闹”，或叫做“试水”。试什么水？试“摸着石头过河”的水，看会不会被水淹死。后来发现，不会被水淹死，胆子便大了，觉得“小打小闹”不过瘾，一些手中有大一点权力的人，便从大处着眼，打起了国家财政的主意。那时节，正大搞建设，铁路、公路、电讯、房地产开发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都要国家成千上亿的投入，都要经有关权力部门发包给建筑单位，谁能拿到一个项目，就会一夜暴富。于是乎“裙带经济”和“关系经济”在这些领域便发展到了极致。没有握有项目大权的清水衙门怎么办？他们当然不甘落后。没有财权还有管人的权，你想当大官，不用我教吧，“有钱能叫鬼推磨`”总听说过吧？自己看着办！没有财权也没有人权的小萝卜头他们也有一招，叫做“雁过拔毛”。别看一根毛不起眼。国家每年投入民生工程的钱可不能小看噢，征地拆迁、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新农村建设、扶贫救灾，哪一笔线不经过他们的手？拔一根雁毛积少成多，总比那些“面对黄土背朝天”的人会先过上小康生活吧！如此一来，“百年魔鬼舞蹁跹”的贪腐盛况便出现了。

    我们做了那么多的“顽強”努力，还是没养出廉政来，却养出了一个特权阶层！某孤陋寡闻， 曾对“高薪养廉”举过双手，那是因为有些国家用高薪养出了廉政。在我国只听说一时给教师加工资，一时给科技人员加工资，一时给部队官兵加工资，一时给公务员加工资，以为社会主义中国不可能有特权阶层，人民政府不会偏袒哪个群体。直到近些年，有媒体管了点闲事，把有些公务员实发工资爆了点光，才大吃一惊！原来有的省部级官员工资比国家高层领导人的工资还高，少则八九千，多则几万，比已故开国领袖的工资高出数十倍。他们的工资和各类津贴之比，多般在一比三、四以上，有些单位就差没有“卫生纸”津补贴了。我们普通工薪阶层人的工资和福利津贴的构成，最多不过一比零点几。这一对照，“特权”则露了端倪，“特权阶层”的存在令我叹服了。有些地方的随意财权比中央还大，津贴想发多少就发多少！怪不得早先有人申请公布“表哥”楊达才的工资遭到拒绝，原来工资还有这么多见不得阳光的秘密！

    現在我们可以对这个特权阶层下定义了:这个阶层除了其成员由特殊人(文化人)组成，有各自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以外，还有经济特权(多占多要)，有政治特权(做错了事有人担当)，有隐私特权(包二奶养情妇，甚至养的场所都有人提供，养的费用有专人埋单)，还有公车私用、想出国就出国的特权，还有帮亲朋好友子女先奔小康的特权，还有截留救急款、扶贫款、救災款为个人或小团体占用的特权，还有制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特权，还有入仕以后终身做官的特权，还有，还有……很多很多！

    我以为特权阶层不仅是产生腐败的温床，而且也是制造贫富悬殊的祸首。前面说过，特权阶层的存在，伴生了“裙带经济”、“关系经济”，一些与体制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他们没有特权，却享受特权，那些一夜暴富的人，包括权人的情妇、亲属、朋友、同学、战友、随从以及保护伞下的黑社会成员等，称为准特权阶层，谓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狭义说，特权阶层是指官僚阶层中握有实权的一部分人，从广义来说，还包括准特权阶层、另加一个特殊阶层。特殊阶层是指那些由政府捧起来，或者说“造星运动”造出来的各类“明星"，这个特殊阶层的吸金乱象，若让普通劳动者了解底细，可以达到咬牙切齿的程度。据有人推算，某些大牌明星在综艺节目中的出场费达到每秒钟1000元之巨，最高可达到每场3000万元，是普通工薪阶层包括基层公务员、工人和农大哥一辈子也难挣到的。同样拍电视剧，同一级别的明星，在中国每集片酬100万，在韩国每集只有6万，这些特权是谁给的？中国的工人、农民如果也有处置自己劳动果食的特权，粮食每斤1000元，衣服每套10000元，明星再会吸金，也会饿死冷死！这个饱食终日、捞金乱象丛生的阶层是怎样形成的，本人没详尽考究。只听说，他们信口开河成倍成倍的抬价吸金，就是提挈纲领的导演也奈何不了，只好尽其把制片成本肆意呑占，让产品粗制滥造下去，然后转嫁给观众。这三个阶层占有的财富已经把全国人民几十年创造积累的财富佔有了大部分。在福布斯全球财富排行榜上，全球1亿美元以上的富豪1426位，中国佔300位，占全球富豪总数的21%，位居全球第一。根据2015胡润财富排行榜前103位中中国就有14位，这14位的财富总合为1713亿。这笔数相当于2014年我国全年财政收入140350亿的1.933%。按现有脱贫标准，每年人圴收入2300元，按未脱贫人口7000万计，全部脱贫，只需1610亿，只相当14位上榜富豪的财产。如果发展机会均等的话，中国早就建成了小康社会。当然，这个例子并不能说上了胡润富豪榜的人都是前述三个阶层的人，但也不能一概排除。中国上亿资产的人大多数在这三个阶层，应无疑义。一些上亿资产还没上福布斯、胡润富豪榜的，特殊阶层的明星占多数。因为有这三个阶层相互依存，才出现中国国民财富髙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而造成中国极端的贫富悬殊、基尼系数超警戒的严峻现实。如此下去，用不了多久，三个阶层必将出现财富联盟，造成一批批财富寡头。这些财富寡头必将渗透到政权领域，导致寡头政治，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垮蹋。习定平总书记所说的有亡党亡国危险的警示并非危言耸听。

    前面所说广义的特权阶层，其总的表现是：他们拥有的权力是普通人没有、不能有或不敢有的权力，这种特权的核心表现是地方或部门各自为政、人自为政，削弱了中央的权威，也扭曲了党的形象。特权不解体，国家的大政方针就难贯彻到“底”！怎样使特权阶层解体？首先得取消那些最刺眼的经济待遇特权，与全国人民苦乐同享，这一点现在正在做，已得到老百姓的高度认同，证明我们的党不允许有特权阶层存在，党的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方针以及把制度关进笼子里，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干部能上能下，制定权力清单等制度措施都是为了清除特权阶层赖以存在的土壤。对公务员的招聘任用最好象企业用工一样实行合同制，有双向辞工辞退规则。工作不力，有劣迹又够不上开除或治罪的，可以随时解聘辞退，让那些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仁人都留下，一心一意，不受干扰地为国家和人民办成好事。要像旅客列车一样，每一站都有人上下，不要使其变成专列，上了车就坐到终点，借以消除人们头脑里存在“特权阶层”的质疑。具体说，先得解决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退”的问题。再也不能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以“关怀和爱护干部”为借口，内部批评几句，调往异地做官了事。那样做，看似爱护干部，实则是纵容，牺牲党和政府形象的纵容。许多贪官边升边腐，带病升迁的教训难道不深刻！要造成一种“也有辞官不做，也有连夜赶科”的生动活泼的“吐故纳新”的有活力的政治局面和政治生态。这一工作有难度，难就难在“防微杜渐”。人的政治品质不是通过考试、面试、查档案、能考核得出来的。有的人在没有权位时，是关在笼中的“中山狼"，老老实实，服服贴贴，什么歌功颂德的话都会说。一但有了权位，尤其是较高权位，便“得志更猖狂”。这种人在没有权位时要设法发现他的“野心”，那才是“社稷甚幸”哩！

    我挺欣赏汉武帝的“举孝廉”，官员的政治品质往往在家庭和日常生活交往中找到蛛丝蚂迹。我们祖先不是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吗？没有修身养性治理小家的能力，哪能担负治国平天下的重任！我们有些官员在家庭，动辄暴力，用家长特权对待家人，不孝敬父母、虐待遗弃家人；在外拈花惹草，邻里不睦；在单位性格暴燥、办事不负责任、庸懒怠奢、行政司法不作为等等，都是考察政治品质的内容。湘西有个县委组织部，尝试出台了一个培养新党员先要通过所在地群众评议的办法，没有劣迹的人，群众才会通过。这个办法值得推广，培养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从源头抓起，从道德层面入手。一个没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再有才能和工作能力都不可能成为人民爱戴、永远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好公仆。巴西有个电视连续剧叫《石人圈》，剧中的主人公已被作为首席大法官提名，证明他是很有才干的法官，后来发现他有家庭冷暴力倾向，最终被取消了首席大法官提名。西方“民主”国家，总统有桃色丑闻都会遭到弹劾，他们把道德品质视为政治品质的做法，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那么不谋而合。不是有个口号叫做用德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吗？只要核心价值观在公务员队伍里落地生根了，特权阶层便自然解体了，只要全面依法治国不再用于治腐治贪治庸治懒，政治清明的时代便到来了。

    谁来管这一揽子事？当然是组织部门。组织部门要考察一个干部，要有提纲交群众问卷调查，这样调查立卷才是真正对干部的爱护。组织部门没管到的事，便是党委一把手和纪检监察部门的事。

    我以为现在正在执行的巡視组制度，是个好制度，要使其常态化。不仅对党内巡视，政府监察部门也要对下巡视，包括执政党以外的行政管理人员也要用政纪去监督巡视。给巡视组一把“尚方宝剑”，对群众身边发生的问题可以就地处置。要像宪兵似的，不管官级多大，该管的事都有权管。就像列宁在斯莫尔尼宫遭到卫兵要求出示证件一样，任何人都没有特权。先前同级监督体内循环的弊端，早被党的髙层看准，上级纪委和组织部门对下级党委，尤其是一把手监督已形成了制度。而今的主要任务是釆取什么有力措施和办法能监督到位，使任何人不再有“任性”的特权，使中国的特权阶层悄然匿迹。

    而今，国家正在对形成特权阶层的制度大动手术，不该配的公车封存或拍卖了，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公车私用、权力寻租的路堵死了，灰色收入砍掉了，医保、养老并轨了，把那些灰色收入、津补贴固定并公开化了。只要把公务员群体的利益和其他工薪群体，包括农民工放在平等主体上统筹考虑，中国特权阶层的灭失，便指日可达！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制定了许许多多周到无隙的制度，要把这些制度变成制约不收敛人的利器，还不容太乐观。我们的反腐败是下过“刮骨疗伤”的努力，也有力回击了国际上有些人把我国的反腐败斗争歪曲为权力斗争的谬论。但反腐败不等于反特权，我们不断地出台各种新政，有反特权的性质，制度上我们可以对权力给以限制，但人们头脑里的特权思想能亲易清除吗？“学而仕则优”、“仕而权则优”的特权思想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还会长久存在。我们要瓦解特权阶层，首先要对特权阶层形成的渊源有着清醒的认识。因为特权阶层的形成有诸多历史的原因，主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定的只符合当时的政策，不能替代形势发生了变化后的政策。比如“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了成功经验，一些人也摸出了贪腐路径。又比如，我

们曾经有过培养“接班人”和“梯队建设”的周宻部署，既培养和选拔出几届的英明领导集体，也“培养”了林彪`、王洪文、周永康、徐才厚等一批批败类。无产阶级接班人只能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涌现，不能靠“钦定”解决。十八届中委和候补委中也藏有大老虎就是明证。“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初衷是英明、正确的，目的是让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全民致富。事实怎样？先富的越来越富，富得只往世界顶级富豪榜上爬，未富的越来越穷。失误在何处？在于我们没有及时制定周宻的政策，让先富的人为未脱贫那部分人尽点帮助致富的义务。富豪中也出现了不少慈善家，抗震救灾扶助贫困学子有他们的身影，但多数人只慷慨其财富的九牛一毛，多般图在慈善榜留个好名声。还有不少“土豪”，有线就任性。有的把人民币糊在墙壁上显阔，有的把黄金铺路，践踏国家货币尊严。更甚者，拿钱雇凶手杀人，或用钱“摆平”各种违法犯罪事端。土豪多、富豪多是好事，民富国家才強盛。可惜我们的财富一但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就有可能导致亡党亡国！那些被实践证明是失误的制度，还会逞惰性在人们的头脑里广为存在。一但我们稍有放松，特权思想就会以新的面目转化为特权行动。正视过去政策的某些失误，才是今后不失误或少失误的最佳良策。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这是清除腐败存量，控制腐败增量`、消除各种社会弊端的万能钥匙。

    随着反腐败的深入、制度笼子的扎牢，准特权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瓦解，但是，特殊阶层却难以自行消失。他们获得了巨额财富，看似合法，对他们财产来源的合法性要一一进行清理。国家理所当然不能采用削富济贫的办法拉近贫富差距。但是，必须把那些靠诚实劳动或靠智慧致富的人和靠与特权阶层有千丝万缕联系获得财产的人区别开来；把一般的灰色收入与非法收入区别开来；把领导干部多占多要与普通公务员的财富区别开来；把合理且丰厚的报酬与钻法律空子投机、暴利敛财区别开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不应该是自由泛滥的经济，应该有社会主义多劳多得的元素。影视明星也是劳动者，与科学家、文学家、国家主政一方的领导人的劳动相比较，谁对社会贡献大？诺伯尔奖获得者，是一辈子辛勤劳动的结果，其奖金才几百万，还不如一线明星出演一部电视剧的片酬。国家对影视歌坛从业者的报酬应出台一个允许在合理区间的规定。另一方面国家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还要制定一些宽松政策，撬动民间闲散资本，着力打造一大批中产阶级。我们的政策都要在这方面发力，从而通过各种合力，把基尼系数降到合理区间，确保2020年顺利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任务还很艰巨。达不到这两个“全面”，就达不到全面深化改革，就会延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O一五年十二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