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灾必捐”真的好吗

杨家将

捐款仪式化让慈善陷入了“唯数字论”的误区，人们会把名人们的捐款数额拿到台面上来“排座次”。

如今的灾难性事件，已经越来越密切地与慈善——准确说是捐款——联系在一起。最近有两则新闻：一是在天津“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之后，有很多网友跑到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的微博，齐声呼吁他“至少捐一个亿”；另一个是，网曝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局发文要求教职工捐款，方式是从职工工资中扣除。

这两则新闻都引发了巨大争议，前者被认为是网友对马云进行“道德逼捐”，而后者则属于典型的“行政逼捐”。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有违自愿参与慈善的本意。这种胁迫式捐款非但不利于慈善文化的形成，反倒有可能让更多人远离慈善。不过，更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是：如今这种“逢灾必捐”的趋势真的好吗?

那些在灾难中蒙受损失的人，确实需要救济。不管是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还是危化品爆炸等非自然灾害，都会让很多人痛失亲人或一夜返贫。在物质上资助那些不幸的人，可以帮助他们更快地重建家园、渡过难关。这也正是每次灾难发生之后，都会有很多募捐倡议（包括“行政逼捐”）的重要原因。

但现在的问题是，灾后捐款已经越来越沦为一种仪式，而且越来越不单纯。比如，每次灾难后都会有很多娱乐明星、社会名流慷慨解囊，动辄捐出数百万元、上千万元善款。在当前的娱乐工业中，参与慈善事业已经成为塑造公共形象的常用途径，成为一种能够加分的姿态，这也难怪有那么多人质疑某些明星拿捐款炒作。

捐款仪式化让慈善陷入了“唯数字论”的误区，人们会把名人们的捐款数额拿到台面上来“排座次”。如果某一个明星或企业家捐得比较少，还要接受舆论的拷问；如果一分钱都没捐，更会像马云一样成为网友声讨的对象。这种扭曲的慈善观，让所有行善之人不得不高调、不得不谨慎选择捐款数，显然是不正常的。

与此同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的灾后捐款，沾染了浓郁的行政色彩。在一个单位之中，局级干部、处级干部、科级干部各捐多少，都是有层次和梯度的，下级一般都不敢比上级捐得多。这种行政化的捐款往往还会有“指标任务”，或者成为不同部门之间比拼的项目，很多被要求捐款的人就只能“自认倒霉”。

“逢灾必捐”的文化一旦形成，每次灾难之后的善款都会有比较可观的数字。但是，在当前的慈善管理体制下，这些善款的使用情况却是一本“糊涂账”。一些政府部门似乎也有意借助慈善的力量，转嫁自己的一部分责任。而对一些小的慈善组织来说，意外地获得一笔巨额的捐款，很可能意味着一次严峻的挑战。

出现灾难就捐款，虽然是一种很便捷的参与慈善的方式，但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其实并不利于成熟的慈善文化的形成，甚至也不利于慈善组织的成长。中国是一个灾害多发的国家，如何引导公众以更恰当的方式扶危济困，以更加多元的形式参与慈善，既是各个慈善组织的努力方向，也应该是政府部门的工作要点。文/汤嘉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