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腐败很难治

110

于泽远

不久前，我一位朋友的母亲在北京某大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手术前他给主刀医师和麻醉医师分别送了一万元（人民币，下同，1934新元）和3000元的“红包”。

“他们很自然地收下了，连假意推让都没有，一看就是老手。”这位朋友愤愤不平地说。

问他为什么要给医生送红包，这位朋友说，一是要请有名望的医生主刀，二是为了放心。“别人都送，你不送不仅请不到（名医），请到了也怕人家不尽责。”

实际上，在中国大医院看病，尤其是与做手术有关的病症，很多患者都有向医生送红包的经历，这是医患之间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患者主动送，医生大方收，看似你情我愿，这背后实则有多少患者的无奈和愤怒？

近些年来，中国反腐败风暴刮遍官场，众多涉贪官员落马。但社会腐败并未受到多大触动，医生收红包就是社会腐败的重要体现。

尽管各地的大医院都悬挂着禁止医生收红包的告示，上面还有举报电话，但因收红包受到处分的医生并不多见，因此受到法律惩处的医生更是凤毛麟角，甚至连医生收红包是否触犯法律也是模模糊糊。

今年5月，江苏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主任、博士生导师杨向军，被他的博士生实名举报“乱装支架，装一个回扣一万元。”

7月，杨向军被开除中共党籍，随后被逮捕。杨向军的罪名包括多次收受病人及家属赠送的红包、购物卡，为医疗耗材代理商谋取利益，收受好处费数额巨大等等。但导致杨向军坐牢的并非收红包，因为按照现行法律，他收红包只属于“违规”，他为医药代理商谋利收受好处费，才涉嫌受贿犯罪。

今年以来，浙江、江苏、安徽、湖南等地查处多起医疗腐败案件，多名医院党委书记、院长落马。比如浙江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周蒙滔、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连庆泉在一周内被查。但这些医院的“一把手”也都是在药品、医疗设备采购和招投标等问题上栽了跟头，而大医院普遍存在的医生收红包现象依然如故。

11月21日，中国国家卫健委办印发《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方案（2019—2022年度）的通知》，宣布将重点巡查大医院的党风廉政、行业作风、运行管理三大领域。有媒体将此解读为医疗反腐将迎来高潮。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巡查虽然很有必要，但距离治理医疗腐败还差得很远。

医疗腐败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医院负责人以及部分医生与医药商人勾结，通过采购和使用药商推荐的产品给自己牟利；二是医生通过住院、看病和手术收取患者的红包。这两类腐败的成本都由患者买单。

相比第一类腐败，医生收取红包因为是患者“主动”而更难查处。在很多患者看来，医生能让自己早日入院并“尽心”做手术，已经帮了大忙，送红包虽然肉痛，但花钱买了服务和心安，也就认了。

患者的无奈为医生坦然收红包打开了方便之门，而法律缺乏惩处这种行为的明确规定，又让收红包的医生更加肆无忌惮。

无论论如何，已受病痛折磨的患者还要给医生送去数额不小的红包，医生则毫无愧色地“笑纳”，这是患者的悲哀和医生的耻辱。这种行为已涉嫌利用职务犯罪，也是毒化社会风气的污染源。

实践证明，治理医生收红包，道德说教和纪律处分很难奏效，法律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