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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2015年底前使大病保险覆盖所有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对参保大病患者需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给予保障，今年支付比例达到50%以上，今后还要逐步提高，有效减轻大病患者就医负担。与现有的医保体系不同，大病医保将引入商业保险公司承保。 实际上，这种大病医保模式，已经在一群热心人的推动下在某些地区实行三年了。三年前，著名公益人邓飞，在免费午餐的活动中发现，即使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或城镇社会保险的儿童，在当地定点医院治疗过程中，也最多只能报销7万元。这个钱，对于一般疾病，已经足够，但对于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重大疾病，远远不够。贫困家庭的孩子，一旦患上这些病，就基本等于死亡。
针对现有保障制度的缺陷，邓飞等公益人士设计出“大病医保”模式———通过公募基金会向社会爱心人士和企业筹资，为试点地区儿童进行免费的商业医疗保险，联合家庭、政府、社会保险和社会慈善救助基金，在政府保障投入之外，用大病医疗保险，使用保险杠杆放大覆盖面，帮助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获得免费医疗，让他们不会因为无钱治疗导致伤残或死亡。
大病医保为乡村儿童免费提供一份保费为每年50元的商业医疗保险，参与此项目试点的儿童患病，当家长自付医疗费用超过5000元时，就由该项目实行不受医疗地域限制的报销，相关费用在10万元以下时，由商业保险报销的比例为90%；超过10万元后，报销比例则为100%。保险报销的最高额度为20万元。目前，大病医保筹措3000多万资金，为中国7个县24万余孩子购买保险61万人次，帮助数千个孩子获得了医疗资金的支持。
这个制度的优点在于，它联合了地方医保体系与商业保险，地方医保体系负责统计、识别、初选，保险公司负责大病资金的报销、医疗方案的监控。
引入商业保险的做法一度引起争议。很多人认为,只要筹措了资金，有孩子生病了，直接救助即可，通过引入保险公司实施大病免费的方式，凭空多了一个获得利润的商业公司，是一种浪费。这种观念，看起来有道理，但却远离真实生活。
慈善并不是捐了钱就完了，要有专人参与、操作很多琐碎的事情，会消耗项目人员很大的精力。通过大病保险的形式，这部分工作全部转移了保险公司，不但可提高效率和专业性，而且项目主导人也可从繁琐的具体工作中解脱，专心从事整个项目的制度设计、协调、筹资、公关、游说等工作。
其次，在慈善过程中，会发生全职人员的工资、出差费用、行政费用，对保险公司已经成熟的行政与业务体系来说，多承担的这一部分工作增加的成本很小，所以，引入保险公司的方式，实际上可以节约这一部分成本。
第三，引入保险公司的方式，还能起到避免公众不信任的作用。每个孩子一年75元，在医保之外，获得最高20万的医疗保险，全程由保险公司参与，没有了琐碎的各种行政费用，账目清楚。联想到此前国内多次公益活动最后的一地鸡毛，不难发现这种模式，可以很好的避免参与者被无端质疑。
实际上，通过和地方医保体系的合作，还能实际减少项目支出；而和保险公司合作，可利用保险公司成熟的管理体系为项目夯实财务信誉的基础，这本质上是保险公司让渡了一部分信誉给“大病医保基金”项目。
当然，保险公司在项目中也会获得利益，但是它能让项目更健康、更高效、更具有公信力，保险公司的利润是值得的。而且，保费精算合理，能够确保保险公司在微利或低利下运行，很可能这种制度节约的成本远大过保险公司的利润。
之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认为社会不应该过分渲染贫困大学生，为他们捐款。俗话说“救急不救穷”。大学生虽然穷，但有国家的制度化保障，其知识、能力、甚至在读书时候兼职挣钱的能力，都超过了一般中国人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大学生有未来，有预期，有时间，虽然穷，但并不急。相比大学生，贫困家庭的儿童，一旦患病，哪怕这种病是可治愈的，但没有钱，就会很快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如果要在善行之间做个轻重缓急的比较的话，那么针对贫困儿童的大病救助、免费，可谓最急迫之善行。
7月24日，恰好是大病医保三周年纪念日，一项社会民间自发的公益活动，在三年之后，变为政府的模式，这或许可看作是民间组织的首创与创新，得到政策层面的认可与采纳。抛开大病医保本身，在更高的层面上看，这意味着，尊重民间的活力与首创精神，有助于解决中国社会在转型期中的各种问题。文/刘远举 | 
发表于 2015-7-25 09: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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