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推动了“厅局风”的流行？

微言网编辑部

作者：达达
随着一波波“体制内男友”晒单，引来阵阵羡慕之情，“厅局风”已然打败街头风、户外风、机能风，登顶潮流风向榜。热心网友总结道，“厅局风”穿搭是最近两年兴起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潮流分支。若非要追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穿搭风格，答案很可能是“没有风格”——衬衫、Polo衫、夹克、黑裤子的自由组合，只要大方、朴素、规矩，看上去稳重、老成（老气）就对了。
巴尔扎克说过：“没有什么比和所有人都一样更让人心碎的了。”虽然这话是他用来描述跟美食相关的场景，但也很适合时尚潮流。可对于“厅局风”来说正好相反，它追求的就是“中规中矩”，大家是什么风格，你就是什么风格。另一种解读认为，它的本质是慕权，和穿什么毫无关系。也不只是在中国。服装，就像巴尔扎克在《优雅条约》中写的那样，是“所有象征符号中最有效力的一个”。  
我们总说，别根据封面来判断一本书，也别根据标签来判断一瓶酒。可在职场中，谁真有时间或精力去细细探索一顿商务宴请中遇见的人呢？有意思的是，人们发明了一套明确的、常规的方法来应付这个难题。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分成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在公共领域，按照社会秩序和自己的角色来穿着打扮、行为举止；在私人领域，则可以按照喜好来穿着和行事。英国国务大臣和外交家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说过一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不要根据人们的外表过多地挖掘他们的内心。如果你把其他人看作是他们自己，而不是他们真正的自己，生活就会容易得多。”
随着大城市中产阶级在工业革命后崛起，人们放弃了对于华丽服装的追求，并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彼此。大街上到处都是高度同质化的单调服装。着装一直是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若仅是出于体面或是防护而穿衣，大可让所有人都套上尼龙袋子。但即便如此，肯定也会有人想要不同颜色的袋子。同样，也总有一些想要穿得比自己实际情况看起来“更好”的人。这种更好，可能是物质层面上的，也可能是精神层面的，还可能是所属阶层的。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来总结这种现象，就是“伪雅”。
早在19世纪中期，英国小说家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就发明了“伪雅士”一词，并将其一部散文集命名为《势利人脸谱》。伪雅行为被定义为试图模仿上等的团体，所谓的“上等”是主观的、可变的，也会随着政治风向变动而变化。比如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伪雅士通常都梦想着在自己的姓氏前面加上表示贵族姓氏的前置介词或者伯爵爵位，而1789年之后的伪雅士则会像“长裤党”（代表城市平民的政治派别，大革命的重要力量）一样着装，像《杜歇老爹报》一样说话，随时会引用让－雅克·卢梭的名言名句。几年后，随着罗伯斯庇尔的失势，伪雅士们也许会像做作的年轻人一样，穿上用来纪念殉教王路易十六的黑色背心，手里拿着短木棍痛打共和派人士。
诚然，在一个混乱的社会中虚张声势要比在一个井然有序、人们各司其职的社会中努力生活更容易些。对一个“开放的社会”而言，结构相对松散，传统价值观及等级标志模糊。当每个人都接受并满足于自己的社会地位时，伪雅行为所占据的位置就会微乎其微。相反，在一个不稳定的社会中，随着人们嫉妒心的加剧，伪雅行为便会肆虐扩张。
英国作家萨克雷在《笨拙》杂志上连载45个特写，描绘英国社会各阶层的势利眼肖像时（从1846年到1847年），正值伪雅行为的黄金初期。1857年《势利人脸谱》被翻译成法语，“伪雅士”一词很快生根发芽，其意义也渐渐远离了萨克雷在书中所给出的原义。萨克雷笔下的伪雅士是不讨人喜欢的，他们富有却低俗、投机取巧，而法国人心目中典型的伪雅士是一种衣着讲究、热切渴望得到上流社会认可的青年，就像萨克雷在《名利场》中构建的一位男性形象约瑟夫·赛德利那样。赛德利驾驶豪华马车，出入豪华饭店和剧院，因为这样才得体；他去听歌剧时总是身着最时髦的衣服，当遇到一个贵族时，眼里就没有别人了；无论何时何地，他总是书不离手。
19世纪末，伪雅行为被逐渐鲜明地划分为两种派系：一种是社交性的，指的是想模仿、靠近、结交上层社会成员；另一种是时尚性的，它不再指向社会等级，而是渴望引导潮流，做时髦的领头人。事实上，大多数的伪雅是两者相结合的。法国的《20世纪拉鲁斯词典》在把伪雅定义为“贵族迷”的特征后，补充道：“这种行为尤其指对时尚夸张地迷恋，人们推崇一种观点，不是基于自己的推理，而是依据它被其他人采纳的程度。”
法国曾涌现过“崇洋媚外”的英国癖，代表人物是沙特尔公爵（Duke of Chartres，1840～1910），他的一切都从英国进口，包括他的情妇、马、衬衫以及园艺。一位目击者写道：沙特尔公爵为把英国癖传播给法国人做出了极大贡献。宫廷和巴黎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急不可待地模仿他。有些非常热爱时髦的人，甚至在和朋友说话时都故意带点英语口音，走路靠左，完全模仿英国人的所有外在特征。由此可见，构成19世纪和20世纪伪雅行为本质的一切要素都已经具备了，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更猛烈地卷土重来。
英国癖的影响甚至辐射到了用餐礼仪上，“法国式晚餐”让位给“英国式晚餐”。20世纪初，有一本关于礼仪的教材非常成功，书中写道：不能在餐桌上夸赞女主人做菜的手艺，不能随意移动，也不能祝同桌的人“好胃口”，还不能碰杯。从路易－腓力统治时期开始法国人迷恋的这种资产阶级礼仪其实是一种“英国式”的礼仪，当然，这符合新的“统治阶层”的战略，同时也满足了伪雅士们的愿望和期待。
就这样，出身大贵族的英国癖如今成了资产阶级的嗜好。典型代表就是《追忆似水年华》中说话故意带着英国腔的奥黛特。正如最了解这种伪雅行为的普鲁斯特所指出的那样——伪雅行为换了对象，却没有改变其语气和性质，就是模仿、想融入精英团体的强烈欲望。
这种伪雅行为并不只有法国人才辨认得出。19世纪末最滑稽可笑的文学形象也许是王尔德在戏剧《理想丈夫》中创造的楠杰克子爵，他是“因其领带和英国癖而闻名的年轻大师”。在第一幕中，楠杰克来到名人沙龙，侃侃而谈，散发自己从英国报纸中获得的风趣幽默。当漂亮迷人的巴锡登女士奉承他说“子爵，您看起来很像英国人”时，他都要欢呼雀跃了。王尔德揶揄得如此精准，是因为他的几个法国亲友中就有一些类似的人。
时尚性的伪雅行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占据主要地位，而原来一统天下的上流社会伪雅行为似乎失去了阵地，一方面因为战前那个“美好的贵族社会”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乘坐喷气式飞机旅行的人”。
为了拒绝向大众时装弯腰，“二战”后的英国出现了“爱德华迷”。他们大都出身富裕资产阶级家庭，因刚刚发生的大变革而对现代社会感到震惊，梦想着回到一个生活简单并快乐的时代。在富有阶层看来，1900～1910年之间的爱德华时代才是幸福的旧时光，也是最后一个懂得高雅及生活乐趣的时代。所以，他们忧伤地决定要重新遵从彼时的服装惯例——穿着紧身外套，外套上部鼓鼓的，带小翻领，肩很窄，领子又高又硬，领带很细，头顶的圆顶礼帽高高在上，试图用这种打扮重新找回被战争消除了的雅致和高贵。
如果说在18～19世纪的大贵族时代，区别被羡慕圈层的标准是马甲纽扣和手杖，那当下“厅局风”的标准就可能是一件哈灵顿夹克。在特定群体的内部总是有规则的，这使得每个人都能一眼看出谁是群体成员，谁不是。
从蒙昧时代开始，伪雅就已经成为放之四海而皆有的现象了。谁能毫不脸红地说自己从来没有沾染过一点附庸风雅的习气，无论这种习气是自己主动接受的，还是在潮流语境里潜移默化的结果呢？在法国作家和戏剧评论家儒勒·勒梅特尔看来，伪雅行为无论好坏，在某些方面是有益处的。因为“渴望更好”的动因，上流社会伪雅行为经常是一种致意，而时尚界伪雅行为经常是一种鼓励。有时候，伪雅士会碰巧迷恋上有真正价值的东西，无意间变得很有远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知的热情会促使必然要存活下去的事物提前取得胜利，他们的缺陷、轻信盲从以及缺乏鉴赏距离的特质会卓有成效地促进艺术和思想运动的发展，而那些有学问的、明智的“智者”，反而更倾向于保守悲观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