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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一种特殊而浓厚的“恩”思想。 恩，指别人给我们的恩惠。人活在世界上，其实自己的能力只是很小甚或微不足道的，全靠别人给我们的帮忙。但别人本来没义务帮我们，所以一切帮助都是恩情。 帮我们最多的，当然是身边的人，父母、兄弟、夫妻、亲戚、师长、朋友。一圈圈扩大到陌生人、社会、国家，我们都有受惠于他们之处。佛教《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说佛告五百长者：“我今为汝分别演说世出世间有恩之处：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如是四恩，一切众生平等荷负。”讲的也是这个意思。 对于这些恩，我们都要懂得报答。 可是世情难料，人与人之间也常不能永保恩情坚固。一旦夫妻道绝、朋友反目，总会令人黯然神伤。汉代班婕妤《怨歌行》：“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唐代张鷟《游仙窟》：“希君掌中握，勿使恩情歇。”唐戴叔伦《夫妇怨》：“出门不敢啼，风悲日凄凄。心知恩义絶，谁忍分明别。”元代马致远《任风子》第三折：“咱两个恩断义绝，花残月缺，再谁恋锦帐罗帏”等等，讲的都是这种无奈与痛苦。 由此而幡然成仇的也不少。都觉得自己吃亏了，所以要报仇雪恨、愤然开撕。于是，本该报恩的，现在却报起仇来，厮杀惨烈。 眼前就有些现成的例子。有的是明明就靠着别人的力量出头，却强力声明一切靠自己；有的是夫妻合作创业，结果夺位争产大战，令人如看狗血剧，唏嘘不已。 一、报的哲学 报恩与报仇都是大题目，在此只能讲些重点。⏤⏤整个“报思想”是极庞大复杂的体系。早在1957年，杨联升先生就写过《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1976年在台湾译成中文。1985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钱宾四先生讲座时又重拈此题，说了《原报》。其间，人类学、社会学界相关的研究也一直不断。因此，“报”这种思想作为中国人的社会基础，在学术界可说早有共识了。 现在，我更要在这些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其思想内涵。 报的范围与性质很广，报恩、报仇、报酬、报答、报怨、报应、报复、报效等等都是。但综合起来看，我把它分三个层次： 一是纵贯的，人有其根源性，面对天地、祖先、父母，要“报本”。《礼记·效特牲》：“唯社丘乘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就是这个意思。 
《礼记》（资料图） 二是平面的，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这关系有对我好的，皆称为恩，我须知恩感恩报恩报效；有对我不好的，小的称为怨、大的称为仇，我也须报仇或报怨。 古人所谓报国恩者，讲的即是这种关系。《北史·卷八三·文苑传·颜之推传》：“公等备受朝恩，当尽忠报国。”《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更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 
精忠报国（资料图） 第三个层面，指个人自己行为的伦理责任。例如报应思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谈的就不是社会关系，而是自己的伦理责任，是人与自我的问题。 当然，前两个层次如果处理不善，例如不敬天孝祖、对人恩将仇报，我同样会有伦理责任问题，也会遭到报应。 过去的研究，例如杨联升、文崇一、金耀基诸先生，多是从社会关系、交换理论、相互报酬这些角度看“报”的问题。所以会较忽略这个层面，没注意到这其中更主要的其实是人对自己的伦理责任。 因为第一个层面和第二层面的报恩问题，同样会落实到自己身上，每个人自己都要面对报不报恩、如何报的问题。若不报，或竟恩将仇报、报错了，会有什么伦理后果等问题。 而且人对天地的感恩，只是一种心意，谈不上跟天地交换什么。若不感恩，是不是真的就有什么报应，也难以考证。故说到底，报，终究是良心上的事，是道德情感的自我担负。有恩不报或有仇未报，自己心里就过不去。所以这是自律道德的一部份。 古代许多讲因果报应的书、相关戏曲小说，乃至彭希汗辑《二十二史感应录》一类善书，常用鬼神祸福来劝戒人们要知恩感恩报恩。好像报恩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规律，由鬼神来护持、掌管这种规条，类似法律那样，属于“他律道德”。其实不然！ 另外，佛教界宣传因果报应最为积极，出版流通了无数善书，所以也常让人以为这是佛教的观念。其实因果是因果，报应是报应。 因果是佛教的世界观，一切法皆因缘所生，故有果必有因，有因也必生果。可是佛教认为这正是万法皆空、人生是苦的原因。所以修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破因缘法，跳出因果，断出轮回，直入涅盘境地。 报应则是我国本有的观念，早在周朝以前就有了。 夏朝，目前出土的资料虽然有限，但古人曾强调夏朝的文化特征是“尚鬼”，尚鬼必重祭祀。后来的殷商，仍然非常重视祭祀。而祭祀的基本理论，在中国，就叫做“崇功报本”，也就是报恩。 
《周易》（资料图） 《礼记．郊特牲》：“唯社丘乘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就是说这个道理。 对天地祖先要讲报，自己的行为也要重视报的问题。《易经》中就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你做什么，必然回报你什么，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叫做报应，你想这么收获，得先这么栽。 后来佛教传进来了，我们就用报应去理解因果，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人必须遵守因果报应的道理。这与佛教原来的思想，简直南辕北辙，所以报恩思想是后来佛教中国化的一大标志。 二、报的伦理 报是人的基本伦理，若对天地、父母不感恩不报恩，传统上会批评这个人“不是人”。 不必引经据典，你看杀人魔王张献忠的《七杀碑》说什么就知道了。它说：“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不知报恩，是人该杀的理由。 这是对天地父母的天伦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也是如此。 《礼记·曲礼》说过：“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所以，报乃是礼的基础，人们相互往来，都须遵循这个原则。 但这不是私德问题，因为报恩同时也是国家政治的基础，汉代刘向《说苑》就说过：“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君悬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功，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死以复之。……夫臣不复君之恩而苟营其私门，祸之源也；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刑赏者，亦乱之基也。夫祸乱之原基，由不报恩生矣。” 关于这一点，历来西方人有个误解，如韦伯说：“我们最高的道德责任，在理论上或实际上，绝大部分是‘非个人地’应用于所有人身上，或者大部分其范围均无关乎任何特定的个人关系。……在这方面，清教徒的道德，代表的是将基督教普遍倾向强化的结果。它对于社会上的偏袒徇私具有极强的敌意。在这方面，儒家道德与之正相反，儒家道德认可的是一个人对另一特殊个人的‘个别’关系。——并且特别强调‘仅只’这种关系。在儒家道德系统认可与接受下的整个中国社会结构，主要的是一种‘分殊主义’的关系结构。”（Talcottparsons,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报恩与报仇，都曾被解释为是个人间的关系，只处理私人问题的道德要求。 其实当然不是！这个原则是普遍的，用在每一个人与人的关系之间，甚且，也用在人与整个国家、社会、天地、鬼神之间。 同时，中国人还认为动物也会知恩报恩。刘向《说苑·复恩》就说：“夫禽兽昆虫犹知比假而相有报也，况于士君子之欲与名利于天下者乎？”所以后世动物报恩的故事极多。 日本也受此影响，有《动物报恩谭》讲白鹤报恩（鹤の恩返し）之类故事。吉卜力工作室2002年推出的一部动画电影《猫的报恩》，改编自漫画家柊葵的漫画。2002年还获得第6回文部省文化厅媒体艺术祭动画优秀奖。 三、报的原则 报恩的重要性如此。可是如何报，也就是具体用在个人关系、个别情境中，却有些不同的应对方式，颇费拿捏。 《论语·宪问》记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德报怨，出于《老子》，也可能老子沿用了古语，代表古代就有此观念，而老子也同意如此。 后世佛家、道家大抵都延续了“以德报怨”的立场，常劝人“受人滴水之恩，便当涌泉以报”；反之，若有仇怨，他们主张最好不要报，要练习自己在心上作工夫，努力地化解掉。 《太上感应篇》卷五：“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台湾佛光山教团在各地建“滴水坊”等，都是如此。 儒家则认为以德报怨是较难的标准，说起来当然境界高，但不容易实行；而且若以德报怨了，那么又将如何报德呢？所以自孔子以来都主张以直报恩、以直报怨即可。 侠客，在报恩方面同于佛道教，主张多报答人家一些；可是在报怨报仇方面却又跟儒家一样，反对以德报怨，认为应该有怨报怨、有仇报仇。所以立场最特殊。 四、与基督教的异同 不过，这些立场再怎么有差别，也与基督宗教有根本之异。基督宗教传入我国后，也发展出一个重要汉语词汇：恩典。 这个词汇看起来跟报恩思想类似：神对我们有恩，所以我们也要感恩图报，奉事上帝。可实际不是这样的！ 恩典是指“神不计算代价的宠爱。”祂的宠爱本是我们不配得的，我们白白得到救恩。这个词主要出现在《新约》，是向不配得的人表达爱。神是爱，但若把爱给犯罪的、不洁净的、背逆的罪人，那就是恩典。因为爱与自己同等的人是热情，屈尊降卑的爱才是恩典。 恩典也不能与功德混淆。如果一个人能靠行善得救，那就不需要神的救恩了。同理，恩典亦不能与律法混淆。人不是靠遵行律法得救，而是靠恩典。 这个理论的基础是人有罪，违背神的神圣律法，因此原本只配得神的审判、受到神的咒诅。如果人要得救，必须只靠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救恩，然而由于基督承担了神对罪的愤怒与审判，所以靠着基督，神赦免了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 
《新约》（资料图） 此外，恩典有时也指天主赋给某人的属灵恩宠或特殊能力。这恩宠或能力超越人自己之本性，是暂时和过度性的。 神恩有许多种，例如教师的神恩（赐给宗徒、传教士、圣史、宣道者、和先知）；服务的神恩（赐给治理者、辅导者、行政人员和服务人员的）；行异能的神恩（行奇迹、驱逐魔鬼、洞悉心灵和说各种语言等）。 这个思想发展出了一个节日：感恩节。 它还常跟仪式结合。一些基督教团体，举行仪式时会发现神恩现象，作为活的见证。例如信徒参与祈祷，自觉获得治疗，从魔鬼的摆布中解脱出来，讲先知的话、赞美天主、沐浴在浩荡的神恩里。天主教的神恩复兴团体近年也在欧洲、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地纷纷出现。 基督宗教的恩典说十分复杂，但只这样简略对比，也已可看出它和我国报恩思想的差异是极大的，脉络迥异。 五、报的词汇 我国原无“恩典”一词，但有其他许多跟报恩思想相关的词汇。 例如 恩义。《三国演义》五十回：“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 恩爱。《韩非子·六非》：“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后世则主要用在夫妻或情侣感情上。 恩情。恩惠情谊， 明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一卷：“两下里怨离惜别，分外恩情，一言难尽。” 恩惠。杜甫《宿凿石浦》诗：“穷途多俊异，乱世少恩惠。” 感恩。唐陈润《阙题》诗：“丈夫不感恩，感恩宁有泪。心头感恩血，一滴染天地。”闽南与越南谚语，把感谢称为感恩。 报答。元稹遣悲怀：“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恩公。对施恩于己者的敬称。《三侠五义》第一○四回：“我等因恩公竟奔逆水泉而来，甚不放心，故此悄悄跟随。” 恩主。本来指对人有恩德的领主、财主、业主、地主、施主等，如福建省金门县就称牧马侯陈渊为陈恩主。民间扶鸾信仰则有“五恩主”之说，指关圣帝君、纯阳祖师、司命真君、豁落灵官、岳武穆王。或加上太白星君、文昌帝君。在台湾与东南亚一带，这种恩主公信仰极盛。我在甘肃庆阳环县东老爷山调查时，也发现该处有活力旺盛的恩主公信仰，并入道教正一派与真武信仰之中。 还有许多称为 天恩的教团，如台湾弥勒大道总会之天恩弥勒佛院等。 六、报的实践 感恩报恩的思想，不是抽象的理论、空洞的概念、僵化的教条，它是生活的智慧、实践的伦理。 因此对它的理解，除了靠纯粹理性之外，还得有实践理性，也就是要在具体的人物、事件、情境中去理解。 古人很少关于知恩报恩推恩方面的论文，而热衷于用戏曲小说来阐扬这套思想，就是这个缘故。 最早也最重要的戏，是目连救母故事。南北朝开始，佛教徒就讲说这个故事，唐朝发展出变文，大为流行，后遂成为目连戏。 它是目前可考的第一个剧目，被誉为中国“戏祖”。最早见于南宋盂元老撰《东京梦华录》，据说北宋时已经极为流行：“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日止。”明万历年间，郑之珍在杂剧、变文及传说的基础上写出《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愈发风靡全国。清代，乾隆年间内廷编演的《劝善金科》，全剧更达到不可思议的240出。目连戏遍及全国朝野，甚至远传东南亚。 目连戏是极复杂的“文艺现象”，包容多种艺术。形式上，它是中国最大的戏。在思想内容方面溶合儒、释、道；演出时，有脚色行当、唱做念打，包容各种杂技、歌舞、百戏。又吸收了各地民歌、小调、徽腔、道士音乐等等。穿插了不少杂耍，如度索、翻桌、蹬坛、跳索、跳圈、窜火等。还有许多可以独立的民间故事折子戏，如《下山》、《哑子背疯婆》、《王婆骂鸡》、《赵花打老子》等。 此外还有花目连。正目连演刘氏不仁不义，杀狗开荤，死后被打入地狱。目莲为救母亲，不畏艰辛，得观世音帮助，历尽艰险，赴西天取得真经，修成正果。如来佛祖赐其法杖，破开地狱，从血湖中救出母亲，同返天堂。花目连则分倒精忠和顺精忠两部，演岳飞抗金，秦桧东窗密谋，风波亭屈死岳飞，疯僧怒打秦桧等。因此这戏可谓包罗万象。 元杂剧中报恩主题的戏也极多，如无名氏《孟德耀举案齐眉》，讲富家千金孟光不顾贫富悬殊，嫁给穷书生梁鸿，突出夫妻间的恩义。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写梁山泊关胜、徐宁、花荣三人下山搭救义姊李千娇。李寿卿《说专诸伍员吹箫》，说伍子胥吹箫乞食，遇到孝子壮士专诸相助。无名氏《朱太守风雪渔樵记》，说穷书生朱买臣入赘刘家事。 小说中报恩主题类也极多，例如唐人传奇《柳毅传》：小龙女报答柳毅传书的解救之恩而嫁给他。《任氏传》：狐仙任氏感恩郑六痴情而与他在一起。《李章武传》：人妻王氏报答李章武的痴情，死了还与他人鬼相会。《李娃传》：李娃被老鸨欺压并被迫遗弃郑元和，后来解救他并督促他取得功名，终成眷属等等。明人《警世通言》中《老门生三世报恩》《桂员外穷途忏悔》《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俞伯牙摔琴酬知音》《乐小舍拚生觅偶》《李谪仙醉草吓蛮书》《穷马周遭际卖锤媪》《赵太祖千里送京娘》等也都与报恩有关。 七、报的文学 这样的名单，其实还可不断开列下去，但大体情况已不难概见了。 但为什么要这样开列名单呢？ 现今，大多数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都是西方哲学的路数，以逻辑思辨、概念解析、理论系统之建构为高，因此几乎没有人研究过这些小说戏曲所呈现的报恩思想。我也没看过目前坊间任何一部《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曾讨论我国这么重要的思想。 而文学界，谈起文学作品，以西方浪漫主义标准衡之者，重视作者抒情的作品；以写实主义或社会主义标准论事者，又强调揭露、反映与批判。他们都共同反对传统戏曲小说的“教忠教孝”功能，讥笑那是封建礼教的表现。因而我也没看过哪本《中国文学史》讨论报恩类型的文学。 可是，他们忘了：这些小说戏曲，呈现的，正是具体的、非抽象慨念的道德实践情境。伦理的抉择，只有在这类情境中才能逼显，才能说明道德实践的困难，以及人生意义如何呈现在其中。 传统社会之伦理教化、社会中人共同持有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其实凭借的，正是这类具体的故事、情节，而非空洞的理论或教条。所以它才能深入骨髓，进入到一般民众的心灵里去。报恩主题的小说戏曲这么多，即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赵氏孤儿》（资料图） 而这样的故事和主题，在今天、在世界上，其实也没丧失其吸引力。让我举个例子。 南戏即有《赵氏孤儿记》，元杂剧中另有一出《赵氏孤儿》，全名《冤报冤赵氏孤儿》，又名《赵氏孤儿大报仇》。后来还被改编为京剧、潮剧、秦腔、话剧、豫剧、越剧、晋剧等。亦曾改编为小说、电影。明代传奇《八义记》和清代地方戏《八义图》等，内容也与它大同小异。可见其生命力是很旺盛的。 王国维曾评价元杂剧《赵氏孤儿》说：“即列于世界大悲剧之中，亦无愧也。” 确实，它也是中国最早传至欧洲的戏曲作品。 翻译的是法国人马若瑟（ 1666年—1736年），他虽然省略了剧中的唱词，但故事情节基本不变。 后来法国神父杜赫德（1674—1743）又将该剧收入自己的《中华帝国全志》，于1735年发表。接着，《赵氏孤儿》还有两个版本：一是1736年理查德德•布鲁克斯本；二是格林和格瑟利在1738年到1741年本。都依据马若瑟本改编，并由此引起了欧洲的“中国风”。在1741年到1759年之间，该剧并出现了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等改编版。 期间最重要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五幕剧改本（L'orphelinde la Maison de Tchao，1735年出版）。他把发生在春秋时的故事移到元朝初年，描述成吉思汗灭宋之后，入京搜寻宋朝皇帝遗孤，以斩草除根。前朝遗臣张惕为救孤，欲用自己孩子顶替，张惕之妻伊达梅不忍亲子去死，便向成吉思汗求情。伊达梅是成吉思汗年轻时的情人。成吉思汗旧情复燃，以娶伊达梅为条件答应赦免，但伊达梅对自己的丈夫忠贞不渝。最后，成吉思汗被张惕的忠义行为感动，收了宋朝遗孤和张惕之子为义子，并请张惕留在朝廷做官。所以：中华文明感化了蒙古游牧民族。 这个本子在欧洲甚为轰动，但是又被认为偏离了原来“孤儿”的主题。英京剧作家阿瑟•墨菲乃在伏尔泰的基础上改编：20年前，成吉思汗进入汉地，对前朝的皇亲国戚进行了大屠杀，仅剩下一个孤儿，被遗臣尚德收为养子，其名字也被改成爱顿。尚德的亲生儿子则被送给高丽的一名隐士，起名叫哈默特。20年之后，哈默特在反抗成吉思汗的战争中被俘。成吉思汗疑哈默特为前朝遗孤，对尚德严加审问。尚德为了保护遗孤，忍痛割爱，牺牲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尚德遭到酷刑，其妻自杀，真正的遗孤爱顿为报家仇国恨，在格斗中杀死了成吉思汗。 德国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歌德（1749—1832）则又根据《赵氏孤儿》原本后半部改编的剧本《埃尔泊若》，于1783年出版。 歌德曾在1827年与他的秘书艾克曼的谈话录中明确指出，“中国作品中的人物，其思想、行为与我们几乎一样，不需读多久，我们就觉得和他们一样。”他还认为，“正由于这种道德礼俗的调节，才使中国能保持几千年的历史，同时还能继续维持下去。”换言之，他认为该剧表现了文明的“普世价值”。 其后意大利歌剧作家梅塔斯塔齐奥（1698—1782）又改编《赵氏孤儿》，名为《中国英雄》，1748年出版。全部用诗体写成，文辞优美，结构严谨，文学价值较高。 《赵氏孤儿》在欧洲的接受史大抵如此。由其接受状况而言，报恩主题虽然极具中国性，但显然也极能触动欧洲人的灵魂。现代人写的任何一部小说或剧本，都比不上这个传统的报恩的故事呢！所以，我们应该继续讲演这样的故事，无论是在现实生活里，还是在文学中！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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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0-26 15: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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