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披露的数据,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而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 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引发了公众一系列担忧:人口红利是否正在消失?“三孩”政策能否缓解人口负增长?养老问题该如何解决?针对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 光放开政策是不够的, 要为育龄妇女创造宽松的生育环境 记者:请问陆教授,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了10‰。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陆杰华:这个数据是近几十年来最低的一次,意味着2020年的人口几乎接近零增长,这说明出生水平在迅速下降。尽管2016年放开二孩,去年5月底开始实施“三孩”政策,但低生育率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过去,我们是年轻社会,人口一直在增长,进入负增长之后将会迎来全新的社会形态,当务之急是要适应这种社会形态,化解负增长带来的某些风险,促进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记者:人口负增长是不是意味着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陆杰华: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是战略性和全局性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既得益于政策,也得益于人口红利,数量型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关键作用。现在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龄化加速,特别是劳动力规模和比例的下降,人口红利开始下行,但还没有完全消失。依靠数量型人口红利发展的时代渐渐远去,下一步我们将及早适应新的人口结构变化,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产业结构,以此实现长寿红利,靠质量型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 记者:低生育率的背后,阻碍人口生育潜力释放的原因是什么? 陆杰华: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民的生育基本是政策驱动,但现如今,国民的生育意愿发生了变化,政策之外,还有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由此来看,驱动的变化意味着光放开政策是不够的,如何为育龄妇女创造一个宽松的生育环境,比如延长产假、设立更多育儿假等都很重要。 同样,“90后”“00后”作为日后生育的主体,他们的婚恋观念更加多元,如不婚主义、丁克主义等,都会影响整体的生育水平。 “三孩”政策效果还需观察,未来生育权应回归育龄人群 记者:您认为“三孩”政策能否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 陆杰华:短期内还不太容易看到实际效果。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二孩的比例在上升,但令人担忧的是一孩比例却在不断下降。一孩都不生了,何谈二孩?所以在生育过程中要“保一”,就是鼓励育龄人群能够生一孩争二孩,然后才能向三孩靠近。放开“三孩”只是一个信号,能不能提升生育水平,还需要观察。 因此,做好一孩和二孩的相关配套显得尤为重要。未来的生育配套措施,要在一孩和二孩上下更多功夫,让剩余的力量真正释放出来,才会让生育率不下降,甚至有所回升。 记者:有人认为女性的社会困境是影响生育的核心问题,您是否认同这个观点? 陆杰华:从性别平等上来说,我认为这是失之偏颇的。在推进性别平等的过程中,我们鼓励越来越多的女性走进公共领域,参与社会就业,去和男性获得同等平等待遇,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很少鼓励男性参与家庭事务,由此一来,造成了更多的不平等。因此,推进性别平等,不仅仅是鼓励女性参与社会事务,还应鼓励男性积极参与家庭事务。 养老面临多重压力,实现代际反哺需拿出“真金白金” 记者:近日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提出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共同居住或就近居住。您觉得这一倡议在推进过程中有哪些压力和阻力? 陆杰华:鼓励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共同居住或就近居住,其实是为成年子女赡养老人提供一种环境。但是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很多子女到外地工作,若与父母同住就面临较多问题:一是住房和落户的问题,二是养老金统筹和医保统筹的问题。 因此,各部门应围绕同住或就近居住制度上的一些盲点,制定可操作性的政策,创造同住的社会环境。再就是通过政策鼓励同住或就近居住,比如与父母同住,购房是否有一些优惠或补贴?鼓励同住不能只是口号,各地政府应拿出“真金白银”来设计制度,这样才能够创造一个代际反哺的宽松环境。 记者:目前全民关注养老成为常态,您认为该如何缓解? 陆杰华:这是当今社会面临的比较突出的民生问题,过去国人关注教育、关注看病,现在全民关注养老。解决养老问题,一方面要靠家庭,家庭是养老的第一责任人和“守门人”。另一方面就是发挥多元主体作用做好服务。 首先,国家主要发挥兜底作用,做好低收入人群、失能人群和无保户人群的养老工作。另外就是推行社会化养老,打造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9073”格局,即90%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在社区,3%在机构。其中,社区应该提供更多的生活照料、慰藉和娱乐生活,解决老年人吃、行、医、乐等方面的问题。提供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是国家最近几年着力发展的重要方面,但是目前还没有成为养老支柱,需要特别关注和培制,鼓励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为老年人提供更便捷、更低成本、更多样的养老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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