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蛇归野”背后的兽道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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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垚烽

6月1日，十余名北京放生客来到河北省兴隆县苗耳洞村，将数千条蛇放归野外。大量的蛇横行并爬进村民家中，一度在当地引起恐慌。全村男劳力均放下农活加入了“打蛇行动”。村民称，蛇的数量多，不知道是否有毒，同时担心数量如此巨大的蛇群如果在野外捕捉青蛙等动物，可能对当地生态产生影响。最终，经兴隆县林业公安部门协调，放生客向村民赔偿了4万余元。（6月5日《京华时报》）

诚然，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准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公民对待动物的保护态度上。更何况，仁、恻隐之心、善端，历来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概念。孟子就曾说过：“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但是，从拦车救狗到野外放蛇，当动物保护日渐逾越合理范畴，上升为某种意识形态甚至宗教狂热时，我们便不得不警惕极端分子那些源自所谓“道德使命感”的肆意妄为。因为它们不仅无视他人的正当权利，挑战社会的公序良俗，甚至屡屡突破法律底线。

如果说，《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有关“动物野外放生须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批准”的规定可能并非人尽皆知，那么，出自村民之口的“蛇是否有毒，会否对当地生态产生影响”等担忧恐怕是每个“正常人”都应该能想到的“常情”吧。但为什么这些自诩为“有爱心”、不杀生的“兽道主义者”却反而将其遗忘了呢？是一时疏忽还是有意为之？难道“放蛇归野”是行善，破坏生态就不是造孽吗？

事实上，拦狗、放蛇等事件的一再发生，反映出的是部分公民理性精神的缺失。从文化历史的角度看，它与近代启蒙的屡遭打断不无关系；从现实的制度层面考量，我觉得关键在于相关法律的缺失，以及由此而生的法律理性的匮乏。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一部《野生动物保护法》，但主要是针对反走私、反盗杀等违法行为的，且被列入保护范围的动物种类有限。《动物保护法》虽然成文多年，却始终停留在“专家建议稿”的阶段。法律的缺失使得“动物福利”的边界相当模糊，于是乎一方面有人将“动物福利”无限扩大，甚至不惜损害人类利益，而另一些人则将动物视作可以任意发泄情绪、虐待残害的物品。

培育公民的理性精神，这是启蒙以降的一贯命题，也是法治建设的必然结果。宗教如此、动物保护亦然，“放蛇归野”与虐猫虐狗不过是理性精神缺失下的两种对立极端表象，本质上并无差异。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制度性的保障，法律理性得不到伸张，那么人与动物“和谐相处”只能沦为一句空话，“放蛇归野”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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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公民的理性精神，这是启蒙以降的一贯命题，也是法治建设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