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群体对性骚扰的敏感度,肯定是不同的。在包贝尔的婚礼上,伴郎们选择拿柳岩“下手”,可能也和这种预判有关。
包贝尔婚礼伴郎伴娘风波,发展至今,或许可以算是“性骚扰”话语舶来中国后,引发最大撕裂的一次。既往的案例孰是孰非大体一目了然,所以通常不会导致这么鲜明的壁垒对峙。这一次的问题出在哪?
此事的复杂性首先在于闹婚的习俗。保守主义者通常强调习俗的正当性,但女权主义者则会跳过“传统”这一路障,直接以现代观念衡量相应的闹婚习俗是否侵犯了女性权利,如果答案是肯定,则此为“陋习”,断不能因其有传统路径而免于被批判。抵制“陋习”自然有其道理,尤其部分地区闹婚中甚至有猥亵、性侵的事故发生,需要法律介入。但并不能因此将婚礼中超越平日尺度的一些游戏环节,全盘抵制。通常,当事人对此有一定的接受度,它构成婚礼喜庆的一部分。
回到包贝尔婚礼现场,穿着低胸礼服的柳岩被几个伴郎抬起,嬉闹着要扔进水中。这个闹婚的尺度,是不是构成“性骚扰”?支持者认为,拉抬的过程中,低胸的柳岩很容易走光,更何况入水之后。柳岩尖叫即证明此行为带有强迫性。坦白说,这种说法很难说服我。如果伴郎们不顾柳岩尖叫和贾玲阻拦,仍将柳岩扔下水,此议题的讨论价值或许大一点。柳岩的尖叫和贾玲的救驾,事实上在这个未伤大雅的闹婚环节中,都可以看作是游戏的一部分,尤其是,这个调戏的过程发生在开放尺度比较大的娱乐圈的婚礼上。
不同群体对性骚扰的敏感度,肯定是不同的。以某某圈做划分,自然是政治不正确的,在这里只是出于言说的方便。和不同的人开什么样的玩笑,一般朋友间会有相应的分寸,譬如我可能会恭维一个衣着大胆的女孩“性感”,但对明显保守且年长的女性,我就会谨慎措辞。在包贝尔的婚礼上,伴郎们选择拿柳岩下手,可能也和这种预判有关。
这样的预判,也要看做预判者移情能力的高下。那些认为柳岩受到性骚扰的人其实也在移情,她们将自己置换为柳岩,觉得不能接受这种“调戏”。这其实是比较low的移情,它否决了个体差异。事实上,现代社会保守女性与开放女性间的差异,可能比其与古时被立贞节牌坊的女性的差异还大。符合实际的移情,不是简单将当事人置换为自己,而是真正理解当事人所在的场景和她的内心尺度。
最终的判断,当然来自柳岩。现有的证据显示,柳岩工作室在当天下午多次发布通稿,向媒体讲述险些落水的经历,并称“场面热闹非凡”,“逗得全场大笑”。很显然,柳岩并没有觉得自己被羞辱或性骚扰了,她将其视为一个可以增加自身谈资的娱乐八卦,主动予以传播。后来的道歉,也只有在这个理路上推导,才不会跑偏。在某种意义上,恰恰是那些力挺柳岩者是在性骚扰她。
普通网友就此案厮杀的厉害,不乏认为柳岩并未被性骚扰者。但意见领袖中,却更多倾向认为柳岩受到严重性骚扰。这或许类似佛教所谓的“所知障”?理论束缚了他们移情的能力。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