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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分数暴跌,金融为何成了“羞耻”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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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7-26 11:34:2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近日,根据媒体对广东物理类在985和顶尖211院校的录取统计,财经类大学明显“遇冷”,录取排名下滑明显,金融学科似乎不如以前吃香了。

上海财经大学2019年—2021年在广东录取的考生,最低排名不超过3000名,2022年滑落至5295名,2023年为7755名,2024年已经到13602名。中央财经大学,录取的最低排名从6000名左右,降到一万名以外,2023年为11370名,2024年为13853名。

这个现象并非广东的特例,近日发布的复旦大学在某中部省份高考投档线,不考虑国家专项计划,理科生分数线最低的专业竟然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次之的是经济学院。

学子和家长们抛弃金融、管理等学科的趋势,肉眼可见。

做金融=高收入?

曾经,金融行业是学子、家长热衷的专业。近几年,金融行业发生了很多变化,社会流行的“金融精英论”变成了“金融羞耻”的说法。在此之前,网红名师张雪峰所说在社会舆论中把文科无价值论推向了高峰,这当中也包括金融学科。

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很多人觉得金融没有为社会做出实际贡献,未来金融行业的发展一定受限,学子和家长自然会敬而远之。

7月初,交大高级金融学院毕业典礼上,该院副院长、会计学讲席教授李峰发表演讲时也点明了这种“羞耻感”。他说:“一些人开始认为金融业无价值,认为金融业是可有可无的交易成本;有些金融从业人员,包括我们的一些同学和校友,甚至产生职业羞耻感。”

李峰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所有的高金校友,都需要坚信金融的作用和重要性。这是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重硬轻软...作为金融从业人员,或者在企业从事投融资工作,我们不但不应该有羞耻感,而应该深感自豪。”

李峰的话是有道理的。作为国家高等教育招生的科目,金融既然在招生,那么,就是一个合理的学科,就没有必要羞耻。

这种羞耻感某种程度上,源于金融行业的高收入。这里的逻辑是,因为金融行业高收入,而金融似乎实际上没有做出贡献,那么,就是社会的蛀虫,从事金融就是羞耻的,未来职业发展也是受限的。

金融行业的高工资,原因是多方面的。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舆论现象。文科“旗舰岗位”误导了大众。所谓旗舰岗位,就是一个领域中最耀眼,最高薪的岗位,被放到了舆论的聚光灯下,让人误以为这是行业常态。其实,这对行业来说是少数。学金融,能进入各大银行、投行的是同辈人中顶尖的佼佼者。

从技术上讲,金融行业的高收入,是因为承担了风险。

比如期货市场中的投机者,预估价格,做出判断,进行买卖操作,希望在价格波动中获得利益。投机者承担了风险,并从风险承担中获得应得的收益。

而正是因为资本市场上有投机者主动承担风险,规避风险的参与者(如套期保值)才能找到交易的对家,资本市场上的风险才能得到有效地配置。

反过来,当投机者以杠杆承担风险,预判失误,则会遭遇巨大亏损,而当预判正确,收益也会很大。这就是金融业收入颇丰的原因。

所以,金融行业其实是由少部分的高收入者与大多数的中等收入者组成的。只不过,在舆论场中传播的,是高收入。而且往往是这些高收入者承担了较高的风险。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交易模式逐步衍生,变得越来越复杂,金融交易也可能变得越来越偏离避险、融资、资源调配的功能,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金融的投机性质被无限放大。

在复杂的交易模式下,暴利、贪婪、欺诈、贪腐、资质垄断、规避监管、洗钱这些弊端,就可能给企业、投资者、市场都带来伤害。

所以,金融承担风险的高收入是合理的,但无风险的高收入,往往都伴随灰色的成分。

这就需要严格的监管,避免金融过度衍生,对整个经济运行造成风险,形成社会不公。

但中国金融行业的弊端,并不意味着金融学科,乃至经济、管理学科是无用的,学这些学科是没有前途的。

金融的贡献,往往难以察觉但又不可或缺

金融、经济、管理等学科对社会生产作用巨大。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高质量发展能够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为企业提供高质量、高效率、更加安全的金融服务,进而激发实体经济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也彰显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

遗憾的是,公众往往只看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创新活动,比如一堆高科技的实验设备,穿着白大褂的科研人员,一群工程师围着机器在研究。而在这些场景出现之前,其实是大量的金融活动。

一家科创企业,最初需要天使投资,然后是风险投资,然后是一轮又一轮的融资,最后是上市,获得更多资金。风险投资极大地推动了创新的规模和速度。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大量的企业管理工作。

现代社会中的创新,不再是爱迪生时代的单打独斗,而是无数人高效分工组成的创新网络。这个网络可以在企业内部,也会延伸到企业之外,调配无数资源组合在一起。金融就是一种调配资源的手段。

上世纪50年代,半导体革命初起之时,半导体之父诺奖得主肖克利,到硅谷创业。因为他不善经营,手下的八人公司,这也就是著名的“硅谷八叛逆”。他们接受了仙童摄影器材公司(Fairchild Camera and Instrument)的资助,于1957年创办了仙童半导体公司。这就是最初的风险投资。

正如乔布斯所说,“仙童半导体公司就像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仙童公司为此后的硅谷输出了大量人才,造就了像AMD、英特尔等一批星光熠熠的半导体企业。不仅如此,影响更深远的是,仙童的创业模式、资本模式、运营模式,成为此后硅谷公司一再被模仿和复制的硅谷样本,点燃了整个硅谷的创业的燎原之势。

仙童8位创始人之一的克莱纳,1972年在硅谷Sand Hill Road上和其他三位合伙人创办了风投公司KPCB,同一年在Sand Hill Road成立的风投公司还有红杉资本。

说到底,风投最本质的作用就是配置风险。风险投资并不总是成功,实际上,大多数都会失败。只有少数投资,能依靠专业、敏锐和判断,甚至运气获得成功。但哪怕十分之一的成功几率,就会赚得盆满钵满,同时,孕育出创新。

金融本身,不但为创新提供资金和资源支持。金融本身也是需要不断创新的。通过金融理念的创新,也可以促使新的技术创新模式,进而加速技术创新。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一轮技术爆发,某种程度上,正源于技术创新。

传统的技术升级的商业模式是:研发、销售、赚钱、再次投入研发、技术升级、销售。这种缓慢的技术升级模式,一方面是资本为了最大化研发的利润;另一方面,也需要积累利润投入研发。新的金融理念创新,打破了一定要先挣钱的想法,转而把评价公司的指标换成了“UV、PV、GMV和DAU”这类增长指标。

这种模式下,新技术获得风投,依靠风投实现技术研发,不再需要等待漫长的“利润——研发”循环。甚至,也不必为了利润而故意延长这个循环。相反,为了在资本市场获得更大的认可,很多企业在资本的支持下,承担长期亏损,尽量把科技向前推进。

某种程度上,这就是这二十年,市场黑科技频出的原因。简单地说,30年前Intel公司,即便有这个技术实力,也不会把CPU的性能每一代暴增300%,但如今,需要资本市场认可的初创科技公司,却会尽量拿出爆款。不管是特斯拉、无人车、AI、脑机接口还是猎鹰火箭,都是基于这样的模式。

所以,近20年,公众看到的,不再先是雏形,然后在十几年的尺度上慢慢成熟,而是一开始就会出现一个惊艳的东西。某种程度上,ChatGPT引领的这一轮AI爆发,正是风投模式在背后驱动。

遗憾的是,我们往往只看到繁花茂盛,甚至也看得到人才、基础学科的沃土肥沃,但却忽略金融之水的浇灌。

如今,资本市场对科技企业相辅相成,纳斯达克正在成为创新的有力支柱,纳斯达克100指数成分股汇聚了全球具影响力的科技龙头公司。

社会发展需要不同专业相互配合,“偏科”会导致社会问题

既然金融与管理对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如此重要,那么,这些专业,就不会没有前途。

养猪、杀猪、运输猪肉、卖猪、做菜,是五个不同的专业。做一个好医生、好教师、好的工程师,与当好一个院长、校长、厂长,也是不同的专业。后者需要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金融知识。高效的制造业,离不开这些良好的金融、管理知识。

很多人相信政策的威力,但却认为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是无用的。实际上,这两者本身就是同一个事物、同一种知识、同一种技能,在不同层次的不同形式而已。

文科理科,更像是一个双螺旋结构,相互扶持,没有理科,缺乏技术创新,社会的生产力很难提高;但缺乏文科,社会的发展会失去方向,社会为了发展而发展。

一个人的一生,会经历几轮政治、经济、技术的周期,很多东西是易变的,但市场规律却始终在那里。找准自己的爱好与擅长,由此去确定专业,才能穿越周期。而且,能以自己感兴趣的事作为职业,也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幸运。

作者|刘远举

财经专栏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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