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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北京，“百年航程 赤子侨心”主题展上的陈独秀、李大钊。（图/ 视觉中国） “守常，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你想建一个什么样的党？” “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可以把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能够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政党？”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地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好，仲甫兄，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来，让我们宣誓。” 两个男人同时举起右拳，四目相对，饱含热泪：“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身。” 这是热播剧《觉醒年代》中的一幕，对话双方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该剧展现了从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段风云激荡的伟大历史进程。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少年侠气，一诺千金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社会鱼龙混杂、包罗万象，机遇与风险并存。北京城黄沙满地，车辙纵横，最有思想的一群年轻人来到这里，以各自的方式为中国艰辛寻路，其间的情感冲突、思想分歧、道路分野，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此时，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两个代表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迁至北京。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陈独秀在创刊词中写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巫民；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用处，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不解人身之构造。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 “当代中国的新青年，我以为应该有六个标准：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条标准，总的来说，就是科学与民主。要造就一代新青年，唯有用科学和民主并重。科学与民主就是检验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和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准绳，凡是违反科学与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遗留、圣贤之垂教、社会之崇尚，皆不值得提倡。” 《新青年》上刊发的一篇篇文章让人心潮澎湃。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年轻人由《新青年》打开眼界，当时还在湖南长沙的青年毛泽东倾其所有，购买了一堆杂志，甚至花光了饭钱，他称“吾有此书足矣”。一本《新青年》，给中国人带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一声新文化的呐喊，让中国人看见了新生活的曙光。 李大钊则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时，曾在日记中写道：“吾辈学生，于国民中尤当负重大之责任。研究精神上之学术者，宜时出其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界之发展。研究物质上之学术者，宜时摅其湛深之思考，施其精巧之应用。谋我国军事工艺器械之发达，诚以精神具万能之势力。苟克持之以诚毅，将有伟大之功能事业。基于良知，一念之微明，则曹沫雪辱，勾践复仇，会有其时。” 1918年11月底，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发表演讲《庶民的胜利》。1919年，他在《新青年》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此，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现代政治问题。 1919年6月11日，为了营救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被反动当局逮捕。陈独秀被捕后，舆论一片哗然，各界强烈谴责北洋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但规定陈独秀行踪要受警察署严密监视，离京必须报告。对此，陈独秀未予理会。 应汪精卫、章士钊邀请，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去上海为西南军政府筹办西南大学。事成之后，他赶往武汉讲学。陈独秀的“高调”演讲在武汉引起轰动，报纸上连日登载报道。这令湖北官吏惊骇，遂命令陈独秀马上离开武汉。2月8日傍晚，陈独秀由武汉返回北京。一回到住处，警察就登门监视他。 李大钊认为陈独秀长期受警察骚扰，肯定不是办法。为了帮助陈独秀避免迫害，他决定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两人共同设计了离京路线：先到天津，陈独秀再由天津去上海。 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一路奔波坎坷，二人谈话的内容后人难以知晓。但这次分手后，二人相继在北京和上海分头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确是事实。这成就了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左二）等在北平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合影。（图/ 视觉中国） 茫茫黑夜，吾辈仰辰 “相约建党”，即1920年年初李大钊冒险送陈独秀去天津，在路上谈到建党之事。 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的最早叙述，见于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的报道《武昌中山大学集会追悼李大钊等烈士》。报道中写到，5月22日，在武昌中山大学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高一涵作了《报告李守常同志事略》的演讲，其中提及：“（‘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指李大钊）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还有一个细节：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 1963年10月，高一涵又作过一次内容相似的回忆，关于“化装同行”的过程和细节，讲得更加具体生动。 他说：“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门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换上王星拱（时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跨坐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被认出南方人口音。他们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1983年3月由历史学家、党史学者李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开端》一书中，采用了高一涵的回忆。该书写道：“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到天津。1920年2月，他们扮作商人，坐一辆骡车，先到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的家乡——大黑坨村。在大黑坨村住了几天，然后起程去天津。一路上他们交换了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 2011年出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也采用了高一涵的叙述：“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2001年，北京大学教授萧超然在《百年潮》上发表《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 萧超然认为，1920年的时候，陈独秀41岁，正值中年；李大钊31岁，属于壮年。这样的年龄，他们原本秉赋的英雄豪侠之气并未稍减，且经过磨砺，更趋成熟。他们面临迫害，怒发冲冠，肝胆相照，誓同生死，相约建党，一诺千金。 历史表明，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这充分反映了他们的英雄豪侠本色，也完全符合其心理定势发展逻辑和行为方式。 北李南陈，两大星辰 “南陈北李”是怎么来的？ 针对这个问题，学者祝彦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在历史上，最早的表述是“北李南陈”。目前所见的文献史料，最早使用“北李南陈”说法的，是“五四”运动期间在北京大学受教于李大钊的赵世炎。1920年8月，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赵世炎在一张李大钊与陈独秀合影照片后面的硬板上写了一篇杂感，提到勤工俭学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 当时还有一首嵌名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也在社会上广泛传颂。这两首诗的作者不详，目前尚没有史料可供佐证。 上述两处使用的都是“北李南陈”。 1933年4月23日，李大钊牺牲六年之后，才举行葬礼。葬礼上，由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送的一副挽联写道：“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由此，才有了“南陈北李”的表述。 萧超然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间，不管是自己编写或者其他人编写的各种教材和教科书，以及各种党史研究的专著中，都没有有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表述。通过论证，萧超然提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八个字的组合提法，始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1987年12月，学者梁漱溟在回忆李大钊时说：“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为首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两先生，一时有‘南陈北李’之称。” 今年大年初一，在北京台春晚舞台上，李大钊的第三代和第四代后人——李亚中和他的儿子李雄飞表演了节目《觉醒年代》：“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 “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 那晚，李亚中为大家展示了一副传家宝——来自李大钊手书的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亚中表示，这句话有特指的含义，“文章”两字应该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篇鸿篇巨著，要完成这篇“文章”，需要全国人民的努力，需要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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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2 17: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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