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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3月23日，北京朝内大街203号。 在一处10平方米的小公寓里，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在向一位病床上的老人宣读一份决定： “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并不存在汉奸问题……撤销和推倒强加于关露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 当沉冤终于昭雪，老人浑浊的双眼里噙满了泪水。 在历史的错勘之下，她曾是公认的“汉奸”，以43年的“戴罪”之身等待一个公正的判决。 当平反这一天到来时，关露已76岁。 这一天，她等了太久，直至垂垂老矣，身心俱残。 7个月后，关露在完成了回忆录以及她的老上级潘汉年的纪念文章之后，服下了大剂量安眠药…… 作家萧红临死前，留下绝笔： “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而当关露永远地阖上双眼之时，曾萦绕于她内心的，是否也是这一份“不甘，不甘”？ 
2007年，《人民文学》给予了麦家的小说《风声》这样的授奖词： “《风声》具有强劲的叙事力量；它探索人的高度；它塑造超凡脱俗的英雄；它以对人类意志的热烈肯定和丰沛的想象，为当代小说开辟了独特的精神向度。” 两年后，小说被拍成了电影，周迅饰演的顾晓梦更是成就了一个红色经典形象。 影片的最后，顾晓梦以一段独白道出了万千“地下工作者”拳拳的报国之心：“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是希望家人和玉姐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 后来，麦家在央视栏目《重访》中披露，顾晓梦的原型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左联女诗人，后又成功打入敌人特务机关的“红色间谍”——关露。 顾晓梦曾在那条墨绿色旗袍的边线上留下摩斯密码，却成为关露宿命的谶语：“我不怕死，怕的是爱我者不知我为何而死。” 如果没有成为一名“间谍”，关露大概是上海滩可以和张爱玲齐名的女作家。
● 关露 但在命运的转弯处，她被带到了一条崎岖险峻之途，令其蹈死不顾的，是她毕生追求的信仰。 1907年，关露出生在山西右玉县一个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父亲饱读诗书，为她取名胡寿楣。 9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以纤弱的肩膀，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当时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母亲却为两个女儿在清静的小院里开辟出了读书一隅，并陪她们熟读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为两个孩子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不仅如此，母亲还教育女儿立身处世之道：女性一定要实现经济和思想上的独立，才能在时代的风浪中撑住自己的命运之船。 但因积劳成疾，母亲于1923年抱恨离世。 那一年，关露16岁，妹妹14岁。 母亲去世后，关露带着妹妹寄居在二姨家。而二姨认为女孩子的最终归宿就是嫁人结婚，相夫教子。 不久，二姨便给关露介绍了一名银行经理。 但关露无法接受这样的安排。于是某天清晨，她带着妹妹，逃离了二姨家。 离开二姨家后，关露和妹妹辗转来到了上海，暂居于老乡阎佩芳家，并重拾学业。 1928年，关露考入了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文学系（现南京大学文学院）。 
● 国立中央大学 读书期间，她正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对于关露而言，那是一种来自思想和灵魂上的荡涤与洗礼。 于是，她以笔代戈，既以锋利之言针砭时弊，又以切切之语为底层人民呐喊。 关露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发表后，又相继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反响颇大，遂有人将她和张爱玲、潘柳黛、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在关露的作品中，她表达了对民族生死存亡的担忧，也努力去唤醒女性的自我解放。 在时代浪潮的风起云涌中，她逐渐成长为一名爱国青年。 不久，关露参加了上海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1932年，年仅25岁的关露加入共产党，并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的中坚分子。她用如椽之笔，为中国共产党在乱世中不断发出振聋发聩的红色之声。 她参与创作的电影歌曲《春天里》，燃起了无数爱国青年救亡图存的斗志。
● 由关露作词，贺绿汀作曲的《春天里》 面对日寇的侵略，她大声疾呼：“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时人亲切地称之为“民族之妻”。 一二八事变爆发以后，关露跟随丁玲一起去前线慰问抗日战士。 当时的十九路军英勇捍卫国土，用筋骨血肉抵御外敌侵略，于是，她将十九路军慷慨悲壮的义勇事迹写进了散文诗《悲剧之夜》中。 后来，她又深入工人之中，并通过办夜校、读书班等方式接近工人姐妹，唤醒工人沉睡的思想。 她声称：“我的青春活在苦难的工人之中！”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拉开序幕。不久，持续了3个月的淞沪抗战结束，国民党军队西撤，上海租界外围地区，尽数落入日军之手，上海成为一座“孤岛”。 两年后的一个夜晚，关露正埋首于长篇小说《新旧时代》的最后修改，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她的思绪。 来者是中共南方局的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刘少文，他带来了一份叶剑英的密电：速去香港找廖承志！ 关露以为组织会让她去香港开展文学工作，但没想到当她见到廖承志后，真正的任务是“接触汪伪特务组织76号的负责人李士群，并对其进行策反行动。”
● 李士群（右一） 关于李士群，关露早就听闻过他的骇人传言。 李士群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在上海进行地下活动时，被敌人逮捕，在被国民党用各种手段折磨后变节。抗战时期，他再度叛变，成为了日伪汉奸。 上级原本要将这样一个危险人物，交给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来策反。因为胡绣枫夫妇曾在李士群落难时，收留了他的妻儿，李士群始终铭记这份恩情： “今天你们夫妻这么照顾我的妻儿，以后若有什么地方需要我李士群，我必为二位赴汤蹈火！” 但当时胡绣枫已深入到国民党上层，一时难以抽身，便推荐了姐姐关露。 关露从前是以文人的身份战斗，从未接触过“间谍”工作。但想到危若累卵的国家，她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此去一行，等待她的，不仅是险象环生的“魔窟”，还有名节“有亏”的考验。
● 潘汉年 关露的上线潘汉年脸色凝重地告诉她：“关露同志，比牺牲更难的，是毁掉自己的名誉。” 同时潘汉年也嘱咐她：“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关露说：“我不辩护！” 从香港返回上海后，关露主动联系了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在表明自己是胡绣枫的姐姐后，以想找工作谋生的理由，希望李士群可以伸出援手。 
● 76号特务组织的总部：位于上海法租界的极思菲尔路76号 此前，李士群曾邀请关露对“76号”进行文学宣传，但当时的关露不耻于他的行为，予以了拒绝。 此次忽然“求助”，心机深沉的李士群知道关露“醉翁之意不在酒”，但他无法揣摩出关露的真实目的，便婉拒道：“我们这儿可没有你能做的工作，不过你以后可以多来玩。走吧，带你参观一下。” 随后，关露跟着他来到阴暗逼仄的牢房，那里面关押着的都是满身血污和伤痕累累的囚犯。 第一次见到“人间地狱”的模样，关露不禁毛骨悚然。 在那之后，李士群时常邀请关露到“76号”，但都不与她见面。接待关露的是他的妻子叶吉卿，两人也逐渐成为了闺中密友：逛街，唱歌，跳舞……看起来优哉游哉的生活，却加重了关露的心理负担。
● 叶吉卿 一位爱国的女诗人，竟与臭名昭著、恶贯满盈的“76号”为伍。 曾经的同事和好友，都以一种鄙夷仇视的目光看待她。而关露也担心现在的身份会牵连故旧，便主动疏离了亲朋好友。 李士群在关露与妻子接触的过程中，也渐渐察觉了她的动机。有一次，关露来到“76号”后，李士群出现了。 关露趁四下无人时问李士群：“‘老朋友’想要见见你。” 李士群听罢，愣怔须臾，随之沉默不语，其实在他的内心对共产党犹有好感，此前也曾私下联系过党组织，透露过合作的意愿。 半晌之后，他眉头舒展，狠狠掐灭了烟头：“‘老朋友’如果愿意要我，我是很愿意帮忙的。” 1942年，在关露的积极协调下，李士群与“老朋友”潘汉年成功会面。 由于李士群的情报，很多乡村躲过了日本的“清乡”计划；新四军要越过封锁线时，是李士群调开了伪军来进行掩护；同时，他还保护了一部分被日伪特务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策反李士群，关露功不可没。她不辱使命，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红色间谍”。
● 关露 但在上海，有人耻笑她善于伪装，有人当街大骂她是“汉奸”，左联的负责人甚至公开宣布，不会再让关露参加左联的任何会议和活动。 这些无疑都为关露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她修书一封给妹妹：我想回到妈妈的身边。 信中的“妈妈”，是指当时的红色圣地延安。 然而，她的请求并没有获得批准：“妈妈”不要你回来，她要你在那边好好照顾“弟弟”“妹妹”。 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关露有极强的使命感。即便“时时可死”，但她在收到上级的指令后，继续忍辱负重，秘密“卧底”。 
1942年春，潘汉年给关露下达了进入《女声》杂志社的任务。 《女声》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和日本海军陆战队报道部（即情报部）合办的一份中文杂志，读者主要面向中国女性，其目的是进行文化侵略。 组织上希望关露借助自己知名女诗人的身份，打入这家杂志社内部，与日共取得联系，并且在暗处宣传反战爱国主义文章。 关露再次临危受命，把自己装扮成了一名醉心于风花雪月、不问时事政治的文艺女青年，并在工作中，与杂志社的负责人佐藤俊子结为了好友，以其来掩盖自己的身份和目的。
●关露 潜伏在杂志社期间，关露作为一名编辑，积极搜集日方的相关情报，并利用职务之便在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具有先进思潮的文章，培养和发掘了大批进步的文学青年。 然而，她的爱国之举无法昭彰于天下，在上海民众看来，关露作为日本人豢养的“汉奸”，理所当然是人民的公敌。 尤其是在1943年7月发生的一件事，更是将关露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一年，日本举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想要召集一批文人到东京参加会议，借机让他们发表拥护帝国主义的言论，并给每个人拍照登报，以示表彰。 佐藤俊子将这项“荣誉”给了关露。 关露深知，一旦参加，“汉奸”之名将被彻底坐实。她想为自己保住最后一丝尊严，但潘汉年却让她抓住这次机会，拟将一封信交给东京帝国大学的秋田教授，帮助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冈野进，重新与日本共产党建立联系。
●冈野进 关露接到潘汉年的指示后，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前往。 在日本期间，她将搜集到情报的日记本，藏在编辑部办公室卫生间澡盆的下面。与此同时，关露成功地将信送到了秋田教授的手中，完成了潘汉年交给她的任务。 很快，关露在日本东京的发言和照片传回了国内。 当时的《时事新报》这样记载了关露的“日本之行”：“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面对同胞们义愤填膺地控诉与讨伐，关露犹如万箭穿心。 同时，她得到了另一个消息，李士群在家中神秘暴毙。
●李士群病逝登报，图源：《档案》 李士群的猝亡，让关露不寒而栗。她深知，比起侵略者，国人更痛恨汉奸。 虽然当初走上“红色特工”之路时，她便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她怕的却是背着“汉奸”的罪名，被悄无声息地暗杀。 昔日，她执笔为文，写下了众多令人动容的爱国诗篇，也为无数志士仁人带去前行的勇气与希望。 人们曾经有多崇敬她，后来就有多痛恨她。 关露无言，在默默承受这些排山倒海的愤怒情绪之余，只期盼着抗日胜利。到那时，她便可以光明正大地站立于阳光之下。 但拨云见日的那一天到来之际，却是她灾难的开始。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政府开始“肃奸”。 关露，首当其冲。 她被国民党列为“汉奸文人”，向其发出了“逮捕令”。 幸好在上级的特别安排下，关露被转移到了苏北解放区。 关露回到了组织的怀抱，以为终于苦尽甘来。她重新拿起了笔，准备将积压在心中的情感诉诸纸端。 当她打算将一些诗作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时，报社的社长却建议她：“您可以发表文章，但不能用关露这个笔名。外界不知道你的身份，如果你用这个笔名发表文章，可能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那一刻，关露才清醒过来，抗日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有关她的那些历史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澄清。 在很多人眼中，关露不是英雄，而是“汉奸”。 与被“污名化”的遭遇相比，对她造成更大打击的是，不久，她收到了恋人王炳南的绝交信。
●王炳南 王炳南和关露相识于抗战前。当关露以伪装者的身份战斗在敌营时，王炳南成为了她生命中的那道光。 但抗战结束后，王炳南已是中央高层领导人的秘书。当他向上级汇报了自己的恋情并计划与关露结婚时，却被否决，理由是如果他们两人结合，将不利于党的形象，更会影响他在党组织的工作。 于是，王炳南对关露据实相告。 因此，那封绝交信，犹如楚河汉界，彻底划清了他和关露的界限。 她犹记得在打入汪伪特工总部“76号”前，她去与王炳南告别。王炳南赠给她一张照片，并在照片的背后写下卿卿之语：“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她也将自己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他。 那张照片她一直小心珍藏，却不知那本诗集是否还在君侧。 新中国成立后，王炳南在总理兼外长周恩来的领导下，积极促成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1955年，王炳南出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兼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第一任首席代表，参加了长达九年的中美会谈。在奉调回国后，他受任外交部副部长。
●王炳南（右二）与周总理一同出席活动 王炳南身居要职，日理万机。而彼时的关露，却因为过去的问题遭到了隔离审查。 曾九死一生，但仰赖他的慰藉，她走过那些风雨如磐、暗无天日的岁月。 然时势造化，殊途难同。他已是国家的栋梁，她却沦落为人民的“罪人”。 她无法再与其比翼齐飞，只能孤鸿独栖。 随后，关露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关露想就这样走完余生，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接踵而至的劫难已向她张开了巨大的罗网。 
1955年，潘汉年被怀疑为“内奸”，被捕入狱。关露作为他的下线，受到了牵连，被关进监狱两年。 但牢狱之灾并没有结束。 1967年，关露60岁。因潘汉年一案又起波澜，关露再次入狱。 这一次，她在监狱中度过了8年的时间。 先后两次入狱，她一遍又一遍地写交代材料。她曾经用来进行文学创作的秀笔，竟然要用来“编造”自己“莫须有”的罪名。
●关露撰写的交代材料 身陷囹圄的关露，未死于敌人之手，却受辱于自己曾拼命守护的同胞。 以前，无论处于怎样的危机中，关露都怀揣着对生活的热爱。她爱干净，爱读书，即便多年来遭受“千夫所指”，她也不曾对生活和理想失去信仰。 可是两次入狱，彻底摧毁了关露。她得了精神分裂症，时而清醒，时而疯癫。 关露一生未婚，无儿无女，被释放出狱后一直独自生活在10平方米的蜗居。
●关露 1980年，74岁的关露患上了脑血栓，不仅全身瘫痪，还忘记了过去的很多事情。 她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落墨成章，抒写满腔的赤诚与襟抱。 偶尔，她将头探出10平米小屋的窗口，无神地盯着外面的世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直到1982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为她彻底洗刷了“罪名”。 同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彼时，距离潘汉年去世已经5年有余。
●潘汉年同志的纪念铜像，2001年在上海建成 关露曾为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曲写下过充满希望的歌词： “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 关露所求的春天，却迟来了整整43年。 大半生时光，关露都带着精神的枷锁行役于世。 当她服下安眠药时，陪伴在身边的，只有一个塑料娃娃和一张王炳南的照片。 照片的背后是关露题上去的两行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在文化部为关露举办的追悼会现场，白发苍苍的王炳南默立于人群的后面，神情沉郁哀戚。 寄出那封绝交信后，两人再见已是生死的距离。 他有些颤抖地从口袋中拿出一支笔——那是她送给他的墨绿色派克笔，在签到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如果不是成为“红色特工”，关露也许与王炳南一样，会成为一名卓越的外交家，或者笔耕不辍，以作家的美誉走完一生。 但残酷的人生向来拒绝假设。 在悼念关露的座谈会上，作家夏衍说了这样一句话：“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北京西山广场纪念碑 也许历史的悲剧能向时间去索要一个公正的答案，但是，那些潜入大海、埋于荒丘、沉默于无言的幽咽之下的呢，谁又能给出不辨自清的答案？ 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曾在《秋之将至》中写道：“真希望和大地一起肃静一会儿，我怜悯自己，不知为什么也怜悯大地。” 自然的兴衰、人类的荣辱、不绝的忧患在这亘古如斯的大地往复，它承载一切，亦见证一切。 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纪念碑上，镌刻着一段碑文：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勋永垂不朽！” 这也是对革命战争年代无数战斗在隐蔽战线的“地下工作者”的真实写照。 关露曾在狱中写的《秋夜》里表达过这样的心声：“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 逝川之水，流而不绝，但一切不能化为尘埃的，终将成为不朽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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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30 22: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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