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结婚，全家举债？部分农村婚姻失衡调查

微言网编辑部

部分农村婚姻失衡调查（上）

高成本化：一人结婚，全家举债

半月谈记者 武江民

近年来，高价彩礼问题频频引发关注。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一些农村地区包含彩礼在内的婚姻综合成本上涨，有男方为结婚花百万。彩礼在内的婚俗成本飙升，不但违背了礼俗本义，物化了人格与爱情，而且加剧了婚姻焦虑，引发“恐婚”“不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既怕儿子不结婚，又怕结婚娶不起

32岁的刘辉（化名）因为彩礼“没谈拢”去年刚告别一段感情。在辽宁沈阳市长白劳务市场，穿一身迷彩服的刘辉掰着手指给半月谈记者算账：彩礼15万元，县里的房子和车首付还得30万元，女方还想和他一起置办个铺面，这对他来说实在有些困难。

在刘辉的家乡辽宁鞍山市台安县，10年间结婚彩礼从5万至8万元涨到了15万元左右。刘辉说，现在村里娶媳妇的标配是一套房子、一辆车还有四金（金戒指、金耳环、金手链、金项链）。“有人家为娶媳妇欠了饥荒，一人结婚，全家举债。”刘辉说。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历时一年，调研全国14省份33个县的一手案例发现，全国彩礼出现了持续十余年的上涨，2021年彩礼平均数约为14万元。

狂飙的彩礼只是农村结婚成本的其中一项。除彩礼外，一些地区的男方家庭还需面对约5～10项的婚俗支出。在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除彩礼18.8万元外，还需支付改口费、盖头费、三金、酒席、拍婚纱照等。如果加上城区的房子和汽车，一些男方家庭婚姻成本往往超过百万元。

课题组研究员、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说，在一些地区，还出现男方家庭越穷负担越重的现象。一些女方家庭看到男方家庭条件不好，会要求更高的彩礼，作为婚后夫妻经营生活的成本，以此保持婚姻的稳定性。

结婚高成本给不少普通农村家庭带来压力。在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三合村，产业少土地贫瘠，人均年收入在1.5万元上下。54岁的陈大姐养了10余头猪还磨豆腐，一年收入3万多元。“能挣一点是一点，儿子也快奔30了，现在既怕儿子不结婚，又怕结婚娶不起。”陈大姐说。

高彩礼形成的三大原因

城镇化、攀比心理、男女比例失衡，是高彩礼形成的三大原因。伴随着县域城镇化的持续推进，社会心理的复杂化、部分地区男女比例失衡加剧，治理高彩礼的难度也在加大。

调研组发现，在迅速城镇化过程中，新一代农村青年生活预期普遍在城市而非乡村，依靠父代托举进城的新建小家庭，想要过上体面的城市生活，一个最为快捷的方法，就是通过索要足额彩礼“一步到位”。

与此同时，高彩礼也是许多女性家庭防止婚姻出现危机的一种预防措施。出生在河南某县的小凯告诉半月谈记者，原本女方不要彩礼，临结婚前又提出增加20万元的彩礼，“因为我家全款在郑州买房未加女方名字，她的父母怕女儿吃亏”。

在江西、福建、浙江和江苏等地区的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年轻女性资源大幅度向发达地区聚集，村子里剩下一批光棍，也导致彩礼水涨船高。

东北地区一个村支书告诉半月谈记者，留在村子里的10余个年轻男性一半是光棍，平时几乎见不着适龄女孩。在江西省鹰潭市，2021年一位出价28.8万元彩礼的男性被另一位出价38.8万元彩礼的男性截胡，最终相亲失败。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齐心说，彩礼是在多种因素长期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社会习俗，很难通过单一政策改变。许多农民一面苦于高价彩礼的沉重负担，另一面又乐于遵循传统，把索要或给付彩礼当成一种人生任务。

治理办法还需进一步丰富

当前多地将彩礼整治纳入村规民约并广泛推广，但取得实效尚需时日。辽宁省昌图县河信子村党支部书记赵国友说，许多家庭的彩礼是私下商议，村委会很难掌握，即便了解也很难有合适的身份去干预，只能进行宣传和引导。

近年来，一些地方尝试给彩礼设置红线，比如山东巨野县出台文件移风易俗，提倡彩礼不超6万元。受访基层干部告诉半月谈记者，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彩礼攀比的风气。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婚俗名目繁多，一些农民即便遵守政府制定的彩礼金额，也可能通过增加改口费等婚俗索要金钱，婚姻综合成本并没有降低。

高价彩礼屡屡触动社会神经，折射出社会的婚姻成本焦虑。要想遏制不断上涨的婚俗成本，治理办法还需进一步丰富。

“关于彩礼的新风尚，各地舆论宣传引导效果不够理想。”齐心说，一提到彩礼，许多家庭常常避而不谈。应该加大对低彩礼、无彩礼地区婚俗文化的宣传推广力度，并适时开展全国性的婚俗新风宣教活动，集中力量在全社会形成强大舆论氛围。

长期在农村解决矛盾纠纷的赵国友告诉半月谈记者，高彩礼常常给婚后家庭矛盾埋下隐患，许多家庭在离婚时因为彩礼问题闹上法庭。赵国友建议多宣传这种反面案例，提供负面警示。

王德福表示，当前遏制高价彩礼的政策还是呈点状分布，应该将一些地区良好的政策和经验进行总结，因地制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些重点省份还应该专项开展高价彩礼整治等省域婚俗改革工作，将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纳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镇的负面清单，增强各级党委政府治理责任，形成多层次跨区域的协同治理网络。

部分农村婚姻失衡调查（下）

低保鲜率：一言不合，说离就离

半月谈记者 马晓媛 武江民

与结婚时水涨船高的彩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农村婚姻的“保鲜率”越来越低：在一些农村地区，夫妻离婚从“丢人现眼”到“见惯不怪”，离婚群体也呈现年轻化趋势。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承担着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等重要功能，家庭的破碎往往带来多重危害。

从“丢人败兴”到“不稀奇”

在辽宁本溪满族自治县三合村，村民张大姐告诉半月谈记者，村子里10对结婚有一半都离婚了，离婚的原因五花八门。

“以前离婚，人们觉得丢人败兴，现在不稀奇了。”中部某省一农业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一位负责人说。半月谈记者在农村地区走访发现，过去许多老人聊天时不愿谈及家中亲朋子女离婚，如今不再避讳，“离婚”甚至成为不少人春节聚会闲聊的热门话题。

辽宁省台安县是一个拥有30万人口的小城。在台安县民政中心“知心大姐”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室，仅今年3月，就已调解了160余对闹离婚的夫妻。调解员王钼说，现在离婚夫妻数量逐渐增加，工作日平均要调解8对夫妻左右。

吕梁山区某县民政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受离婚冷静期和疫情影响，从2020年到2022年，该县离婚登记数从954对降至604对，2023年又回升至836对。离婚登记数快速回升的同时，该县结婚登记数持续疲软，2023年仅为3335对，与2022年基本持平。

半月谈记者采访多地民政部门了解到，当前农村离婚群体年轻化趋势明显。某县民政局婚姻登记股股长张强（化名）告诉半月谈记者，过去来离婚的多是四五十岁，现在多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25岁～35岁的大约可以占到离婚人群的六七成。

受访人士表示，现在年轻人冲动离婚不少。“离婚的原因大多简单直接。一次异性转账、不打扫家务都有可能引发离婚。”王钼说。张强认为，现在年轻人个性强，成家后有了矛盾谁也不让谁，再加上如今不认为离婚是个啥事，“一言不合，说离就离”。

中部某县法院民事庭负责人说，在离婚案件中，有一半涉及婚外情，其中网络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各种社交软件、“找附近”“摇一摇”等功能，给出轨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手机上的出轨痕迹更易被发现，往往成为离婚的导火索。

单亲留守儿童最受伤

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承担着重要功能，家庭的破碎往往带来多重危害。

——单亲留守儿童成长受困。多地受访者表示，夫妻离异，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孩子。不少农村年轻夫妻离婚后，一方出走，一方外出打工或再娶，年幼的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照顾，其身心成长相较于正常家庭儿童，往往面临更大的困境。

长期参与农村支教的马莹告诉半月谈记者，她在河南省汝州市一个农村进行暑期支教，所教班上20多个孩子中超1/3来自离异家庭。“这些孩子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心理健康问题。”

半月谈记者还注意到，单亲留守儿童出现不良行为和被侵害的比例更高。受访对象介绍，当地一群家庭失管青少年集结成团伙，以夜间钻入商铺、挨个拉车门等方式实施盗窃，屡屡犯案，让公安部门十分头疼。

——家庭经济负担加重。当前农村结婚负担较重，即便是再婚，彩礼也需要七八万元，原本已经倾尽全力为儿子成家的父母，不得不在抚养孙辈的同时，再度承担起为儿子成家的重担。

在北方某山区县，一位村支书告诉半月谈记者，现在一些老人“管了儿子又要管孙子”。村里一位70岁的老人，儿子离婚后再娶又生了一个，之前结婚留下的大孙子一直是老人管，现在这个孙子也20了，老人在种地之余还四处打零工，就为了给孙子成家多攒点钱。

——极端事件风险升高。基层法院一位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近些年压力最大的就是防止离婚案件“民转刑”。之前发生过一起夫妻闹离婚，男方冲动之下开车撞人，造成人员身亡。

强化保护家庭的“第一道防线”

基层法院受访者表示，近年来离婚案件增加，暴露出的最大问题是前期预防不足，农村社区对家庭的介入乏力，等到矛盾激化了就“法院见”。“以前村里有村委会干部、妇女主任上门调解，大家也愿意听，比来法院效果好，深话浅话都能说。现在没有人做调解的工作，一闹架就让去法院，其实第一道防线上解决是最好的。”

一位县妇联主席说，现在妇联队伍是“队伍庞大、力量薄弱”，许多基层妇联干部身上兼着各种工作，能用在妇女家庭工作上的精力有限；同时，不少基层妇联干部比较年轻，在调解家庭矛盾方面能力不足、意愿不强，发挥的作用有限。

多位基层民政干部表示，一些夫妻在离婚时推卸养育孩子责任，一些人甚至表示“孩子跟谁生不是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年轻人在婚姻家庭方面的责任感欠缺。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德福等专家建议，持续加强婚前教育和婚姻指导，提高农村年轻夫妻的婚姻责任感和建造维护幸福家庭的能力。此外，进一步完善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注重发挥群众自治组织、乡镇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乡贤”的作用，妥善处理夫妻矛盾，促进家庭和睦。

针对单亲留守儿童的成长困境，相关部门应落实好帮扶保障政策，积极探索介入帮助的方式方法，尽可能减少父母缺失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些地区发动志愿者、爱心人士结对帮扶困境儿童，以“一对一”形式常态化开展亲情电话、功课辅导、心理疏导等活动，取得积极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