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破“沈阳案”的脓泡，是为杜绝20年后的王攀们

来碗泪流满面

整个清明节假期，被两场激烈的校园师生冲突所充塞。

一是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自杀，被指生前遭到了导师王攀种种“压迫”：每晚要去老师家里，要替老师打饭、组织球队，甚至王攀还当众让死者“坦坦荡荡说出那六个字”——“爸我永远爱你”。

另一件则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20年前旧事，多名校友在清明节期间指责当年北大教师沈阳性侵女大学生高岩，致其自杀。

前一则事件，武汉理工大学做出通报，未发现王攀阻挠学生答辩、侵占经济利益等情况，但是存在与学生认义父子等与教学无关的情况，已经暂停了其研究生招生资格。

而后一起事件则更为复杂。沈阳教授高调喊冤，称受到诽谤。受害者墓木已拱，很多案件事实难得到证实。但是，沈阳的确因为高岩之死背了处分。北大当年处分决定，几乎是一边倒呈现了沈阳一方的说辞，处分中没有呈现死者家属、同学的指控：是高岩要求与沈阳建立恋爱关系，沈阳承认与其有搂抱、亲吻，其又解释说这么做很无奈，是因为“高岩精神状态有问题”，“怕出意外”。最后，北大以其与女生交往“态度不严肃”予以了警告的轻罚。

如果沈阳真的是去安慰女生，何以背上这个处分？正像北大自己承认的当年处理存在“宽、松、软”问题。这个语焉不详的处理，也为20年后沈阳在其学术自述中大言炎炎地轻佻死者留下了空间。

20年来，中国社会对性侵的理解、话语结构和范式发生根本性变化，从是否发生性关系，转向警惕权力的滥用。

“师生恋”、性侵女生、导师把研究生当成保姆、“奴隶”等等，种种千奇百怪的师生矛盾，核心的议题是学术权力被滥用，师生关系被异化成人身依附、精神强制，而威逼利诱之下的发生性关系、陪女导师喝酒、替男导师买菜，只是权力滥用的表现形式。

从今年1月西安交通大学博士杨宝德自杀，舆论矛头指向其女导师的种种“控制”，到这次的陶崇园自杀，从北航陈小武的性骚扰门到厦门大学吴春明的诱奸门，事件的核心和因果关系都似乎躲在磨砂玻璃后面。但这一系列的极端个案，应该推动的是公共领域规则的完善，而不是指向“花边新闻”。

在现行研究生制度之下，导师的权力是否不受制约？高校老师与同性、异性学生交往的红线在哪里？相关教育有没有被纳入学校的日常规范中？乃至学术界调侃的“不想当师娘的师妹当不成好师姐”的现象，如何纳入反学术腐败机制中？

如果20年前，“沈阳案”能够得到彻查，并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把师生之间的“纠纷”当成防止权力腐败，在高校教师中明确树立与学生交往的权利义务的边界，明确哪些是关爱、哪些是越界的奴役、骚扰，是否能杜绝王攀们的“过分”？

20年前，北大用暧昧回避的师生之间的权利与责任问题，终于还是在当下社交媒体环境下全面爆发了。在中国高校，从法律层面厘定师生的权责利关系、建立通畅的救济申诉机制，已经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不能再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