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后的怀念

李浩然

九年后的怀念（散文3340Z）      李  石

我的挚友唐贤圣九年前的今天走了，走得很仓促，走得很出人意料，走得甚至很无奈！

1951年秋天，我冒着违背父母意愿的风险，冒失地跑到大江口高级小学报考六年一期插班生招生考试，竟被学校录取了。当年只读了4年蒙馆的我，要在学习上跟上这个班，几乎有点叫人不可思议。后因为求知若渴，加上前座唐贤圣的帮助，期末统考总分竟出乎意料地排在该班第四，而坐在我前面的瘦个子他，貌不惊人而且多数上课时间还叽叽咂咂，就排在我的前面。那时，我虽然常向他学习，心里却不大愿意臣服于他。

1952年上期，当我再去上学时，他和另一个学习成绩也好过我的同学转走了。我心里虽然有时生出过“山中无猛虎，猴子称大王”的意念，但又因为自己没了强而有力的竞争对手，经常觉得满心空落落的。

1952年下期的升初中考试，在那百里挑一的大竞争中，我有幸考上了零陵第二中学。我估计我的这个老对手他，肯定也会考上一所好的学校。从那以后，我与他也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1963年上期，我被捺着一顶无奈的“政治帽子”被要到大江口完全小学高级部代课。一天中午，在一条走廊的拐角处，突然遇见一个瘦个儿高唱着一首什么歌迎面走来，因为我对唱歌也有些兴趣，就会心地说，“唱得不错！”他笑了笑，也就过去了。我回到房里后，就问室友，“刚才那唱歌的是谁？”那人说，“他叫唐贤圣。新调来的音乐老师。”等到我与他再一次见面时，没说几句话，就鬼使神差地拥抱起来。

当年的乡办高级小学教师，中专和中专以上毕业的教师没有几个，于是他和我还有一个衡阳师专轮训回来的唐某就成了该校教学的“台柱子”，无论吃饭或者散步，我们三个就混在一起。那师专毕业的家庭是地主，政治敏感性很强，和我还保持着一定距离，只有他唐贤圣与我不划界线，常与我从唱歌谈到语文，谈到数学，谈到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有时还胆大包天地谈到毛泽东的“东方红”和郭沫若的“东方白”。

突然有一天，他悄悄告诉我，说县公安局有两个人来学校找他谈了话，还说以后还可能再来。我听后，不得不问他：“你究竟惹了什么祸？”他就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上期他在某校教书，有个女教师的丈夫在中山大学读书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此前常回他老婆处，与他串门，而且每次去都要和他交谈，公安局的人对他产生了怀疑。我在为他大吃一惊以后，就提醒他说，“现在的事很复杂，你反正要如实说。”他却轻佻佻地说：“我没做亏心事，怕他什么！”

从那天以后，他怕连累我，也就有点离着我了。

可在那个学期结束的那一天，他却出乎意料地为我送行。我在早年给他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在我代课完毕提着破旧被帐默默离开原本不属于我的学校大门时，既很沉重，更觉茫然。我心里想着：一个学期就这么完了，打发我的就是这样的囊中羞涩和身只影单……

“就在这个时候，你清廋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一看见，一股无形的暖流几乎涌遍全身。我的离去，本就没先告诉任何人，我的那种处境，也不容许我告知任何人，可是，你自发来了，而且十分真诚。

“后来我俩一前一后地走，顶着毒毒的烈日，翻过校后光秃的红岭，走下布满荆棘的山腰，穿过闷热泛黄的稻田，弯弯绕绕，一直走到山马塘的坝基上。我再三要你回转，你才依依返回。

“一路上，我俩谈话并不多，但每人心里在想着什么，都各自心中有数。在以后的许多日子里，每当我唱起抑或听到《送别》或者“送战友，踏征尘”这样的名歌，就不禁联想到那个难忘的场景。实话说，你的这一举动，不仅让我想到了你对我的深厚情谊和深切关注，更让我看到了你的非凡眼力和非常勇气。其后，我虽然很长时间难见到你，但一听到你的姓名，就情不自禁地生出许多联想进而生出许多关注和牵挂来……”

1969年春季，全国各个中小学公民办教师都回本人所在地方任教。大约他的拗脾气前些年越来越大，竟在这年寒假被拉出来批斗。那天天气特冷，我见被喝令站在大会场中间的他，瑟瑟发抖，深怕他支持不住，就第一个上去发言，并巧妙地带给他一把木椅，说：“你看不起人的思想要批，但你身体不好，还是坐着吧。”他当然也就坐下了，而且见有我坐在他的一旁，不免又胆壮了一点。

1987年1月7日清早，我一个人急急路过他和他爱人在那教书的李家铺小学。他正在洗漱，一看见我，就叫住我。我问：“你有什么事就说吧。我赶回学校有要事要办。”与当年相比，他就谨慎多了，一直送出两里路外才吞吞吐吐地说：“我那儿子去年高考没考上，想去你们三中复读，你给想个办法吧。”那年我正教高三年级，还是学校领导小组成员，手中有点实权，就说：“你就送他来吧，他一个人来也行，只要说是你的儿子。听他选读那个班。”可后来，我就一直没见他或他儿子去。

1996年下期，他的小女结婚了，喜宴就设在大江口中学。他的快婿原就是我儿子要好的同班，儿子上大学去了，我当然就去代理。见面时，握了握手，他又胆壮了些，无不风凉地说，“你是高级了！”我顺口说，“你不早就高级了？”他又说，“我哪能和你比？我教小学，你教高中。”我说，“你这人还是老毛病，难改啊！”

2011年2月4日，才过了大年，我还没起床，一个电话就打进我的床头。我问，“你是谁？”回答说，“我是唐贤圣，向您拜年。”我说，“十多年没见着你，你住哪里去了？”他说，“我住在冷水滩。”

我到长沙以后，他又给我电话，要我送我最近出的两本书给他看，然后对我说，“请你转告我们原班所有的老同学，我自从去年发现心脏病后，连两分钟的弹琴都坚持不了，你就代我向他们问好。”我说，“年前，蔡某要我搞个‘大江口学校同学会’，我首推了你老兄出来牵头。”他说，“我已经老朽了，不中用了。”我说，“你年长我一丁点，以你的品性，就真的要朽也会爆出奇迹的。”

这年5月4日，我特去冷水滩看他，他和他夫人两个钟头前就等在厂门口了。一见面，就热烈拥抱，两人都流泪了。进屋后，我捏了捏他的手脚，看了看他的牙齿，说，“你至少还可活十年！”他虽然受到不小鼓舞却不很相信。我就说，“人不断变老，这是客观规律，但生命的钥匙总还在自己手里握着。当今人们都说‘不活90岁就是你自己的错’。”还举例说，杨振宁不是81岁还娶了一个28岁的女研究生，袁隆平原曾是我的老师，也已八旬高龄，谈笑还和小伙子一般。冰心说她的生命要从80岁开始。许多老作家老艺术家都要返老还童呢！“人的个体固然有别，保重也固然重要，心态一好，健康一定还会大有潜力。当年多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忘了？不要自己把自己圈起来或者被打倒。”他听完后，竟大笑不止。

后来，我向他说明来意，说我有个学生在潇湘电影制片厂，想搞个抗日电视连续剧，要我写个剧本，你嫂夫人外家曾出过几个抗战高官，想借用她家人某些事迹，请她提供一些资料。他说，“这是好事，应该支持。”过了一会，我又说，“要你夫人出面，你有什么顾虑？”他笑了笑，说，“你说这话不怕影响我俩的兄弟情谊?”过后，我见他毕竟身体不太好，就特地介绍了我在市中心医院胸外科的把关学生周某，并对那学生说：“这是我的挚友，他的健康事就交给你了。”还要周特地开着小车接他和他夫人去赴了宴。周说，“您两个以后来医院就直接找我，不要去挂号了。”他去过好几次后，觉得麻烦人家不好意思，就要我代他说清他的心情。我当然也就有话就转。

2011年5月6日，我回了老家，住在水滩某宾馆。他和夫人亲去接我。我见他的健康情况好多了，就称赞他。他说，“我是受到了你去年那些话的鼓舞。”我离开时，他还特放鞭炮送我，并和夫人随车直到东安县城采访。

那年暑假，天气太热，我支气管发过炎，不敢外出，只在8月31日去长沙过冷水滩时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他要夫人复了信，说他很想念我。

当年重阳节，他出席了学区的招待午餐，后说月底要住院。我闻讯后，给发了一件慰问信。提议要以他在家的大女儿为中心为他组织一个专门护理班子，不要轻易动手术。他说不怕。后来，听说他手术后，神态自若，还为主治医生夸他至少还可活三年笑了。没想到，那个双11中午，他被送回老家后，永远地去了……

我这人一辈子不大合群，总说老了就与读小学的两个同学好，一个是他，一个是蔡。蔡那年上期还从广东来信要我给联系湖南教育出版社出书；他呢，说要等着看我的又一本新书。真没想到，蔡就那年陀了，他就那年走了！

说实话，他和蔡都特正直善良，都有点真才实学。人说“千兵易买，一将难求。”我不是领导，但我却觉得失去了这样一个要好的朋友，总是一件令我永久不快的大事情！（20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