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谈市场和政府，不能忘了“人民”

杨家将

   制度迷信要不得

　　而今不少人在讨论中国经济时，高谈阔论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好像两者间真有个抽象、绝对“正确”的界限。所谓“成熟的市场”和“成熟的法治”成了衡量现代社会的普世标准。这种制度决定论，与信仰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南辕北辙。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制度由生产和生活方式塑造，而历史唯心主义认为制度塑造生产和生活方式。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成熟的制度，“普适”模式根本就是乌托邦。美国人是否违法与其说由法律决定，不如说由陪审团和律师的价格决定。香港和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号称最“成熟”。但香港有40%的居民不生活在住房市场下，新加坡几乎没有住房市场。

　　各国条件不同，面临的情况不同，干预市场的方式也就不同。制度没有绝对的好坏或生熟，关键在是否适合本国变动中的具体条件。

　　百姓的诉求随时代而变

　　在中国谈论市场和政府，不能忘了“人民”这第三方。市场要服务于人民，政府也要服务于人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是满足人民不断变化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老百姓要什么，民心在哪里，是党需要充分讨论的问题。苏式社会主义要求耕地国有，西式资本主义要求耕地自由买卖集中。“打土豪，分田地”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不是。但那是实事求是，是那个时代中国百姓的民心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政治纲领。百姓要什么随时代而变，但“得民心者得天下”亘古不变。党因为实事求是，与人民在一起，才有了强大生命力。在党第4个30年的开端，我们需要同以往一样，与人民在一起，总结以往30年的历史教训，继往开来。

　　30多年前，百姓对计划经济的弊端不满，要求打破“铁饭碗”，要求竞争、开放，要求创建医疗和教育市场。30多年后，百姓的诉求变了，重新珍视“铁饭碗”，迫切希望教育和医疗均等化，迫切希望有养老保障，希望去政府办事不被胥吏刁难。

　　没有普遍的健康和教育就没有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二战后西方国家由于面临社会主义阵营的竞争，也由于人民组织起来，迫使政府建立了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养老体系，使得养小送老越来越轻松，体育文艺活动越来越发达，全民素质越来越高。这不是资本主义的成功，是社会主义元素的扩张，也是发达国家人均收入远超欠发达国家的基本原因。在我国，因为从打破极端平等走向信任市场，就有了所谓“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缺乏均等化的教育、医疗、养老，缺乏基础设施，社会差距拉大，才是欠发达国家陷入拉美化或中等收入陷阱的主因。

　　社会主义不是空话

　　社会主义怎么变成了市场和政府有钱没钱的问题？社会主义就是社会至上，而非资本至上。建国初期，政府严重缺乏资金，但把人民组织了起来，一夜间我们有了清理百年龙须沟的奇迹，有了村村办起小学的奇迹，有了人均寿命提升20多年的奇迹。组织起来，富帮穷，青壮年帮老年，没病的帮有病的，有知识的帮没知识的，就是我们百姓理解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党与群众在一起，把人民组织起来。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以至诚感动了群众，把个人和群众组织起来变成了人民，挪走了旧中国的“三座大山”。群众没有组织就没有人民，没有人民就没有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搞建设同样需要把人民组织起来。

　　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科层体系能单独治国，都需要群众组织起来自治，需要扁平化的社会组织。原因有二。第一，没有任何政府有财力雇足够人手过问百姓间的“小事”，那必然会拖垮财政。第二，清官难断家务事，政府是分门别类依法治国办“大事”的机构。法律管“大事”，百姓的“小事”由百姓依照“习惯”管。而今人民没有居住和工作的社区自组织了，社区组织变成了科层体系的一部分。当人民变回了群众，没了公共生活，没有了日常生活中的公正，也就没了公德。居然还有人食洋不化，空谈让政府去“培育”西方阶级和政党的基层组织“市民会社”(常误译为“市民社会”)。

　　抗战时，毛泽东给抗大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后人总结为“延安道路”，即延安抗战胜过西安抗战的原因。北京今天要胜过华盛顿，还得继承和依靠这延安道路。我们领导经济，不能去追求乌托邦教条，而要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与人民在一起艰苦朴素，要灵活机动地调整战略战术以满足我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