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药物治疗腐败，专家病得不轻

帝国良民

贪官的大脑，与我们有何不同？你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贿赂，还是会再三深思？中科院专家认为，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在左脑中找到答案。这一说法促使外界讨论是否可以利用药物或治疗方法来抑制腐败倾向。科学界一直在寻找一种神经机制，希望借此解释为何人们的行为会偏离社会规范。研究小组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李纾率领。该小组发现，受贿金额越多，受贿行为对大脑的刺激就越大。北京大学神经病学博士葛鉴桥认为，如果发现受贿行为与大脑相关，科学家就可以研究替代方法来调整人的行为，包括药物或心理治疗。（中国网7月7日）

　　对已落马或尚未落马的潜伏贪官污吏来说，中科院专家的结论无异于是一个好消息，原来腐败并非违法犯罪行为、更非职业道德问题，而是一种可以用药物治疗的生理疾病，照此逻辑，今后腐败分子就不用坐牢了，而改为住院治疗，而且或许应该可以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各级纪检机关则同样应该划归医院神经科管理，并成立一个腐败病专科，纪检人员穿上白大褂对贪官污吏进行对症下药。

　　这样的场景似乎已经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专家们的想象之中，中国的专家之专业水平就是独特而超前，腐败是病、是精神疾病，进行药物或心理治疗即可化解中国目前严重的腐败现象，应该申请诺贝尔医学奖才是，而且我认为，基于目前腐败分子众多的现实，腐败病似乎具有传染性，应该属于传染性精神疾病，而且可能是因为官员过于勤政积劳成疾。将他们双规或抓进监狱，实在冤枉，因为他们是在为人民服务过程中，病倒在领导岗位上，这样的话，贪官污吏们不但不应该受到审判，相反应该进行对症下药医疗的同时，给予奖励，领导们太辛苦了，以至于纷纷患上腐败的职业病，甚至让不明真相的群众误解。还是中科院的专家们学术高超，高屋建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有意思的是，来自北京大学的专家、神经病学博士葛鉴桥煞有介事的说，腐败还可能受到几个社会和生物因素的影响，如财务和健康状况。不过，如果发现受贿行为与大脑相关，科学家就可以研究替代方法来调整人的行为，包括药物或心理治疗。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神经科学研究员曹军警告说，任何研究不仅需要受试者同意，也需要政府批准。未经授权，任何科学家都不能扫描狱中的前政府官员大脑。已定罪的贪官也未必愿意帮助研究。虽然人人都讨厌贪官，但他们也是人类一员，未经同意不能探测他们的大脑。显然专家们目前在研究课题上似乎尚有难处，“虽然人人都讨厌贪官，但他们也是人类一员”，专家们显然也相当的同情陷于牢狱之灾的腐败分子们，作为“人类的一员”，贪官污吏们只不过是病了，按照专家逻辑，他们不应该入狱，而应该住院、住进医院疗养，病愈后再回到领导岗位，继续为人民服务才是。而且以后干部提升、任命的时候，都要由组织部门送医院的专家组去研究检查一下，看看他们的大脑有没有贪腐病灶，并作业干部升迁的科学依据。

　　这其中“ 动物研究所神经科学”专家的专业倒是很值得玩味，贪官污吏果然属于动物范畴，当然惺惺相惜的所谓专家们也应该属于同类，毫无疑问，在正常的人类看来，这些来自中科院的狗屁专家们才是真正的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专家们故意忽视腐败分子的贪婪和无耻，刻意忽略社会学意义上的体制性监管职责失控，无视有人类文明记载的历史以来，腐败现象的真实成因，竟然从精神疾病的角度来试图为腐败分子开脱罪责，这样的研究课题，本身就别有用心，从研究石头、剪子、布，到研究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再到贪官治疗药物，只能证明中科院的专家们都是些不务正业的王八蛋，闲得蛋痛。如果硬要说可用药物治疗腐败，那只能是毒药。

　　很显然，中科院的专家们是不敢从制度的角度真正研究官员监管体制的漏洞缺失的，腐败分子是否有病暂且不论，至少看起来那些御用专家肯定有病，而且病得不轻。

湘东书生

贪官的大脑，与我们有何不同？你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贿赂，还是会再三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