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言】关于秦帝国的灭亡，胡亥是个绕不开的话题。秦二世胡亥，历书对他的记述不多，大体上可以用劣迹斑斑加以形容，而他大抵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残暴昏君和亡秦之主之类的符合性概念。当然，有较真的网友会说秦帝国最后是亡在子婴的手中，而胡亥最多也就是个不幸被历史记录下来的昏君，他的残暴不过是对秦始皇所制定国策的萧规曹随罢了。 不过，当你更深入的研究先秦及秦汉历史后就会发现，我们还当真冤枉了倒霉的“熊孩子”胡亥，秦帝国二世而亡的祸因早就种下，而它的掘墓人正是炮制出“强秦策”的商鞅，以及一手建立秦王朝的秦始皇。
●思想：商鞅的法家思想研究如何为帝王极权统治服务 把以商鞅、韩非的法家思想与法律和审判联系起来，是错误的。 用现代的术语说，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谁若想组织人民，充当领袖，谁就会发现法家的理论与实践仍然很有教益。很有用处，但是有一条，就是他一定要愿意走极权主义的路线。 在法家的眼里，“法”只是手段，就如儒家眼中的“礼”一样，都只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而什么是法并无定规，如商鞅之法，从《商君书》来看，在技术细节上就与《墨子》有着众多相似之处，极有可能是对墨者在秦管理实践的技术总结，由商鞅入秦后进行了成文化的梳理和颁布。 最终，这些经验性的东西变成了秦国繁苛细密无比的行动指南，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发挥作用，而这只不过是一种统治手段而已。与现代的“法治”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制度：商鞅的军功爵制短期刺激军事扩张 但无法持续发展 商鞅为了提高军功爵的政治地位，甚至提出了“不官无爵”的原则，即没有军功爵的人不能当官，有爵才有官，所以在商鞅的言论中经常是官爵并提，实际是爵重于官，这也是秦国早期军功爵所特有的情况，以后的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就逐渐演变为重官轻爵了，到西汉初年，除保留一条非列侯不得任宰相外，其他都是只提官而不提爵，至西汉中期，不是列侯也可以任宰相，或先拜相后封侯，爵位已不是任官的必要的条件了。 商鞅原来按爵位等级占有田宅多少的规定，由于开垦荒地和田地可以转让等原因，很难坚持推行。云梦秦律的《徭律》明文规定：“其(指苑囿)近田(指农田)恐兽及马牛出食稼者，县啬夫材(裁)兴有田其旁者，无贵贱，以田少多出人，以垣缮之，不得为繇(徭)。”可见当时有田者的贵贱等级，已和有田多少没有必然的联系。 此外，有爵者可以以爵抵罪、减刑，如果一旦被判刑，其爵位就一定被取消，因此不会出现带有爵位头衔的刑徒。在秦朝末年，到了秦末一些有低级爵位的人，已贫困到因还不起官债而被迫以劳役抵债的地步。 
●道德：商鞅塑造的秦国社会实质是权力拨弄一切下的整体“无耻” 商鞅为秦国制定的种种制度、政策无非是把在六国都实行过的政令用之于秦国；秦国的制度就是根据这些法令的要求而变更的。 秦国之能迅速于战国七雄之中崛起，正由于商鞅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而秦国从此也成为了一个人民“免而无耻”的“虎狼之国”，较东方六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商鞅的为人为政的人格与风格，无不是六国“贵诈力贱仁义”及其“无耻”的风气使然。 商鞅之所以提出愚民的主张，无非就是为了使君主能够更好地统治和驱使人民，使人民专心从事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无敌于天下的目的。在《商君书·定分篇》中，商鞅指出：“民愚则易治也”，此一语，就直截了当地道出了他积极推行愚民之治的真谛所在。 商鞅认为人与人只有利害关系，为自己的利，人不惜铤而走险危害他人。商鞅的思路是，只要是人，就是坏的。他们在心中藏了很多秘密。这些秘密对国家是危险的，国王和他都不是神，不可能知道这些人的秘密，所以，必须要有告密者。于是，商鞅把告密写进国家法律。 
●军事：商鞅体制下秦始皇制定对外扩展政策诱发军事失败 在商鞅为秦帝国建立的体系之下，整个秦王朝就是一个巨大兵营，一台无法停下来的战争机器，它存在的基础就是不停的对外战争和掠夺财富。 经过统一战争后包括秦世皇在内的秦朝统治集团继续以商鞅“古典军国主义思想”为指导，判断了天下大势，认为威胁秦王朝安全的隐患已经在外而不在内，“安内”的任务业已完成，当务之急在于行“攘外”之事。 为此，秦王朝组织了庞大的军力，同时对北方的匈奴与南方的百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 经历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役，携并六国，扫四野余威的秦军终于在南北两条战线上取得阶段性胜利：匈奴被秦军压制在长城以北，百越之地尽归中原所有。 南北两线的战事平息之后，秦始皇将全国最精锐的军队编为两大重兵集团，分布于长城一线与南岭之地，这给大秦帝国的未来的农民大起义中的军事失败埋下了重大的隐患。 秦国最为精锐的军队秦始皇被布置在了一南一北两处边远之地拱卫边疆，而民怨四起、日渐不稳的中原腹地却防备空虚，兵力上捉襟见肘。秦始皇的这番军事部署表面上看是南北呼应，实际是却造成全国兵力外重内轻，成外强中干。更为要命的是，看起是南北呼应的两大重兵集团，其实却隔绝数千里，战略上难以形成真正的遥相呼应，反而极易被敌方分割。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对外战争结束之后，秦始皇下令修建直道、灵渠等沟通南北交通的基础设施。结果，各项大型的基础建设又搞的民怨沸腾，进一步刺激了普通百姓和六国遗族的反秦情绪。 由于先秦交通水平的限制，南岭地区的秦朝驻军的军粮供应时断时续，导致士卒多有不满，离心情绪越发浓重；且岭南三郡（桂林、象郡、南海）远离秦帝国统治中心，一旦军心有变，山高水远，难以控制。 果然，陈胜等人起义之后，秦王朝在南岭地区的驻军，便阻断道路，拒不奉调。于是，秦朝两大重兵集团少了一个，原来南北呼应的战略目的顷刻化为泡影。 即便是后来参战的驻守长城的秦军，也因公子扶苏、蒙氏兄弟等上层将领遭清洗，指挥系统混乱，加之粮秣供给不足、交通不便等原因，到了起义发生后第二年才进入中原战场，进而丧失了最有利的战机。 
【笔者说】在中国历史循环往复的周期里，几乎每一个能赢得200到300年长治久安的朝代，都是从打破原有社会结构，通过“均田”实现相对公平开始的。在农业社会里，“田”即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同今天的资本。所谓“均田”当然是没有土地的人均豪门的田，而不是有钱的豪门均穷人的田。 这一历史现象被称为“历史周期律”，就是指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但这个“历史周期律”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这种“周期”的根在哪里？读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后我们就会明白，中国封建专制下的“历史周期律”的根在秦朝，始作俑者是秦国的历代君王及手下商鞅、李斯这班大臣，其完成者是秦始皇。或者说，秦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也确立了这种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在以后的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这种制度也不是没有变化，但秦朝时形成的基本特征没有变。 、 历史周期律问题，是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提出的问题。黄炎培先生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同志回答说：行，这就是民主。
| 
发表于 2019-10-14 09:18:23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