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爆发前后,国民党桂系首领白崇禧坐镇武汉,任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从表面上看,白崇禧远离淮海地区,似乎与战役关系不大;但是在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的背景下,他始终关注着淮海战役的进程,在战役期间与蒋介石中央集团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对战役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拒不接受淮海战役的统一指挥权
1948年10月,东北战场上国共的胜败已成定局,人民解放军积极部署在中原地区展开淮海战役。这时,国民党军事中枢也开始考虑中原作战计划。当时中原的国民党军队由刘峙的徐州“剿总”和白崇禧的华中“剿总”分别掌握,相互协作很差。刘峙是中央军系列,忠实有余但在能力上却有欠缺,并且仅徐州“剿总”的兵力应付解放军中原和华东野战军比较困难,需要华中方面配合。这种情况下,10月下旬,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等向蒋介石建议,以白崇禧统一指挥中原战事,并针对蒋的疑虑特意提出:“白健生(即白崇禧)统一指挥是暂时的,会战结束后,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仍分区负责。”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蒋介石这时对此不得不同意:“不要叫暂时指挥,就叫他指挥下去好了”,表示出很放心的一种姿态。但以华中“剿总”指挥徐州“剿总”名义上不妥,蒋遂设想在蚌埠设立国防部指挥所,由白崇禧为主任来统一指挥,与解放军决战。10月24日,这一决定正式电告白,并要白赴蚌埠前先到南京面商。
10月30日,白崇禧飞抵南京。出于乘机扩张桂系势力,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考虑,他同意以黄维的第12兵团(华中“剿总”所辖但属蒋系)转用于阜阳、太和、上蔡地区,并自动提议以第3兵团(所辖为广西部队)随第12兵团进出阜阳和太和附近。但第二天,白崇禧旋即改变主意,坚决不肯指挥徐州和华中两个“剿总”,并借故拒绝把战斗力较强的两个军归入第12兵团建制。在宁停留了五天,白秘密返回武汉。当晚,何应钦来电催劝白崇禧遵照蒋的电令到蚌埠去指挥,白复电以“南京可以直接指挥,不必重床叠架”的理由加以推辞,同时电告蒋:“陈刘两军未会合,华东由经扶(即刘峙)对付有余,无统筹兼顾必要,届时按情况兵力调动,均以大局为主,请释念”。
白崇禧在一夜之间忽然改变念头,拒绝统一指挥国民党军的淮海决战,归根到底还是从桂系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与蒋介石中央集团进行斗争,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白崇禧看到了中原战场国民党军队战事的艰巨性。白号称“小诸葛”,从淮海战役前夕国共双方的兵力部署上—解放军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已集结完毕,而国民党军以徐州为中心,在陇海和津浦铁路线上摆成“死十字”的态势,现在连调整态势也来不及,可谓打不得,退不得,守不得。他很清楚,淮海战役未战而国民党军败局已趋,这从他对幕僚的话中可以看出:“战局已不能挽回,再增加两个兵团也不顶事,多投入一个兵团就多送一个兵团”。因此,白崇禧不可能去自寻灭亡,况且决战就在南京的大门口,他更怕指挥失败后给蒋介石嫁祸于桂系、打击异己力量留下口实。
其次,白崇禧自己就是国民党军的一个派系,他知道隔派如隔山,徐州“剿总”本身就是蒋介石为牵制白而设立的。早在1948年6月白崇禧初任华中“剿总”总司令时,国民党中就有由白统领中原各军之议。但蒋介石中央系出于派系考虑,才设徐州“剿总”以分白的兵权。如果说起初还想借机扩张势力,那么到南京后他发现这并不容易,因为徐州方面军师级指挥官他多数都不认识,“骄兵悍将,不听调遣,都是蒋介石养成的。方面军的命令指挥不动,非他的手令不行。”并且,蚌埠南京不远,白崇禧在蚌埠指挥,蒋介石又常常直接指挥到兵团甚至军和师,不统一指挥,白自知会带来无限麻烦。
再次,战情紧急,蒋请白崇禧统领中原军务时,距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仅几日之隔。组织蚌埠的指挥机构显然来不及。这样,白崇禧如果接受统一指挥权,就要把武汉华中“剿总”的全班人马搬到蚌埠去,这等于是让他放弃武汉及华中地盘。对于一个视地盘与军队如己命的地方系来说,放弃已得地盘,白白把军队送去受死,这决不可能做到。因此,白崇禧从桂系的切身利益出发,拒绝赴任蚌埠统一指挥中原战事。
由于白崇禧拒绝统一指挥,而刘峙又是国民党军中有名的“福将”(昏庸糊涂的代称),无能力指挥关系蒋介石“党国”存亡的淮海大决战,蒋只好决定于11月4日亲往徐州调整军事部署(后因事由顾祝同临时代替),并从东北战场抽调杜聿明任徐州“剿总”副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实际负责指挥淮海战事。蒋白矛盾以及白拥兵自重,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解放军在淮海战场的胜利进程。
二、力阻华中兵力东援淮海战场
白崇禧到任武汉后,就开始保存和发展桂系及其外围的武装力量,经营中南地区。他已经预感到了蒋介石失败的无可挽回性,企图乘淮海战役之机,取得美国的支持,逼蒋下野,促成李宗仁上台,然后依托中南和西南半壁江山,以桂系为中心形成三种势力与共产党争天下。为此,淮海战役爆发后,白崇禧力阻蒋介石东调华中兵力,以作为桂系上台和与共产党进行谈判的资本。
武汉“剿总”下辖黄维兵团、宋希濂兵团、张淦兵团和其它一些地方军。其中,黄维与宋希濂属国民党中央系将领,而张淦兵团则是桂系的“王牌”。当时,黄维兵团集结在平汉线上确山、驻马店一带,宋希濂兵团防守鄂西。白崇禧拒绝到蚌埠指挥,蒋介石便电令将黄张两兵团调到津浦路南段参加会战。黄维是蒋的嫡系,白崇禧也自知不可能将其留住,另一方面他希望蒋介石嫡系部队在津浦南段多打一些时间,以便赢得时间来扩张桂系及其外围力量。所以徐州被围后黄兵团火速东援。而张淦兵团,白崇禧是决意不放走的。
争调张淦兵团,开始在中央和桂系的作战幕僚之间进行,国民党中央强调集中兵力主战场进行决战,认为淮海战事失败则武汉也不保。桂系则强调武汉是关系大局的战略要点,不能没有一个打得硬的兵团来保卫,若把张淦兵团调走,解放军若进攻武汉,武汉失守,南京也就不保。双方争论无果,于是发展到蒋介石和白崇禧直接在电话上进行争论。为暂时和缓这一矛盾,白崇禧稍作让步,用蒋介石嫡系第28军和川军第20军(均属宋希濂第14兵团)来代替张淦兵团的两个军,但这两个军的战斗力远不如张兵团。至此,蒋还是继续索要兵团,特别是在黄维兵团和杜聿明兵团被围后,但都被白坚决拒绝。
对于宋希濂兵团,白崇禧虽勉强同意第28和第20军东调,但仍不甘心。第28军从鄂西东行至武汉时,被白挡住,经顾祝同亲自以电话疏通(该军在人事上和顾有历史渊源)才成行。紧接着第20军到武汉,白崇禧利用该军多系四川人、官兵不愿东调的情绪,唆使军长杨干才向国防部请求免调,并置国防部多次电令于不理,命令运输司令部不许装运,以致宁汉形成僵局。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奉顾祝同之命飞往武汉,经许的老师徐祖贻(时任华中“剿总”参谋长)从中斡旋,白才答应让其调走。
1948年12月初,蒋介石又分电华中“剿总”、宋希濂及其下属第2军军长陈克非,命令第2军由荆沙地区船运南京准备参加会战。白崇禧指示部下:“最好不要把它调走,要调走也不要经过武汉,他(指蒋介石)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的”。同时打电话给宋希濂的参谋长彭迈,故意夸大鄂西的敌情,暗示想把第2军留下。东线军情如火,援军却受阻不能前进。蒋介石亲自与白崇禧通话,结果不欢而散,蒋骂白不服从命令,白回以“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
蒋介石知道白决计不准第2军过武汉了,遂令第2军绕道湘西出长沙再坐火车东运,但为时已晚。在设置种种障碍的同时,白崇禧还施以拉拢手段力阻宋希濂兵团东进。
1948年11下旬,蒋介石为调兵事急召宋希濂进京,宋途径武汉也得到白崇禧的会见。白崇禧从东北、平津和徐州局势讲起,劝告宋不要枉自出兵,并极尽拉拢之能事:“如保有武汉,必要时可同共军和谈,即万一武汉保不住,亦可退据湖南、广西、云贵及四川一带,保有西南半壁,以和共军抗衡。只要能拖延一个时期,国际局势一定会起变化,我们将来可得到大量的援助,主要是美国的援助”,以共图大事。宋希濂是蒋嫡系,且明白白崇禧的意图,深知即使日后桂系得逞,也绝不会有他的地位。因此拒绝了白。
白崇禧多方阻挠华中兵力东援淮海战场,并且发展到与蒋介石的直接冲突,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维护桂系自身利益的极端坚决态度,蒋介石也无可奈何,以至于淮海方面的兵团被解放军重重围困时,蒋几乎没有可以调得动的增援解围兵力,惟有坐以被歼,60万大军在短短两个月内全部崩溃。
三、利用淮海危机逼蒋下野
抗日战争胜利后,白崇禧就多次公开反对和谈,认为对中共问题惟有经过武力而别无其它解决的办法,即是出于这一目的。1948年4月,经过与蒋介石的抗争,李宗仁有伪国大选举中当选为副总统,紧接着白崇禧又手握重兵坐镇武汉。白在武汉除张淦兵团为桂系的若干部队外,还多方拉拢河南的张翰、鲁道源的云南部队及武汉警备司令陈明仁等地方部队。在政治上则全力拢络湖北、河南、安徽等省的参议员。这时,桂系已成为对蒋介石中央集团威胁最大的地方实力派。
到1948年秋,经过两年的解放战争,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大削弱,但主力尚未完全消灭。对此,白崇禧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他在淮海战役期间拒绝统一指挥、力阻援兵东进可以说都是基于此。12月中旬,国民党残军在淮海战场上一片狼藉,平津战事也已见分晓,除华中外蒋介石几乎已无兵可调。这种情况下,白崇禧公开打出备战求和的旗号。18日,他亲自登门拜访正在武汉的宋希濂,提出:决战已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同中共恢复和谈,利用和谈以争取时间,在长江以南地区编练新军一二百万人,如此才尚可与共军分庭抗礼;而欲与中共和谈,必须请蒋氏暂时避开。因为当时华中的黄埔系军队大多掌握在宋手,所以白崇禧要求宋领衔电蒋,请蒋休息以促和谈。但白的要求被宋希濂婉拒,宋于当晚不辞而离汉。
此时的蒋介石,迫于国际国内的困境,也企图重演以退为进的故伎,让桂系上台,自己退居幕后争取时间收拾武力以卷土重来。但桂系上台及求和的急迫心情令蒋十分不满,其下野之议无形搁浅。随着淮海战事国民党军的日趋崩溃,白崇禧决计立即付诸行动来“逼宫”。遂于12月24日向蒋介石发出“亥敬”电:“……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崩溃。……”,提出努力请国内外促成国共和谈。该电语气虽然和缓,但驱蒋的意思却显而易见。与此同时,白崇禧策动湘鄂赣豫桂省参议会会长到武汉,成立了“五省和平促进联合会”。并以民意机关之名,联名发出通电,要求蒋介石“对个人进退问题作一明快决定,免误和平谈判。”30日,白崇禧又向蒋发出“亥敬”电,提出“似应迅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邦,公之国人……总之,无论战和,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退请趁早英断”。语气已咄咄逼人了。
面对桂系一连串的步步紧逼,淮海战场上的连连失利,迫于无奈,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所谓的新年求和文告时表示:“我并不想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很显然,蒋介石指为桂系所逼。同时,蒋对李宗仁强调:走开之前必须有所布置,否则桂系也不容易接手,请告诉白崇禧也明白这个道理,不要再发表通电,以免动摇人心。但白崇禧不仅不“持以宁静”,反而活动得愈加厉害。河南、湖北省参议会继续发表通电,尤以河南省议长刘积学的通电措辞激烈,有“敢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国人自决”等语。武汉街上贴出“蒋总统不下野,中共将不肯谈和”“蒋不下野,美援无望”等醒目标语。
桂系日趋激烈的态度,不能不给蒋介石以巨大的压力。而此时,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突围无望,饥寒交迫,投降、投城、逃跑络绎不绝,战事已进入尾声。对于淮海地区的破摊子,蒋介石已无暇亦无力顾及。1949年1月10日,关系着蒋介石“党国”存亡的淮海战役以国民党军队无可挽回的失败而告终。蒋介石也于十天后匆匆宣布下野,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上台。
白崇禧在淮海战役期间的所作所为及蒋桂派系之争,加速了蒋介石集团失败的进程,也加速了桂系自身灭亡的进程。它在客观上减轻了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场上的压力,有利于解放军在以少胜多的情况下迅速消灭中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定下长江以北大局乃至基本解决全国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