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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南方周末》的相关报道,才知道在2014年风头无两的资本巨鳄——安邦保险集团,其实际控制人原来就是著名的“红二代”陈小鲁。以安邦集团高达万亿的资产,陈小鲁实际控制的财富,应已远非马云、王健林之流可比。事实上,可能他才是无名有实的真正“中国首富”——怪不得坊间流传,“因为种种原因”,中国真正的巨富都是隐形的;浮在面上的那些“首富”什么,只是笑话而已。要知道,安邦还只是陈小鲁手上实际控制的众多产业之一。
在此之前,陈小鲁名闻于公众的,是其于2013年,以前红卫兵著名领袖的身份,公开向文革中受伤害者道歉。当时就有人觉得奇怪:文革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为什么陈小鲁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偏偏在这个时候跳出来,他早干什么去了?看了《南方周末》的相关报道,了解陈小鲁的发家史,才明白陈公子突然站出来“道歉”的动机所在。
陈小鲁的“第一桶金”,最具象征意义,充分演绎了他的发家之路。在“文革道歉”名声大噪后,陈公子曽一时昏了头,在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主办、搜狐财经合作的“江湖”沙龙第十五期上,公开讲述了自己的发迹史:“下海以后就赚钱养家,我们主要帮助企业上市。我当年办了一件事,广深铁路要上市,后来因为铁道部内部矛盾没上得了,这个事就推迟了。推迟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一笔应收款给卖了,卖了8千万美金自己花了,后来又要准备上市,这个时候把8千万美金回购回来,回购回来就有问题了,因为外币进来的时候,没有经过外管局(领导是吴晓玲),外管局就不干了,他们说怎么能这样。我去找吴晓玲,我说,你批了5亿美金,我们当时国外最大的融资就进来了,你不批就没了。后来她想半天,那好吧,罚,罚8万美金。整个项目做完,还有一个价格,当时是计委物价局定价,我们争取了价格浮动,给个定价,上浮下浮20%,等于是打破铁道价格垄断开了个口子。这两件事做完,整个项目做完以后,我们拿了多少?30万人民币,企业给我们多发了30万,说奖励。”——上下嘴皮一碰,陈公子60万元就轻松到手。这可是1992年时的60万呵,怪不得官员亲属发财容易,“红二代”“官二代”中的富豪多不胜数。然而,陈公子对此却很不满意,而且颇有怨念,他抱怨说:“后来所有人听到说,你这个钱光8千万就不是这个市场价,你根本不是搞市场经济,8千万拿1%是80万美金,当时600多万人民币。”——如果按照陈公子的这一“市场价”算法,“红二代”“官二代”们聚集财富的速度就更快了,比直接印钞票还快——这还只是陈小鲁向媒体公开披露的版本,在这种公开“漂白式”的讲法背后,底下的色彩和精彩必然更多。
第一次是没有经验,价值被严重“低估”。第一次以后,陈公子就致力于按“市场价”发展业务了,其事业也进入“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时代。陈公子在全国各地成立了多个“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主要业务是“**关系及政策咨询、战略发展咨询、收购与兼并、企业上市财务顾问、投资管理和直接投资”。实际上,这一时期陈公子的主打产品是修高速公路和基础设施建设。众所周知,这两项业务都是权力主导的产业;没有深厚的权力背景,想都不要想进来。陈公子当然不缺关系和背景,以高速公路当时一公里修筑指标,转手即可获利千万的“市场价”计算,陈公子当然赚得盆满钵满,其个人财富获得“超常规发展”。
虽然事业越做越大,但钱越多越感觉不安全,总担心“文革暴徒”什么时候又会回来劫富济贫。一方面是财富“超常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的高处不胜寒,另一方面是欲图谋更大、更超常规的发展,陈公子开始考虑“安全加固”问题。作为将门之子,陈小鲁似乎是从作为古代战争经验结晶的“36计”中得到了启发,他让其公司里的小弟,被《南方周末》描述为“长相颇为英俊,1米73左右的个头在南方人中算高的,加上能说会道,所以容易讨人喜欢”的吴小晖,巧妙地“邂逅”了“一位原国家领导人的外孙女”。按照财新《新世纪》的最新报道,这场“邂逅”应是发生在安邦保险成立之前。而当双方的关系趋于确定(也意味着陈小鲁的关系网、保护网进一步扩展,已经牢不可破),“北京来人,到平阳县调查吴小晖的背景”之前后,陈小鲁旗下最重要的事业——安邦保险就正式挂牌成立了。
成立于2004年的安邦保险,其起步和发展均深刻体现了陈小鲁式的“智慧”。刚成立时,大股东是上汽、中石化等巨型国企,陈小鲁的个人股份则分散隐蔽在其余几个私企股东之中。那时的安邦保险,按现在的划分标准,称之为国企毫不为过。当时的国企投资是实,私企投资是虚,显然陈小鲁早就设计好了:如果安邦保险情况不妙,自己就安全撤退,让国企顶缸;而如果发展良好,就进行“民进国退”的市场化改革,叫国有股滚蛋。有着权力护航,又是在杠杆最给力的金融领域,安邦保险的发展速度很可能超出预期。于是,在前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局长陈小鲁主导的“改革”下,国企的股份越来越虚,个人的股权越来越实,安邦保险越是业绩惊人地发展,国企的身影越发淡出,最后,安邦终于蜕变成了毫无疑义的私有企业。2011年5月30日,安邦保险进行第五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增加至120亿元,陈小鲁掌控的上海标基、浙江标基、嘉兴公路等3家公司,合计持有安邦保险集团51.36%的股权。陈小鲁在法律上,也真正成为了安邦的“实际控制人”——一个偌大的桃子,就在时机恰到好处时,被轻巧地摘走了。
在陈公子的“实际控制”下,安邦保险多有“超常规发展”的惊人之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11年11月11日被《南方周末》称之为“蛇吞象”的交易:以56亿元收购了总资产超过1600亿元的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35%的股权,成为其第一大股东。在陈公子治下,按照《南方周末》的报道,监管部门多次专门配合了安邦,或出台新政策,或修改老政策,总之务必要让安邦实现“超常规发展”。有着如此给力的“隐形翅膀”,安邦又如何能不“展翅高飞”?只是不知道陈公子有没有按照他自己所信奉的“市场价”,为此支付相关费用?
从2011年5月到2014年1月,陈小鲁一直是安邦保险集团法律上的“实际控制人”,通过实际控制的三家公司——上海标基、嘉兴公路、标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美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着安邦保险集团51.36%的股权。但在陈小鲁以“文革道歉”高调出名后,在安邦保险即将实施更高调、更华丽的激进战略前夕,陈小鲁明智选择了退居幕后,将前台交给自己的小弟吴小晖打理。2014年1月、9月,安邦保险集团进行了两次增资扩股,总计引入31位新股东,注册资本扩充到619亿元。而原有的8大股东,除上汽、中石化外,基本也都进行了复杂多变的股权变更。这些新旧股东公司与安邦集团之间,充满了互相咬合、疑窦重重的交易,有的股权架构竟高达六层之多,以至于安邦内部人士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说:“我觉得老板是不想让外界搞清楚安邦的股权结构。但我们的直觉是,股权再分散,实际上还是老板的。至少‘大格局’,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安邦的“实际控制人”仍然是陈小鲁。
据《南方周末》介绍,整个2014年,安邦集团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纵横捭阖,掀起一次次的收购骇浪,不断刷新各大媒体的头条。在国内,安邦不仅大比例增持招商银行、金融街等上市公司股票,还与生命人寿公开争夺金地集团的控股权;更是连续增持,成为民生银行第一大股东;在国外,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安邦接连收购了美国纽约的华尔道夫酒店,比利时保险公司FIDEA100%的股权,比利时金融德尔塔•劳埃德银行100%的股权......其中,安邦收购民生银行的攻防战最具戏剧性,也最有象征意味。虽然时处国家鼓励发展民间金融的特殊时期,也即意味着民营银行最好的发展、赢利时机,但当安邦保险表示自己已盯上民生银行这家市值三千多亿、总资产4万亿的公司时,无论是民生银行原第一大股东刘永好,还是大股东郭广昌等国内顶级的民间富豪,选择的都是拱手相让,毫不抵抗。但是,以毛晓峰为代表的实际控制着民生银行运营的管理团队似乎并不甘心,于是,《南方周末》时机很巧妙地抛出了揭黑安邦内幕的重磅炸弹。而正当安邦被舆论轰炸搞得焦头烂额之际,民生银行行长毛晓峰又适时被中纪委带走,攻守再次移势——要劳动执政党的纪律部门,把一家百分百民营企业的高管带走,可见安邦羽翼之丰满,已到了无坚不催的程度!
故事至此告一段落,在事实考证之后,不妨来一些“理论研究”,比较比较陈公子与赖昌星的发家史。不难发现,此二人的“生意经”其实是一致的,核心都是依托权力。只不过,赖昌星多了层黑道的底色,而陈公子的权力背景却更为深厚。或许正因如此,赖昌星已“进宫”多时,而陈公子却还在外面逍遥,而且事业越做越大。
如此就不难理解,陈公子为什么会如此警惕“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了——坐拥万亿,而且是以“非常规手段”攫取,当然要时刻提放他人有想法。眼看着新一届领导人确有推动“共同富裕”的苗头,陈公子急了,于是赶紧用出“36计”中的另一计,祭起文革大棒,甚至不惜赤膊上阵,闹了一出“道歉秀”——陈公子确实应该道歉,但不是为了文革,而是为了改革。文革中,按照陈公子自己“漂白”后的说法,他只是没有保护好自己的老师和同学而已,那你还道个鸡毛歉呵?而在改革中,以改革之名化公为私,侵吞民众和国家亿万财富,“安邦”其实“窃邦”,陈公子确实应该道歉。
但从陈小鲁的“道歉秀”看,真正需要他道的歉,他是决不会道的。不仅不道歉,还要反其道而行,不惜挥舞文革大棒,决不容许中国走向“共同富裕”。或者说,“共同富裕”是只能说不能做;要做也可以,你不能动到我这一块——但是,蛋糕就只有这么大,而仅占人口0.0001%的陈公子那一小撮人,就以“非常规手段”攫取了那么大一块,如果他们的这一块不准动,谁动谁就是“文革余孽”,那么其他占人口0.001%、0.01%的那些人,也会找各种借口说自己的也不能动,如此一来,中国搞“共同富裕”还有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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