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了一下渡江战役的详细部队构成,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连队百分之七八十是“解放战士”。什么叫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俘虏,甚至有的连的干部、指挥员都是“解放战士”充当的。 最有意思的例子是辽沈战役。第一战打廖耀湘,在野地里俘虏了国民党士兵17万人,这是第一场大规模决战,第一次就抓那么多人,共产党的政工干部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按照政工条例,抓了俘虏是要甄别的。但是17万人怎么甄别?最后没有办法,就在野地里拿松树条搭了一个门,上面贴了三个字“解放门”,愿意跟着共产党部队参军的,从这个门走过来,不愿意的从门边上走,给两块大洋的路费,让他回家种地去。最后,有三分之二的国民党士兵从门里面走过来。我们的政工干部就在门边握手欢迎。 解放战争另一个重要的胜利原因在于土地改革。我查到当时土改的一份文件,很惊讶。其中有一个条款很有意思,是这样写的:“在分土地的时候,如果本村有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现役的官兵家人,一视同仁,一样分地。” 当时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国民党军队被包围,包围圈里没吃没喝,共产党就拿大喇叭喊话。他们的长官最害怕我们喊两个内容:第一是“赶紧过来吧,这边有肉包子”。因为他们食物只能靠空投,一围就是一个月,饿得慌。但共产党这边确实有肉包子,是老百姓给的,这香味抵挡不了;第二就是“兄弟赶紧过来吧,回家吧,你们家分地了”。后者更不可阻挡,造成国民党军队成建制地往这边投诚。 在一场战争里,军人有抱着什么样的信仰很重要,要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战。信仰并不是抽象的词,它是很具体的。坚信自己做的是正义的事业,坚信民族能够得到解放、繁荣,坚信自己能为此贡献一生,这就是信仰。 最大的腐败是国民党党心的分裂,具体在战场上表现为派系斗争 国民党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一股不可遏止的腐败浪潮迅速席卷了全党。后来蒋介石到了台湾总结自己为什么失败,他说,“我们失败就失败在‘接收’二字。” 当时全国上下约有2300多个接收委员会。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发“国难财”,打着“接收”的旗号,把土地、企业矿山、国家财产都拿来中饱私囊,内部的腐败已经不可遏制。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时,海州的司令官是李延年。国防部让李延年带着海州部队和野战军沿着陇海铁路赶紧向徐州收缩,但这一行动要冒极大危险,因为陈粟大军就压在陇海铁路北边,决不能让对手事先知道。因此,对这次行动,国民党内部保密做得很严格。严到什么程度?第二天要出发了,头一天司令官还不知道。 出发前一天晚上,李延年正要睡觉,竟然有一个人敲门进来,对他说:“李司令啊,你千万不能走啊,你要走也不能自己走,要带着我啊!”李延年当时对他说:“校长让我们死守海州,我能上哪里去?” 但事后觉得不对劲,他赶紧给南京方面打电话,才知道果然如此,命令天亮就到,赶紧行动。 李延年晚年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国民党不败才奇怪了!” 对此,李延年很愤怒。他作为战区司令都不知道有军事变动,这个老百姓如何得知这么大的军事秘密?后来经过查证,那并非普通老百姓,而是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在海州的代理人,做的是海盐生意。军队转移的秘密,必然是刘峙透露给他的。刘峙清楚地知道这个军事行动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但还是宁肯不告知战区司令员,也要先通知自己的生意代理人,以免遭受财产损失。 不过再往深层次看,这样的腐败问题还只是表象,而最大的腐败是国民党党心的分裂,具体在战场上表现为派系斗争。他们整天喊着党国利益高于一切,实际上是私利高于一切。 陈粟为打孟良崮战役,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尽管共产党军队围住了孟良崮,但是共产党的包围圈外围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包围圈,至少有五个国军整编师在反包围。共产党军队两面作战,久攻不下,如果再耽误下去,就必须立即撤出战场。但撤出战场意味着什么?丧失山东解放区,这必将严重影响到解放战争的进程。 打到最后,最内圈的张灵甫扛不住了。他一直请求外部的国民党军队支援,但电报打了好几天都没有得到任何支援。外围的国民党整编师近在咫尺,最近的黄伯韬的一个师,离陈粟军队只有三华里,用重炮都可以交叉射击了。但黄部就是不去支援,只说“打不动了”。 性格倔强的张灵甫最后只好发了这样一封电报:“各位兄弟赶紧增援,我这边顶不住了!”结果他收到的回电竟然一律是:“我们请张军长增援!”张灵甫拿着电报就蒙了,到底是谁被包围了?谁增援谁? 张灵甫临死前有一句名言:“我终于弄明白了我们军队内部的游戏规则,我没有掌握好。” 解放战争的最大启示,就是共产党人始终要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一边 在解放战争中,共产党为老百姓做得最具体的一件事就是解决了土地问题,这一举措使得大量普通百姓、穷苦农民信任共产党,愿意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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