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我卡”未必能扶得起倒地的老人

帝国良民

6月11日，哈市道里区爱建街道党工委工作人员为百名老人佩戴“扶我卡”，他们再也不用为出门跌倒没人扶犯愁了。“扶我卡”长11厘米，宽8厘米，卡的正面有老人的照片、出生年份、病史及老人的声明；卡的背面有老人亲属联系电话、居住地和救护电话。卡的正面还有4个大字“请您扶我”，从法律角度讲，这4个字就是佩卡老人向搀扶的路人发出的邀请，出了问题与扶者无关。（北方新报6月13日）

　　毋庸置疑，当地街道办事处为百名老人佩戴“扶我卡”确实是一种负责任的有所作为方式，至少彰显出了对辖区内老人出行的安全之关怀。但恕我直言，文章所谓“他们再也不用为出门跌倒没人扶犯愁了”的结论似乎言之过早，稍加判断就知道，“扶我卡”的佩戴更大意义上并非直接涉及到扶不扶老人或能不能扶起老人的社会问题，而只是一个身份信息卡。其实类似给老人随身佩戴身份信息卡的行为，平时就有很多老人子女在这样做了，为的是防止老人出门后，一但出现走失或其它意外，能够有好心人通过老人身上的身份信息卡及时联系家属，毕竟老人一般身体状况较多或患有老年痴呆等毛病，随身携带身份信息卡基本上能让家属感到更放心。

　　因此我认为，哈市道里区爱建街道党工委工作人员为百名老人佩戴“扶我卡”，其更主要的目的便是起到一个身份信息功能，以便有事时能及时联系到家属；至于卡上所谓“有老人的照片、出生年份、病史、亲属联系电话、居住地和救护电话及老人的声明”，其中“老人的声明”，即“出了问题与扶者无关”，显然明显是针对当前社会关注的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社会问题。表面上看，卡的正面还有4个大字“请您扶我”，好象会产生“出了问题与扶者无关”的结论，但这其实并没有解决一但出现问题后的责任划分，比如如果老人并非个人身体或行为而摔倒、而是由外力或被撞倒在地，无论谁去扶，都存在一个被撞的责任问题，或者说至少存在着一个医疗费谁出的问题，而往往恰恰是动辄巨额的医疗费，才让老人或老人家属在找不到真正责任人的情况下，屡屡出现诬陷好人的案例出现。

　　如果说老人随身佩戴一个“扶我卡”就一下子解决了困扰社会的“扶与不扶”社会问题，未免太理想化，也过于幼稚，更非某些人虚伪的道德说教就让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否则何不向全国推广，在每个老人身上佩戴一个“扶我卡”，同样也声明“出了问题与扶者无关”，于是乎“天下无贼”了，于是乎天下和谐了，岂不省事。但真的那么简单吗？如果仅仅只是通过卡片上的信息向倒地老人家属报告一下，这很简单，也很容易做到；但如果是扶到医院去，恐怕这张“扶起卡”也做不到文章所乐观表示的“出了问题与扶者无关”，这句话其实本身就凸显出目前的社会现状，本身就让人感觉尴尬和心酸，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社会公德问题，却通过这张卡片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不堪的社会现实。

　　南京彭宇案后出现太多扶不起的现象，并非老百姓真的不认可扶助老人的社会公德，而更多的是对自己可能面临被老人诬陷后必须承担的巨额赔偿等法律后果，做了好事反而惹出更多麻烦，这种结局，让大多数内心善良的人充满纠结，扶与不扶，结果就成了围观，成了麻木不仁，成了社会冷漠------。而此时此刻公众司空见惯的法律缺位与无可奈何，似乎并非一张“扶我卡”能够消融，至少很难打消路人的疑虑。仅仅站在道德的高度唱高调是没有用的，关键时刻还得有人站出来扶一把，否则说什么都是废话。

　　扶不扶老人，本身是一个道德范畴的社会文明问题，关乎公民道德与素质，但表面上看是一个社会道德问题，其实恰恰由于欲横流的社会价值观下道德出现滑坡，要让这个看似简单得谁都知道的社会道德伦理变成社会公德，目前的现实下，真正的问题或许还是得依赖法律的配合，比如对诬陷敲诈者的法律惩处，比如从法律上对原告取证上的规定，公众或媒体也呼吁了很多年，但现实总是很骨感。有人一昧指责与其争执不休，不如付诸行动，并站在道德高地斥责“媒体报导讹诈行为而以偏概全，公众自己根本不去实践，却俨然将自己当成了搀扶老人的受害者”，其实说这话的人恐怕遭遇类似情况比谁都跑得快；社会问题之所以存在，当然有其社会原因，否则谁不愿意做好人好事。

　　“扶我卡”毫无疑问是一项有益于社会关心关注老人的善举，也是工试图给老人安全出行创造条件，但一句“请您扶我”，某种意义上同样也是对“扶或不扶”社会现象的讽刺，至于靠一张“扶我卡”就解决问题了，未免天真；恐怕目前更需要解决也更重要的是包括老人摔倒后的社会诚信，以及维系诚信道德体系的法律支持。

湘东书生

说是扶你，但是到了最后结果是这样，我i们不得而知，因为做好事反而会惹上麻烦就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