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神化体制对创新的决定性作用

看海

摘要：君不见拿破仑引领潮流体制胜过沙皇俄国，但最终其体制下的军队输给了不那么创新的库图佐夫。此中味道吊诡至极，我是不怎么敢下结论的。
　　经济人
　　陈宁远专栏
　　谈中国经济何去何从的人，常常对“中国制造”不屑一顾，而对“中国创造”非常钟情。一般还谈着谈着就书面化了，有规律、想抢眼一些的词汇，无非就是要拔高到如何创新上。某些人谈中国人是否有能力创新，谈来谈去，都会跳到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讲到创新和体制的关系，且不厌其烦地总结出当下中国的体制如何阻碍了中国人创新。
　　比如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日前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就说，假如体制不变，100年都看不出中国人在创新上会超过美国人。言下之意，只要体制变了，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就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美国。
　　对此，我是深表怀疑的。道理很简单，在美国体制下生活的华裔公民，其创新能力究竟如何呢？是不是与犹太血统、德国血统或英格兰血统的人创新能力相仿佛，甚至有所超越呢？我想恐怕还是比不过的，虽然这有点伤中国人的自尊心。
　　在美国，华裔创新上的话语权并不是那么强悍，也算不上主流，最多算是比较靠前罢了，甚至不见得比讲西班牙语或俄罗斯语的人更具创新能力。这个事实大约可以证明，体制好坏并不能直接推论出创新能力大小。不是有了美国的好体制，创新能力就会从天上掉下来；尤其不是中国有了美国体制，创新的馅饼可以让中国吃也吃不完。也不是中国的体制下，中国人就完全搞不出创新。
　　除却体制因素，即便单独从现实描述的角度量化评价创新，比如统计创新种类的多少，评估创新速度的快慢，也未见得是衡量创新的最恰当方式。因为创新之所以那么高大上，创新的价值及其影响力恐怕才是硬道理。比如随着中国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创新的价值和影响力可能也会放大。这可以举阿里巴巴不收费的电商模式和腾讯的微信，这些创新，不在中国的体制下，也许可能还没有。即便在美国体制下，华尔街大部分金融创新也都不是体制激励的结果，而是体制监管的结果，其中垃圾债券最为典型。
　　对所谓创新和其能力的分析，其实是在用很势利的角度来看人类发展的问题。那些要从创新和体制的关系中找出必然逻辑的人，不光有些利欲熏心，还有点痴心妄想。其实创新，或者说创新能力，有些真是上天的雨露或雷霆，我对创新之来临，谁有创新能力，哪个国家是创新影响世界的大国，多少抱着宿命论的观点。
　　比如就科学创新来说，可以举门捷列夫的例子。他是19世纪化学创新时代划时代的杰作元素周期表的发明者。据说门捷列夫是在一场梦里想到元素周期表的，但他却并不是成长和生活在当时体制最优秀的西欧列国，而是在农奴还没有解放的俄罗斯。与此类似的，还有非欧几何的创始人罗巴切夫斯基，他也是农奴体制养活的俄罗斯科学家，却创立了爱因斯坦相对论得以成立的数学基础。
　　创新是不能进行价值观判断的。否则尼采哲学的伟大，可能因为希特勒奉之为圭臬，就不能算是人类智慧对世间万物的洞察了。基于这点我认为，有什么样的体制必然有多大的创新能力的说法，过于绝对了。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分析拿破仑一路打进俄罗斯，开始顺风顺水，后来败给库图佐夫，并不是库图佐夫真的一路诈败，拿破仑真的上当了。换到体制和创新关系的语境里，说“历史之谜”常常是事后诸葛亮未见得就看到了真理，而拿体制优劣说事实，说能力，是价值判断，常常是逻辑貌似正确，价值观也好像有了，却和真相、命运相差万里。
　　君不见拿破仑引领潮流体制胜过沙皇俄国，但最终其体制下的军队输给了不那么创新的库图佐夫。此中味道吊诡至极，我是不怎么敢下结论的。
　　(作者系上海独立财经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