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门峡市检察院近日以案件聚焦的形式，披露河南卢氏县秦某某被该县法院一审判决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3000元，量刑援引的是陌生的条例——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这是公诉机关炫耀工作成果的常规通告，洋洋得意于“深刻的法制教育”，但却迎来猛烈的批评。 用通俗的话来讲述这件事，就是一个农民在自家农田附近的山坡上发现长得像兰草的野草，便在干完农活后顺手采了三棵——检察院自个也承认，秦某不是盗采，是“无意间采挖”。可见，秦某不存在主观故意，性质就是无意之错，社会影响轻微。 关键在于，为了这三棵蕙兰，秦某先是被行政拘留七天，而后再被县检察院提起刑事公诉。官方骄矜于“秦某的思想受到了极大震动，也让周边的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法治教育”。但官方没有预料到，舆论的反应确实对卢氏县不顾情理法的不公产生了“极大震动”。 误采兰花遭重判这类事情，不是孤立存在。2014年，河南辉县市闫亮在自家门口掏鸟窝，哪知是鹰隼，被判刑十年半。2016年，内蒙古王力军因无证收购玉米被判一年徒刑，后改判。2016年底，摆摊打气枪的张春华在天津因持有枪支罪被判刑三年半。这些司法案例被批判具有两大特征：一是遭重罚的都是底层人，二是罪罚不等。 打气枪被重刑判决，不只是天津这一例，还有因为收藏***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例子，而作为量刑依据的那个部门规定，已经被驳斥得千疮百孔，但依旧有效地成为裁决标准。这次无意采兰花的案例，量刑援引的更是陌生的条例，同样令旁观者感到厌憎。 公检法热衷于在主观恶意极小的平民案件中，采取过度的重刑标准，已经在上述案例中显露无遗。与此同时，在官员贪污行贿、挪用公款等经济型犯罪中——无论是主观故意还是实际影响都极坏——往往是轻打轻放，量刑就低不就高。两方面的量刑悬殊，对比鲜明，十分刺眼。 2016年春天，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调整经济犯罪的量刑标准：入罪的起点从5000变成了3万，3万至20万，拘役或3年以下有期；十年以上徒刑的起点从10万上浮为300万；2000万至1亿，无期；1亿以上，一般不判死刑立即执行，可判处死缓。 这个解释出台之后，我们看见一些被控贪污受贿超亿元的巨贪，尤其是其中的某些省部级官员，性命得以保全。专门的司法解释，对照实例来看，对贪官一般不适用死刑，以及调整十年刑的标准，近似大赦。可在同时，掏鸟窝、打气枪、采兰花的坑越挖越大。 在量刑上表现出来的不公正、不平等，绝对不只是杜撰。不只是民情有体认有不满，司法体系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2017年4月，最高法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山东调研时强调，将个案审判置于天理、国法、人情之中综合考量，受诉法院要准确把握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尊重民意的关系，独立审判与尊重民意并不矛盾。 沈德咏调研山东的时候，正值辱母杀人案舆论沸腾，量刑问题成为批判的标靶。沈德咏讲得很有针对性：要准确把握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尊重民意的关系。独立审判与尊重民意并不矛盾，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不能走极端、陷入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 像秦某某这样无意中采了三株蕙兰，拘留7天难道不够吗？拘泥于无人问津的条例动用重刑，是不是沈德咏所说的“走极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平民犯事就重判重罚，贪官犯罪就从轻发落，沈副院长强调的情理法为何不能统一、公平地体现在所有人身上？ 总之，在类似于采兰花、打气枪、掏鸟案、收购玉米案这些主观恶意很小、量刑畸重的小民案例中宣扬所谓的“法治教育”，是欺软怕硬的懦夫做派，实质上是对社会正义、法律公正的背离。最该受再教育的，恰恰是将这类判决视作成果的司法人员，他们根本不是法治，而是在给法治挖坑。
| 
发表于 2017-4-21 18:52:22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