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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中统和军统在合并之后再次分家，原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改为中统局，朱家骅兼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主持实际工作（副局长为实际首脑，此为中统惯例）；第二处改为军统局，陈立夫兼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从它们成立伊始，就是蒋介石出于“帝王之术”搞的制衡、竞争，注定从上到下结怨，不斗个你死我活决不罢休。两个特务机构的实际负责人徐恩曾和戴笠从之前的暗斗走向了明争。
一、军统占了上风蒋介石手下的特务组织，最开始是陈立夫创立的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后来蒋介石又创建了“力行社”—“复兴社”，在复兴社下设立特务处（军统前身），戴笠任处长，也从事特务工作。徐恩曾知道后，大有意见：为何我们搞特务干得好好的，还要成立新的组织来搞？是领导不信任我们吗？陈立夫安慰说：调查科与特务处，是领导的“两个眼睛”和“两个耳朵”。这话，陈立夫自己都不相信，所以当面问蒋介石。而蒋介石模棱两可的回复，早在聪明的陈立夫意料之中。领导决定，不服不行，一口气，只好撒在戴笠身上。据中统人员刘恭回忆，有一次陈立夫亲口跟他说：“戴雨农（戴笠）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技术有啥用场？”这话评价戴笠和军统并不准确，并且听起来酸溜溜的，由此可以看出，作为CC系大佬的陈立夫，对戴笠是一向看不顺眼，这是无疑的。
徐恩曾抗战时期，在“中统”的幕后老板陈立夫调任伪教育部后，徐恩曾领导的中统业绩不佳，戴笠进一步得到蒋介石信任和重用。中统军统之争，中统屡落下风。除了军统的能力确实超过中统外，还有两个方面因素：一是戴笠善于揣摩上意，二是跟唐纵有关。唐纵出身军统，是最早的特务“十人组”之一，他后来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凡是中统军统呈送上来的报告，都要经他的手上达。如果中统军统送来同样内容的报告，唐纵就把军统的呈报给蒋介石，中统的压后再呈。长期如此，在蒋介石心目中，自然认为军统能干，中统棋差一招了。
唐纵“形势比人强”，这也与中统和军统的“业务范围”有很大关系。中统的主要目标是针对中国共产党，而我党已逐渐克服冒险主义，日趋成熟。中统和军统都费了很大的功夫，搞“打进拉出”，结果毫无成效。军统派往八路军的观察员，好几个倒成了共产党的同情者。好不容易从延安跑过来一个张国焘，也是自己主动叛逃过来的，没做任何“工作”。张国焘刚来时，国民党各个部门都以为是条“大鱼”，包括中统所在的CC系、军委会政治部、胡宗南、康泽，纷纷来抢人。没想到，张国焘第二次见蒋介石，蒋介石就指着身边的戴笠对他说：“我想请张先生去给他帮帮忙。”这样一个无职务无地位的“帮忙”，把张国焘打发给了戴笠。此时就算张国焘有一万个不情愿，已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戴笠“捡”了个宝，当然很高兴。但张国焘一年多没出任何业绩，戴笠又恨又烦，渐渐不再搭理他了。曾经的共产党“第二第三号人物”，在戴笠手下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他在屋内与人谈话，为了怕被人误会，故意大开门窗，提高音量，寄人篱下的滋味，与当年统领红四方面军生杀予夺的威风，岂可同日而语！脱离党组织的张国焘，连小特务也可以拿脸色给他看！二、跋扈典型上层争、下层斗。军统跋扈最典型的例子，是赵理君案。1942年3月15日，CC系要人、河南督察专员韦孝儒一行人开会途中住在洛阳复旦中学，夜里突遭一伙人绑架，下落不明。此事发生在第一战区长官部所在地，引起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重视；还惊动了蒋介石，命令戴笠要亲自督办此事。此时深得戴笠信任的军统骨干文强，赴任华北办事处处长正好经过洛阳，于是戴笠让文强调查此事。没想到，文强一番侦查后，幕后黑手竟然是赵理君！
赵理君为军统立过功，枪杀史量才、斧辟唐绍仪，当过上海区区长，后来担任洛阳督察专员，守着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走私贩毒，大肆搜刮。中统既眼红又气愤，派人悄悄拍下了军统人员骄横勒索的照片向上举报。赵理君非但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军统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涉及韦孝儒的防区，屡次被韦孝儒部下盘查，引起赵理君不满，中统的举报，更让他怒火中烧。这天晚上，赵理君竟叫部下将韦孝儒和洛阳复旦中学校长等五人抓去活埋在一座枯井中！真相大白，这一下激起公愤，中统不依不饶，引得蒋介石震怒，下令将赵理君枪毙。戴笠保不下赵理君，只好将赵“临时加入”共产党，说是“赵系共产党，故为此挑起政治上之纠纷”，连唐纵对此都只好“保持惊异之沉默”。军统势力日益壮大，早已不可与当初“一个半人”同日而语。有一次唐纵到军统局本部罗家湾参加餐会，“到科长以上一百二十余人，其组织可谓大矣。”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和猜忌。三、中统乌托邦要维持庞大的特务组织，必须有巨额的资金支持。与军统财源滚滚相比，中统捉襟见肘。鼎盛时期的中统，支领薪水的特务1万3千多，活动经费更加浩大。虽然在册人数比军统少了一半，隐蔽人员更不能跟军统相比，看起来所需经费少；但是挣钱的本事，徐恩曾远远不如戴笠。找不来钱，就揭不开锅。抗战初期，一名特务的工资大概110元，尚能养家活口，后来法币贬值、物价暴涨，中统人员形如流浪汉。中统干部赵毓麟回忆：“当时我担任中央调查统计局本部第三组第六科长，当时我们挤在一间不足四十平方的小楼里打通铺。至于吃饭，能够填饱肚子就行！我身边的这些人已经算是中央党部里的高干了，他们也时常抱怨。很多低级调工人员，吃的是夹着沙子的糙米，穿的是破旧衣服，无固定住所，卧室在拼凑的办公桌上，早收夜铺……”据刘恭回忆，到1941年，中统为安置闲散的干部，设立调查员，月薪仍然是110元。这时的购买力，跟抗战初期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再艰苦，也得坚持，因为中统军统都有一条原则：“以特务工作为终身工作，中途不得自请脱离。”
徐恩曾和妻子费侠中统也要“开源”！徐恩曾的第三任太太费侠突发奇想，要在重庆长江之滨的唐家沱，建设一个“集体农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开始，大家兴趣高涨。中统的高干家属们聚集在农庄，种地、畜牧，唱歌跳舞，搞得好不热闹。费侠几乎每天向徐恩曾汇报，每一次汇报都忍不住把自己的“创意”夸赞一番。徐恩曾鼓励她：干好了，我便起草给中央党部，将“唐家沱乌托邦”推广开来。可是，唐家沱不是南泥湾，虽说“人定胜天”，但是关键在人。长江边如此优越的地理环境，但是中统做的竟然不如降雨稀少的陕北，别人做成丰功伟绩的事儿，在中统手里一地鸡毛。几周后，热情褪去，艰苦的生产劳动和军事化的作息，让散漫惯了的特务和家属意见纷纷；伙食越来越差，中饱私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最终这个乌托邦农庄关门大吉。还好徐恩曾在国民党要人于右任等前来参观之前，亲自去唐家沱实地看了看，不然这个被他夫妇吹嘘为“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农庄，污秽满地，草蓑地荒，让高层看到，要出一个大丑！四、破坏南方工委军统权焰熏天，业绩优秀，中统确实比不上。但要说抗战期间中统毫无作为，也是不客观的。这期间，中统破坏中共南方工委，被徐恩曾自视为得意之作。新的中共南方工委成立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1940年末，随后爆发了皖南事变。徐恩曾想在秘密战线也搞成一个“皖南事变”。这事从两个女交通员那里被撕开口子。1941年冬，南昌已被日军占领，江西南部有一条道路通往大后方，来来往往的人很多，中统特务发现其中两个年轻妇女，既不像商人，也不像学生。暗中扣押一查，是共产党的秘密交通员。顺着这条线，中统摸到了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委被破坏后，南方工委派谢育才到江西任省委书记，谢育才夫妇一到就被捕了。这时谢育才发现，中统一直利用江西省委的电台，假冒省委与南方工委继续联系，情急之下，不惜假自首，以放松特务的警惕，然后抛下刚出生的孩子，跳窗逃了出去。他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交通站，向南方工委报信，工委书记方方马上通知撤离。可惜负责接头的郭潜未能及时翻译电报，被捕后又马上叛变，使整个南方工委遭到严重破坏。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文彬被捕，后在国民党监狱中被折磨致死。另外还有约2000名共产党员被捕。廖承志也被捕，好在他父母是大名鼎鼎的廖仲恺何香凝，才幸免一死。“南委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断然决定南方工委撤销机关、停止工作。
廖承志和母亲何香凝徐恩曾在《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说：“江西的胜利，是我和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战斗中的唯一胜利。”“经过两年的努力，破坏了三省共产党的全部组织。”还有一项“业绩”，是发挥中统的强项——密码破译。搞无线电，徐恩曾是内行，他又招纳了两个高手：密电专家李直峰、留日归来的池步洲。1941年5月起，中统、军统密电室破译了不少日本电报，包括日本外务省要檀香山领事馆详细报告美军军舰的数量和类型、美舰进出珍珠港的规律、美军作息时间、夏威夷当地的天气，等等。这些信息汇总起来，指向日本要对美国舰队动手。徐恩曾十分信任池步洲的结论，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将此信息传递给了美国。可惜，美国人对此无动于衷，珍珠港事变中损失惨重。 
珍珠港事变五、徐恩曾倒台两个调查统计局的骄横和内斗，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于是对中统军统进行打压抑制。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日记中写到：“委座吩咐对两个调查统计局工作要调整，对两调统局工作人员要考核，最后并吩咐，其人事必须由侍从室第六组掌握。”除了给戴笠一顶“侍从室”的帽子，蒋介石还要戴笠交出特务工作以外的权力。戴笠见势不妙，除了忠义救国军舍不得交以外，放弃了其他职务。过这个难关后，戴笠仍然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同样的情况，徐恩曾就有点儿不识进退了。蒋介石一度想撤销中统局，所以委任徐恩曾为伪交通部次长。徐恩曾一半为了手下的生计，一半为了自己升官发财，他兼任伪交通部次长不满足，还想拿下伪经济部部长。徐恩曾认为，当时的伪经济部部长翁文灏不过是个学者，在国民党内没什么背景，把他“拱”下去自己取而代之很容易。殊不知，翁博士当部长，是国民政府装点“门面”，以充“民主”的；徐恩曾攻讦翁文灏，翁部长一气之下闹辞职，惹火了蒋介石。
徐恩曾与陈果夫等人合影让徐恩曾倒台的两件事，一是“贩运假钞案”，二是前妻王素卿走私案。1937年12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即将沦陷，伪中央银行匆忙撤离，将印刷10元版法币的铜版运到香港保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印刷铜版被日本人得到，狡猾的日本鬼子大量印刷伪钞。上海邮政储金会副局长程士范贪心，用5万元中储券兑换了200万元法币伪钞，计划偷偷流向市场获取暴利。但后来发现在上海无法流通，又打主意用这200万法币去国统区购买物资。徐恩曾得到消息，觉得押运钞票是件肥差，于是他指定时间、地点和路线，要抢下这单“顺风”业务。这个消息被中统内部的政敌知道了，悄悄透露给戴笠。1943年底，军统在安徽屯溪设下埋伏，当场逮捕了押运钞票的人。拿到徐恩曾指使运输伪钞的证据后，戴笠告到了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这次放了徐恩曾一马，只追究了他的领导责任。
戴笠不甘心徐恩曾轻松过关，又拿出一把杀手锏：王素卿走私案。王素卿是徐恩曾的第二任夫人，徐为了第三任老婆费侠跟王素卿离婚后，王素卿就打着徐恩曾的招牌，专做别人不敢做的生意，走私贩卖，欺行霸市。发财了的前夫人不甘寂寞，在成都和一个叫李子友的小白脸，公然出双入对。徐恩曾的部下觉得这样太丢领导面子，中统也极不光彩，要出手教训李子友，李子友得知这个消息，无处可逃，于是想到了中统的对头——军统。对于这个送上门的礼物，戴笠笑了。根据李子友的供述，戴笠给徐恩曾和王素卿列出了四大罪状：滥用职权、走私战略物资、纵容手下杀人、扰乱市场秩序。1945年1月20日，徐恩曾得到了一个此生最大的噩耗：蒋总裁宣布，撤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
然而，没过多久，事情出现了戏剧性变化。获胜的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因飞机失事，摔死在戴山困雨沟；离开中统的徐恩曾反倒混得风生水起。他利用自己前中统首脑的身份，和曾经担任伪交通部次长的关系，以及伪组织部长陈立夫这个靠山，还有伪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陈果夫的支持，搞实业、做生意，大发其财，竟得善终于台北，终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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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6-6 16:4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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