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部小吏为何敢向军机大臣索贿

张玲

清朝官吏图画 （图源网络）

户部小吏为何敢向军机大臣索贿


     乾隆五十五年（1790），廓尔喀军队侵入西藏，乾隆皇帝命福康安偕参赞大臣海兰察率军反击。乾隆五十七年，清军到达西藏，连战连捷，将廓尔喀军队驱回喜马拉雅山南麓，迫使廓尔喀乞和。作为对这次战功的褒奖，福康安被任命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加封一等轻骑都尉世职，并于乾隆五十八年加封为忠锐公。
     然而，没想到，这位威名赫赫的大帅刚从西藏归来，就遭到一名户部小吏的索贿，并给福康安好好地上了一课“跑部钱进”陋规的常识课。
     福康安征西藏归来，有一户部小吏求见他。为了将一张名片递到这位福大帅手中，此人前后也花了十万两银子。那么，这位小吏为何要见福大帅呢？他自称是来“贺喜求赏”的。这不是明摆着来索贿的吗？福大帅勃然大怒：“幺么小胥，敢向大帅索贿赂乎！”但转念一想，这家伙如此大胆，一定会有什么要说的，且让他进来。小吏进来后，福康安厉声而问，但这小吏并不怯场，侃侃而谈，竟说出了一番“跑部钱进”之陋规的大道理。
     小书吏说道：“说我索贿肯定不敢。但是，大帅您此次用兵，用款达数千万两之多。那么，报销的册籍太多，必须多添人手，日夜赶办，要在几个月之内，全部办完并上奏皇上。皇上此时关注西藏的捷报，正在兴头上，定会一喜而定。然而，仅仅就户部现有的人手，一桩桩卷宗地申办，办完一件上报一件，没有几年的工夫是不可能完成的。到那时，今天一份奏报，明天一份奏报，你让皇上天天看你的军费报销案，必定会厌烦。这么多的军费报销，哪会没有一点不合规矩的呢？那时，如有人乘机发些议论，到时必兴大狱！我这是为大帅您考虑，并不是为户部这些小吏着想的。”小吏一番话出口，福康安如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他马上下令“大为激赏”，让粮台给户部特拨了200万两银子，用于军费报销案的处理。
     这位京城户部小吏给福大帅上的一课，其实是清朝“部费”陋规的基础常识课。
     按照大清帝国的财务制度，军费报销的过程一般是这样的：一、花钱的部门先对要求报销的事项进行统计，填写清册，送交户部（财政部），这叫“投文”；二、户部接到报销清册后要对各项花费是否符合规定进行审查，看有没有“以少作多、以贱作贵、数目不符、核估不实”等等“虚开浮估”的情况，这个过程类似于审计；三、户部如果发现报销清册中有不合规定的情况，就要求申报部门重新核实，这叫“批驳”；四、等一切报销项目都符合规定了，户部题写希望准予报销的奏折，交最高领导——皇上审批，皇上一般都会同意，因为户部已经对报销清册进行审查，一切都是符合规定的，皇上没有理由不同意；五、如果皇上签字同意报销，那么一切就OK了，户部给申报部门一个批文，整个报销流程就结束了。
     我们从报销流程中可以看出，报销是否顺利，关键是户部的审计，审计的关键又在“批驳”，也就是如果户部说报销项目不符规定，那你的报销就不能通过。而且，户部之说的理由非常“正当”。这一切，就给了户部小书吏“增加收入”一个很大的空间，那就是对要求报销的账目可以不凭公审计，而是看你送不送钱。这些钱有一个专门的词——“部费”。给了“部费”，即使不符规定，账目漏洞百出，他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通过；如果不给“部费”，即使完全符合规定，账目天衣无缝，他们也可以找个理由打回去，让你核查清楚了再来报！
     因此，如果说“炭敬”、“冰敬”、“别敬”的钱大多花在“部”里有审批权的大人物身上，那么，“部费”则主要是落入了“部”里地位不高的小人物——书吏的腰包。你别看书吏只是一些普通办事人员，他们的工作是抄抄写写，类似于现代办公室里最底层的文员，不少人还是个“临时工”。可是，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则使任何地方官吏不得不仰首视之。对这种“潜规则”，即使当时显赫一时的湘军、淮军主帅曾国藩、李鸿章为军费报销也是无可奈何。曾国藩托人和户部书吏接洽，讨价还价的结果是给8万两，而且已是很大优惠了。李鸿章托人找书吏探探口风，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书吏的胃口很大，要求给一厘三毫的回扣。所谓“厘”，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一厘三毫，就是报销一百两给一两三钱。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是3000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40万两，相当于现下人民币8000万元。



乾隆宠臣、军机大臣福康安画像

     “跑部钱进”的“部费”黑幕覆盖着清朝廷的各部，除了军费报销的“部费”，还有“秋审部费”。各省每年必有案件呈报，这就要给刑部送辛苦费。如四川按察司按惯例每年送600两银子，刑部小吏才在五六月间派人把秋审奏折的底稿送到四川，以便川皋做准备，应付部驳和皇帝的查问。再有“晋升部费”，州县官晋升，径直赴任的，照理由吏部发出正式通知即可。但是，如果吏部小吏不见该员的孝敬，就不给发文，以示拿捏。当年浙江有一个候补知县，应当补某缺。吏部来了一份文书，说这一缺该当你补，但按例你的给我1000两。知县思忖补缺理所当然，没有理会吏部小吏明目张胆的索贿。结果，那个缺位顶补给了别人，知县急忙请求部吏帮忙，那小吏说这次来不及了，若要为将来计，你要另给5000两，否则只能在两班中注销一班。知县筹不到这笔巨款，只好注销保举一班。最终，部吏告之保举的实缺名额被你注销了。吏部一个小小书吏，没有任何品秩，若索贿不遂，也可以把个知县折腾的半死。
     “小吏”，是清代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清代从中央各部院，总督、巡抚衙门，到地方道、府、州、县各级机构，除了主官外，就是这些具体办事的吏胥了。他们既有文职人员，也有杂役人员。这些小吏、佐杂人员虽然大多没有品级，却有定额，而事实上吏胥的人数远远超过规定。清代继承中国封建专制王朝对官员的限制，如官员的南北回避制度，官员不久于一地一任，故而调动频繁。但官员属下的小吏不受回避制度限制，他们长期盘踞京城一地，专司一职，熟悉京城风土人情，成了“坐地虎”。另外，清代法律繁复，律例并行，非专业人员一般难以掌握，官员多为科举出身，处理一般事务性问题能力低下，势必依赖这些小吏承办和执行具体事务。再有，这些小吏地位低下，类似于临时工，待遇又很差，只有少数人有微薄的“工食银”，于是手中的这点权力就产生了谋求法外收入的动力，对要求报销的账目不去凭公审计，而是看你送不送钱。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有了一个小小书吏敢于到封疆大臣福大帅口中套食之事。清中叶以后，社会向近代化转型，而体制僵化如故，必然出现官僚弄权于上、吏胥舞弊于下的局面。正如当时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以籍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愈巧”。惜乎，小吏之“智”之“巧”，乃是国之大不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