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兽父性侵亲生女，剥夺监护权后咋关爱？

来碗泪流满面

官员主动“晒家底”被孤立是自找麻烦？  文/蒋萌

背景 ：2013年，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提出财产公开提案，主动公开财产状况，成为媒体关注焦点。但如今面对记者，范松青坦言：“过去，同事之间很亲密、友好的关系，慢慢敬而远之。他们怕受到我的影响，盯着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中国青年报发表张海英的观点：就范松青被疏远来说，不妨用三种假设来反思原因：其一，假如官员财产公开全面推行，相信范松青不会被疏远。因为大家的财产都公开了，“待遇平等”，没有必要对范松青“另眼相看”。其二，假如范松青是“一把手”，显然不会被疏远。在笔者看来，官员财产公开要想取得理想效果，必须要自上而下来推行，如果主要官员率先示范，其他官员也就无话可说。而我国目前试点官员财产公开的情况恰恰相反，都是在基层、小地方摸索，其阻力可想而知。其三，假如对“第一人”有特殊的激励、保护机制，相信“范松青”们不会受委屈。激励、保护机制是对“第一人”的一种补偿，能让“第一人”感受到我们在鼓励改革和进步。

华商报发表王聃的观点：范松青已因年龄问题辞去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之职，在年末他还将到点退休。但可以肯定的是，类似他这样主动公布个人财产的官员，永远不会消失。谁来为孤独的官员“范松青”解压，让他不至于重新踏入被同事冷落的尴尬境地？发生在范松青身上的一切，并不足以得出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不可行，它证明的是，要鼓励官员自发公布财产，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层面的雷霆决心，和技术性的推进路径。我们需要主动公开财产的官员“范松青”，更需要来自制度层面的同步而行。

小蒋随想：范松青的遭遇，颇有“枪打出头鸟”的意思。而且，某些体制内的人还会觉得其“自找麻烦”——因为，没人逼他公开财产。君不见，前几天广州市政协会议上，即便有委员“叫板”公开财产，广州的市领导也没就范。2年前，广州副市长谢晓丹则说：只要上级有规定，我愿意公开财产。瞧瞧，这才叫“与上级步调一致”，“服从命令听指挥”。范松青自己“贸然”公开财产，八成被视为“冒进”，岂不是“倒逼”上级，让上级难堪？在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中，许多干部有上述想法，倒也不足为奇。这也是各界呼吁官员财产公开需要“顶层设计”的原因。

禽兽父性侵亲生女，剥夺监护权后咋关爱？

背景 ：2月4日，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邵某、王某对女儿小丽的监护权，指定徐州市铜山区民政局为小丽的监护人。法院查明，“邵某对小丽多次实施性侵，并长期虐待、暴力殴打孩子”，而“王某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从未看望和照顾小丽，未尽抚养义务，不但未履行监护职责，还间接导致女儿受到侵害”。据悉，这是全国首例由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也是“两高”、公安部和民政部联合制定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颁发后，全国第一例司法实践。

京华时报发表王云帆的观点：这宗首例由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实在来之不易。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并非无法可依。早在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中，就规定了“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但该法实施28年来，由法院裁判剥夺监护人监护权的个案闻所未闻（至少在本人的观察视野里没有见过）。是从未发生过应剥夺监护人监护权的法定情形吗？不时被媒体曝光的监护人虐童案又在反复提醒我们，正是司法介入的不及时，使得一些本应得到遏制的虐童事件向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了。儿童的最高监护人并不是父母，而是国家。对那些虐待和遗弃孩子的家长，国家有权从“儿童权益保护优先”的大原则出发，对监护人进行处罚直至剥夺其监护权。在虐童问题、家暴问题上，司法只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作用的发挥，也有赖于公安、民政、教育等行政部门以及社会的全力配合。

小蒋随想：畜生尚有舔犊之情。本案中的父亲多次性侵、虐待亲生女儿，母亲则完全不顾女儿的死活。这样的败类枉为人父人母，连畜生都不如。生在这样的家庭是小丽的莫大不幸，虽然走出了那个魔窟，但父亲对她造成的心理创伤将是终生的，被民政局监护下的生活，她未来的人生之路，仍需给予关注。但受到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影响，社会对小丽的关注显然难以很直接。当地民政局在妥善照顾这朵受伤的小花的同时，也应以某种方式介绍小丽的情况，接受社会监督。我们不愿看到剥夺亲生父母监护权事件的发生，但如果确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措施绝不应踌躇，政府性的后续保障更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