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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埃德加·斯诺等一批西方记者用真实的笔触和镜头记录他们在中国的见闻，并介绍给全世界。 毛泽东这样评价斯诺：“当我们被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来到这里来认识我们，并把这儿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将永远记住斯诺对中国的巨大帮助。”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在2021年全国“两会”记者会上说道：“斯诺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看待中国共产党时，不带意识形态偏见，始终坚守客观真实，始终追求公正良知。他所展现的职业精神和道德操守让人敬佩，他为增进中美人民的相互了解倾注了毕生心血，中国人民至今仍然怀念他。”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出版，畅销至今，斯诺这本著作成为跨时代的经典。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孙华曾在媒体上表示：《红星照耀中国》的价值在于，真实记录历史的同时展现了历史预见性。斯诺1936年到达陕北时，红军刚刚经历了长征；13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没有人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做到)，但是斯诺却相信。”孙华说。 孙华指出，《红星照耀中国》以及斯诺的数篇新闻报道，是当时美国政府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途径，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因此，我们今天重读经典，对剖析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仍有重要作用。
1939年，陕西延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二次进入陕甘宁边区采访毛泽东。（图/ 视觉中国） 探寻红色中国 1905年，斯诺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他的家族经营着一家小型印刷厂。尽管斯诺的父亲希望儿子能够继承家业，成为一位印刷厂厂长，但显然斯诺志不在此。 斯诺来到中国时年仅23岁。他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后来还到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讲师。为了上课方便，他在学校旁边买了房。他写道：“海淀的居民成分复杂，但他们都操优美的北京话，因此，这里是外国人学讲中国话最理想的地方。” 在中国，斯诺结交了大批爱国人士，宋庆龄、鲁迅、萧乾等人成为他的挚友。斯诺对萧乾说：“鲁迅先生是教我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 斯诺对这位中国文学巨匠充满敬佩，他在鲁迅去世后写道：“使鲁迅的形象显示出无上高贵和尊严的并不是他那颗硕大的、带有两道粗黑浓眉的杰出的头颅，也不是他那双深邃的眼睛，而是人民倾注给他的巨大的爱。自从我来到中国，七年中从未感到一个中国人的死，像鲁迅那样真正震撼着整个民族的心。” 某种程度上，中国人民对鲁迅的真挚感情感染了这位美国人，也让他对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心生敬畏与热爱。 结交众多爱国人士，让斯诺对中国的社会状况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斯诺本人也经历了数次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们改变了中国的社会进程，也让斯诺看到，这个国家虽正处于苦难之中，但中国人民的昂扬斗志也被激发，一场革命即将到来。 “九一八”事变、“一二·九”运动等事件，让斯诺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捕杀、围剿和对人民的镇压，但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国的农民、学生、工人前仆后继地加入红军、加入中国共产党。 斯诺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性，他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是谁，战士们为何会如此顽强、勇敢，他们的目标和理想是什么。 在《红星照耀中国》第一篇“探寻红色中国”里，斯诺将苦苦思考的80个问题记录在内。他知道，要想得到答案，“唯一的办法就是到那里去一趟”！ 斯诺眼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头戴红军帽，眉头微锁、神情严肃，显得踌躇满志——这张照片成为中年毛泽东的经典形象之一，而斯诺正是这张照片的拍摄者。 1936年7月15日，斯诺接到通知，毛泽东将正式接见他。斯诺在书中写道：“他（毛泽东）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 在斯诺的笔下，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有着宏才伟略的战略家、领导人，他的身上还流露出孩童般的好奇心和欢快。“他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之间来回踱步，一忽儿坐下来，一忽儿躺下来，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叠报告。毛夫人也还没有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俯过身去，看到一只飞蛾在蜡烛旁边奄奄一息地死去，高兴得叫起来。这确是一只很可爱的小东西，翅膀是淡淡的苹果绿，边上有一条橘黄色和玫瑰色的彩纹。毛泽东打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薄纱般的羽翼夹了进去。” 毛泽东住的窑洞非常狭小，也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和斯诺进行了数十次彻夜漫谈。 因为毛泽东习惯晚上工作，所以俩人的谈话常常从晚上9点开始，并持续至深夜。毛泽东向斯诺指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应该结成一个反侵略、反战争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这让斯诺为之一振，在接下来的漫谈中，两人探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持久战、统一战线问题、战略战术问题、组织和武装民众问题、内政问题、中共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等等。 斯诺于当年10月回到北平后，便在英美报刊发表系列通讯，详细介绍了自己在中共革命根据地的见闻。11月，斯诺发表了第一篇他在延安采访的报道，首次向世界展示了毛泽东的戎装照片，引发了广泛关注。 他的妻子海伦·斯诺表示：“在斯诺的报道发出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他们的领袖毛泽东，不仅苏联人根本不了解，就连中国人自己也不清楚，更不用说西方了。”
2021年4月24日，陕西延安，斯诺当年所住窑洞前的斯诺塑像。（图/ 视觉中国）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取得胜利？ 斯诺初次来到陕甘宁边区时，他惊讶地发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仅有一顶蚊帐算得上“奢侈品”，周恩来睡的是土炕，彭德怀穿的是用降落伞缝制的背心，林伯渠的眼镜断了腿儿用线绳系着挂在耳朵上…… 条件虽然艰苦，但丝毫不能浇灭红军战士高昂的革命热情，以及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斯诺对此非常感慨：“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周恩来让斯诺印象颇深：“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当斯诺问一名农家少年“你怎么看红军”时，对方说：“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为老百姓的权利打仗。”当斯诺问战士们“你们怎么知道农民真的爱红军”时，战士们说：“他们亲手替我们做了一千双、一万双鞋子。每户人家都送子弟参加我们红军。” 在一次次采访中，斯诺心中的疑问有了答案，他感受到一种独特的“东方魔力”，他称共产党人是他“在中国十年以来所遇见过的最优秀的男女”，有着优越的“军事纪律、政治信念和制胜意志”，“坚韧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斯诺写道：“我和红军相处的四个月，是一段极为令人振奋的经历。我在那里遇到的人们似乎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最幸福的中国人。在那些献身于他们认为完全正义的事业的人身上，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充满活力的希望、热情和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如此强烈的感受。”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又译《西行漫记》）在英国出版。美国历史学家拉铁摩尔在为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一书撰写的序言中，高度评价斯诺这本书：“在人们政治上陷入思想苦闷的情况下，斯诺的《西行漫记》就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书中介绍了人们闻所未闻的或者只是隐隐约约有点儿感觉的情况。那本书里没有什么宣传，只有对实际情况的报道。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啊！” 斯诺自己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文版序言中表示：这本书能风行各国，不是因为它的风格和形式，而是因为它的内容。这些故事是中国革命青年所创造、所写下的，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人口述的，他只不过把他们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所作的长篇谈话给予了原始记录。他们不可被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是人类历史本身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董德兵指出，包括斯诺在内的这些国际友人用客观公正的态度、毫无党派偏见的报道，见证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的成长史、发展史，也及时澄清和批判了诸如中国工农红军是流寇的政治谣言，对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斯诺实事求是地将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向全世界宣传出去。这批国际友人的著述、回忆录以及反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军队的一些情况在美国等国家出版之后，也成为国外友人、海外华人以及他们和中国共产党人最初发生联系的精神纽带。” 1949年1月12日，《密勒氏评论报》转载了《纽约星报》邀请代表不同政见的几位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举行座谈的记录。他们讨论的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取得胜利？ 面对第一个问题，斯诺在座谈上指出，共产党胜利是因为他们实行平均地权，并让农民在斗争中享有经济实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们之间建立起一个政治联盟。由于有了这样的联盟，他们开展了群众运动。从群众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股道德和文化力量，造就了一支年轻有为的领导队伍、一个纪律严明和深为群众爱戴的政党。它能战无不胜，是因为它从大多数人中吸取力量，并为满足他们的迫切需要寻求答案。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涌现了一个现代中国最有成效的军事组织。 事实的确如此，这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党，始终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心。当陕北的孩子把红军叫做“我们的军队”，农民谈到苏维埃时说的是“我们的政府”；当苏区建立了免费学校，让贫苦孩子念书识字；当人们争相参军是因为“红军帮助穷人，能救中国”；当在一无所有之时，年轻的战士们仍然情绪高涨、精神饱满，想为这个国家抛头颅、洒热血时，那么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就变得毫无悬念，是人心所向。 1972年，就在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同一星期，斯诺，这位向世界展现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革命历程的美国记者病逝。按照他生前的愿望，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斯诺以这种方式，永远留在了他终生挚爱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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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1 17: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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