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10%”的礼金限制或许浪费表情

帝国良民

近日，四川省蒲江县出台《关于规范全县党政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通知》，规定婚丧喜庆事宜随礼不得超过个人月工资（含津补贴）的10%。通知要求操办者收到明显超过此数额礼金的，应在事后5日内报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备案。《通知》的涉及对象，包括蒲江县所有各部门和各乡镇党政干部职工、县属企业班子成员以及事业单位人员和村（社区）干部，他们将签订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承诺书，若今后违反规定，将受到组织处理、纪律处分。（7月24日《人民日报》）

　　这一规定让人想起了诸多地方不断出台的酒席桌数限制的廉政举措，似乎就是针对群众深恶痛绝的某些领导干部利用婚丧嫁娶生日等机会敛财之腐败现象；虽然出台限制规定算得上纪检部门有所作为的工作成绩，但毕竟这涉及到很多中国社会传统的人情往来，期间有太多模糊的空间，并不具备可操作性。大多数情况下仍然需要通过群众举报来查实。同样，四川蒲江县出台的不超过工资“10%”的礼金限制，且不说这10%是否科学合理，至少同样缺乏在具体操作上的手段。

　　比如通知中规定要求操办者收到明显超过此数额礼金的，应在事后5日内报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备案。如果这钱是送给领导的，送多少钱也只有双方心知肚明，领导并不需要硬性的在5天内上报，而相关纪检部门更不可能吃饱了没事专门到领导家里去核查领导收礼金的账目，这似乎也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礼仪。也就是说，不超过工资“10%”的礼金限制规定，在某种意义上也就只是说说而已，是一种基于廉政的朴素愿望。包括很多地方已经实施了的酒席桌数限制，其实并没有一举改变中国社会畸形的礼尚往来陋习，能把礼尚往来美德变成陋习的社会，恰恰是群体性拜金主义价值观，不并非仅仅只是官员敛财那么简单。

　　官员借机敛财确实不可否认，但实事求是的讲，“份子钱”、随礼“礼金”，这早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畸形的礼尚往来之陋习，送出礼金数额水涨船高不说，无论婚丧嫁娶、生日宴会、买车购房、考学晋升大家都动辄“庆祝”一番，相互之间礼来我往，来来往往的其实都是“礼金”，动辄数百上千元的礼金，甚至收到的请柬都被调侃成了收到“罚单”，不要说官场，普通百姓在攀比心理的促使下，也已经把送礼作为编织人脉的工具，把收取礼金的多少作为人缘好坏的最佳评判， “份子钱”的轻重自然而然成为反映关系亲疏的明镜。有了这个大的社会环境，当然一些领导干部、腐败分子才有了机会打腐败模糊牌，甚至赤裸裸地把宴请当作敛财的手段，或彰显身份地位，原本礼尚往来的民间习俗也早已经变得污秽不堪、面目全非。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甄别民间陋习和官场敛财之间的模糊界线，可谓困难重重；事实上岂止衙门里的人感觉到“礼尚往来”的人情压力，普通百姓何尝不是如此？即使规定不得超过工资10%，恐怕官场里混的底层角色也仍然会叫苦不迭，万一遵守规定送礼，结果给领导送少了，而别人趁机多送了，岂不纠结，鬼才知道收了钱的领导会不会“在5天内向单位纪检监察机构备案”，只要规定并不限制送礼，这送多少、怎么送就难说了。所以虽然不超过工资“10%”的礼金限制很有必要，但显然并没有严格限制送礼歪风，反而提出具体的送礼标准，这似乎比限制酒席桌数的规定还要不靠谱，也改变不了整个社会污秽不堪的恶性循环。

　　对官场而言，收取礼金就意味着腐败，礼金承载的恰恰是腐败，但对老百姓而言，不堪重负的礼金陋习，同样让很多低收入家庭喘不过气来；在大家都在骂的同时、其实也都在趋之若鹜的争相参与，生怕落后。中国是个人情社会，人情甚至比制度重要得多，讲得好听是礼尚往来，是传统美德，但什么土壤就长什么草，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如果你还固执的相信“礼轻情意重”的古训，那恐怕就快要自决于人民了，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似乎都难以免俗。官员们趁机敛财之腐败混杂在这民间陋习之中，仅仅寄希望于于官员自觉自愿的“5天内申报”，恐怕也只是缘木求鱼。

　　做不到的事情，出台个规定也不过哄自己开心，浪费表情。

小小的人儿

政策是好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没有哪个有上进心的官员只交那么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