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自我感觉是不是太好了？”

微言网编辑部

编者按：从“世界警察”到“灯塔国”，美国一直以来有一种无法超越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从何而来？和美国的实际情况相符吗？

本文摘自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欧中管理促进基金会主席保罗·乌里奥的新书《谁是世界的威胁：从历史的终结到帝国的终结》。

【文/ 保罗·乌里奥】

美国军队优越性及不可战胜性的迷思

美国军队的优越性在美国许多政治家、智库研究员、主流媒体甚至大学教授的各种讲话中被不断提及。显然，美国的军事开支要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并且还在持续增长中。

美国军队看似无可匹敌，实则如何？实际上，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从未依靠自己赢得一场大型战争。美国在一战后期（1917年）才加入战争。当然，美国对一战的贡献是决定性的。在1914—1917年，在正面战场抗击德国帝国主义的都是美国的欧洲盟友。而在二战中，美国只有在1941年12月被日本袭击珍珠港后才宣布加入战争。此时战争已开始两年多了。事实上，在1943—1944年，美国才开辟了欧洲战场前线。美国的确为盟友提供了资助，尤其是英国和苏联，显然，在正面战场上对抗强大纳粹的是苏联，而且其损失巨大！此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就是一战之后、二战之前，1922年，法西斯主义席卷意大利，1932年，纳粹主义席卷德国，那段时期美国大幅增加了对这两个国家的投资。显然在那段时期，这两个国家都不是民主国家。

日本的情况也一样。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1937年，日本将侵略前线扩大到中国南部甚至亚洲其他国家。如前文所述，美国在1941年12月珍珠港被日本袭击后才加入二战，攻打日本。美国最后赢得了这场战争。美国先是向60多个日本城市投下了数千枚燃烧弹，造成20多万人死亡，大多数为普通民众。美国希望借此打击日本人的士气，说服日本领导人投降。此后，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实际上，我们可以客观公正地说，美国赢得的唯一一场重要战争是美国内战。在其他战争（大多数是针对发展中国家）中，美国没有赢得一场重要战争（此处“赢得战争”的意思是：不仅打了胜仗，还实现了和平），无论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两次）、阿富汗战争、叙利亚战争还是利比亚战争都是如此。美国看似无往不胜的陆战队，似乎并没有如某些政治家所说的那样强大。在无法平息阿富汗的抵抗后，美国只得通过空中力量拿下这场战争。

俄裔美国军事专家安德烈·马尔蒂亚诺指出，除了印第安人战争（1622—1890年）、独立战争（1775—1783年）以及内战（1861—1865年）之外，美国从未在本土打过一场战争。这些战争都已成为陈旧历史，而且军事武器的发展日新月异，美国军队根据历史经验是无法了解今日在本土作战的全貌的。另外，美国军队一直在远离本土的地区作战，使得美国建制派有一种美国本土不会遭受入侵的错觉。也正因如此，美国领导层对于欧洲可能发生的战争漠不关心。欧洲人应该为此担心，尤其是他们知道如果这样一场战争真的爆发，定会在欧洲土地上发生。但即便是这样，欧洲国家仍对美国忠心耿耿，相信美国主导的北约军事组织能提供足够的庇护。

另外，美国对其海外作战能力的自信也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担忧，它们担心若没有有效的军事震慑手段，一旦自己不听命于美国、阻碍美国实现自身利益，就有可能遭受其攻击。在美国领导下的联合国部队通过朝鲜战争（1950—1953年）让朝鲜成为一片废墟。后来，朝鲜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而很多试图抵抗美国支配的国家，如伊朗、智利、叙利亚、利比亚、阿富汗、伊拉克等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美国本土遭受核弹打击，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能够承担后果。

从纸面上看，考虑到五角大楼制定的巨额国防预算，似乎可以相信美国军队是帮助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强大支撑。如果这样的力量只做震慑之用，当然没有问题，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愚蠢到甘愿承受核打击的风险，这不仅会对自身造成致命打击，也会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可怕的后果。然而，美国却依仗着自身的这一优势无所顾忌地使用武力，欺负或攻击不服从其统治的国家。例如，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国家想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定价，却遭受美国煽动的政变并受到美国以公开、非公开战争等方式进行的攻击。

奥巴马在任期间，美国的几百个海外军事基地均正常运行，奥巴马对军事资源的使用非常坚定：

“作为三军统帅我不怕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我召集了数万名年轻的美国人参与战斗。在他们回家时，我有时就坐在他们床边。我在数个国家下令进行军事行动。有时候武力的使用是必要的。如果伊朗不遵守约定，我们很可能不得不使用武力。”

“新奥巴马主义”和前任总统乔治·W·布什（2000—2008年）的政策有所不同。布什倾向于开展大规模的地区性公开战争，而奥巴马则改变了战略，更倾向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保持现有军事力量的同时增加非公开战争。无论如何，最终目标都是维持美国军事主导权，只是把大规模地区性公开战争政策换成了非公开战争策略。无论开展公开战争还是非公开战争，他们都是出于维护美国军队表面的不可战胜性的必要性考虑。根据尼克·图尔斯的解释，“新奥巴马主义”包含6个方面：特种作战部队、无人机、间谍、平民合作、网络战争以及代理人战争。2016年，在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下，美国精英特种作战部队（如海军海豹突击队和陆军特种部队）在138个国家开展了行动，覆盖全球约70%的国家，覆盖范围自布什任期结束以来上升了130%。

而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这些行动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达到了149个国家，也就是约占全球国家数量的75%，和布什任期末相比翻了一番还多；据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向TomDispatch网站提供的数据，2019 年，特种作战部队在141个国家有行动。换言之，这仍然覆盖了全球约72%的国家。虽然自2017年（149个国家）以来有所下降，但与20世纪末相比还是大约上升了148%。那时美国突击部队仅在60个国家活动。2019年，美国每周都会派遣特种作战部队到82个国家。

此外，由于开始担心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美国向非洲大陆派遣了更多突击部队，进行各种广泛活动，包括训练军队和当地安全部队，培训民兵，提供军事信息支持，发动新型战争，进行反恐行动及演练等。

美国此种举动的总体目标是在非洲大陆上建立并维持军事关系：

TomDispatch获得的2012年美国非洲特种作战司令部战略规划文件透露，美国的首要目的不是促进非洲的发展治理或军队的专业化，而是另一份已解密的机密报告所称的“防止美国或美国利益受到攻击”。

美军士兵同塞拉利昂国防军士兵开展训练 图自：美国国防部

分析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在非洲的行动后，图尔斯得出结论：军事基地的发展与特种部队行动有着明显的关联。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军事基地网络越来越有效，就可以更好地部署特种作战部队；而特种作战部队的发展也要求军事基地继续发展。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可能导致美国与中国关系紧张甚至发生冲突，尤其是美国若想通过军事基地和特种作战部队防止中国在非洲开展经济活动，这一风险就更加突出。奥巴马任职期间在叙利亚和利比亚发动了战争，特朗普总统并没有发动新战争，但他基本上延续了奥巴马的战略，那就是将战争隐蔽化（正如上文所述）和在特定地区（如阿富汗、叙利亚）维持美国军事活动。不仅如此，特朗普总统还延续了美国的悠久“传统”———不尊重国际规则与人权。

关于美国一向遵守国际法则、尊重人权的迷思

爱好战争似乎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本性”：自美国诞生后，约93%的时间都在战争中度过，也就是说，自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到2015年的这239年间，有222年美国都处于战争之中。一份由资深图书馆员撰写的关于1798—2020年间美国国会的报告列出了一份清单，包含了数百个案例，都是美国在海外使用武力解决军事冲突或潜在冲突，或实现和平时期的其他目的的证据。从印第安人战争开始，美国的非法入侵行为就从不间断，这一点已被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历史学家证明。冷战时期，美国在欧洲国家设立秘密军队；从冷战时起，美国发动了13场非法入侵战争，并曾至少59次尝试过在其他国家推动政变。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袭击纽约双子塔之后，美国发动了一场非理性的“反恐战争”，导致至少3700万人流离失所，而统计数据无法准确描述这些人遭受伤害的程度。无论在个人、家庭、城市、地区，还是国家层面，流离失所都造成了人们身体、情感和经济上不可计量的伤害。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公开指责此举非法，虽然这一指责是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后发出的。此后，北约组织攻击了利比亚（美国是主要推动者），这远远超出了联合国所规定的国家保护责任（R2P），是以非法方式实现政权更迭（其必然导致国家毁灭）。

特朗普虽没有发动新的公开战争，但却紧跟前任总统的政策路线，通过非法的非公开战争打击叙利亚，试图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煽动政变。

特朗普频繁使用的除了非公开战争手段，还有非法域外制裁手段。这也是前任总统们熟稔的手段。作为总方针之一，美国希望在每一次自认为国家利益受威胁时能够通过决策甚至立法使美国有权在全世界采取域外干涉。然而，美国自认为的“利益威胁”在国际法中是站不住脚的。目前，美国正在使用经济制裁和禁运等手段对付多个国家，而完全不理会这些措施是否经过联合国安理会一致同意。然而，只有后者才拥有国际法赋予的实施制裁的权利。截至2021年6月，受到美国制裁（包括单边制裁和部分制裁）的国家和地区有：巴尔干半岛各国、白俄罗斯、缅甸、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古巴、刚果民主共和国、中国香港、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亚、马里、尼加拉瓜、朝鲜、索马里、苏丹、南苏丹、叙利亚、乌克兰、俄罗斯、委内瑞拉、也门、津巴布韦等。

虽然相较于战争，制裁的破坏性似乎较小，但制裁会对人民生活水平产生不可估计的影响，正如今天在叙利亚、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的情形，就是对这些国家公民人权赤裸裸的侵害。我们不应该忘记，美国制裁伊拉克导致了超过50万名伊拉克儿童的死亡，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当时将其称为“值得的牺牲”。

美国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莱特（左），因美国90年代对伊拉克制裁政策而遭到广泛批评

此外，特朗普总统还对美国的盟友进行了非法制裁，例如“劝阻”欧洲相关国家和企业建设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美国给出的理由是：欧洲从俄罗斯而不是美国进口天然气会对其安全造成损害。然而问题在于，美国天然气价格要比俄罗斯高出30%—40%。

更令人惊讶的是，美国竟威胁国际刑事法院成员，若他们胆敢以战争罪调查或起诉美国官员，美国将对他们实施制裁。美国历来喜欢指责他国侵犯人权，但这一政策似乎与其所作所为并不相符。

然而，美国即便没有完全遵守国际法及其在国际条约或其他约定中做出的承诺，却还是声称自己在推广“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一直以此作为自己在世界上的形象。拜登政府也遵循这一做法，正如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2021年的外交政策讲话上所宣布的：

拜登总统承诺以外交手段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这是应对当今挑战的最好方式。对美国来说，民主制度遭到来自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攻击是最大挑战，美国将尽其所能捍卫和宣扬民主……我们将以身作则，以自身的力量践行，同时鼓励其他国家进行重大改革，重新制定更好的法律，打击腐败以及制止非公正实践。我们将激励民主行为……但不会通过代价高昂的军事干涉或强行颠覆独裁政权等手段来宣扬民主。

至于美国与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关系, 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

• 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 美国自冷战开始以来至少有81次干预他国选举的行为；

• 美国设立众多非法监狱，对美国的敌人秘密进行折磨。

美国的行为违背了其一直以来宣扬的以软实力服人的立场。硬实力以经济（如制裁）和军事力量为代表，而“软实力是塑造他人偏好的能力，这种能力往往与无形资产有关，如具有吸引力的风格、文化、政治价值观、制度、合法或合乎道德的政策等，这种吸引力能够使自身行动获得对方默许”。但各国遵从美国意愿，为实现美国利益行事，会是因为这些国家仰慕美国在国内实行自由民主制度，在海外遵循自由价值观、尊重人权和遵守国际法吗？显然，上文中所述美国行为已清楚表明，实际情况与此相反。

不仅如此，即便美国没有采取经济/军事手段威胁他国，也习惯于向敌人“传达清楚的信息”，例如，告诉他们“所有的选择都已摆在眼前”，进行军事演习（单独，或与盟友和/或其他伙伴），时时提醒他国美国军事实力的优越性，等等，以获取他国的服从。

不过，至少从21世纪初开始，美国的这种行为屡屡失败。威胁并不总是奏效。似乎有些国家并不明白美国所传达的这种“信息”，也不服从美国的支配。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这些国家深知定会受到美国经济/军事打击，但愿意进行抵抗。这些国家进而采取策略避免对美元的依赖（这样可以抵抗其中一些制裁），以及建立军事资源，以向美国回应：若你攻击我们，我们有能力回击，甚至可以攻打美国本土（如俄罗斯、朝鲜）。很多国家已逐渐与美元脱钩，以此抵御美国的经济制裁（如中国、俄罗斯、伊朗），手段包括建立正式或非正式联盟、合作伙伴关系（如中国、俄罗斯），以及发展军事力量（中国、俄罗斯，另外还有伊朗、朝鲜）。

对美国“清晰的信息”了然于胸的一个国家是朝鲜。目前朝鲜仍是发展中国家，却已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以及从中距到远程的各式导弹（例如洲际导弹）。自20世纪中期以来，朝鲜和美国之间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历史经验告诉朝鲜，盲目相信美国是不明智的。朝鲜已经见证过当外交（即所谓的“软实力”）手段无法让中小规模国家就范时美国的所作所为。当美国发现这些国家对自身利益的实现造成障碍时，军事实力不足的国家就会遭受美国的直接攻击或其军事代理的攻击，就像利比亚（即便它在美国压力之下取消了核计划）、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越南、老挝和1950年的朝鲜。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国内军工厂 图自：朝中社

这些案例都表明，美国在软实力不起作用时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其硬实力（经济和/或军事手段）。从理论上把力量划分为软实力和硬实力其实是一种知识欺诈。力量永远都是“硬的”，无论是经济和/或军事手段的实际使用还是威胁（即美国频繁传达的“清晰的信息”，威胁性最强的当数“所有选择都已摆在面前”）。美国的这种行为持续至今，已严重影响美国的国际形象。

特朗普在任期间，美国就出现了不少这种负面影响导致的事件。第一个例子是：美国对朝鲜进行了赤裸裸的威胁———若不听命停止核计划，将把朝鲜从地球上“清除”，然而朝鲜并没有妥协。显然，这是特朗普式的表达，但回顾历史，每当美国面对类似情形时，都会采取类似的做法。希拉里·克林顿曾经威胁过伊朗要消灭它。第二个例子是：美国刺杀了苏莱曼尼将军，但此时的伊朗已经有能力回击美国军队，显然美国对受到回击非常惊讶，但最终还是选择缓和冲突。第三个例子是：中国的数字人民币正在逐渐用于跨境交易。

中国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是为了在中美关系恶化时期尽量减少国内经济受到的影响，二是出于华盛顿可能利用美元制裁中国的担忧。华盛顿已经制裁了华为等中国企业以及处理香港和新疆事务的中国官员。如果中国建立起一个跨境数字支付体系，就为增强人民币可兑换性建立了基础，这将加速人民币在外汇结算中的普及。

一系列的现象表明，世界各国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惧怕美国力量。例如，2020年11月15日，由中国牵头的15个国家在历经8年协商后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将覆盖30%的国际贸易量、23亿人口。印度没有加入，但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中国首个多边贸易协定，也是首个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三国在内的贸易协定。颇具影响力的国际战略研究所毫不迟疑地表示，这一协定是“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一次胜利”。

再例如，欧盟和中国在经过7年后，于2020年12月30日完成了重要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欧盟以此向美国传递了清晰的信号，而美国建制派大为震惊，似乎完成这样的一个协定谈判是无法想象的。彭博社立即指出这一协定是重大错误：“欧盟为了和北京达成协议，不惜怠慢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并损害了大西洋两岸伙伴的共同事业。”几天之后，美国经济研究所发布一篇文章，并郑重其事地起了标题———《拜登首败：中欧投资协定达成》。显然，假如在一项国际协议中，美国不是其中的领导者，也不是参与方，那么美帝国和美国主流媒体是不会喜欢这样的协议的。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建制派似乎不能真正理解这些清晰的信号。拜登入主白宫后，美国建制派挑起歇斯底里的反华和反俄政治气氛，欧洲议会在这样的环境下冻结了这一协定。然而，对与中国已有重要贸易往来的欧盟国家而言，其经济利益不会因此消散。再者，难道美国能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

关于美国力量源自其优越性的迷思

美国在多个方面表现卓越，比如在多个领域展现的技能水平、意志力、创业精神，以及施展和控制权力的能力。这当然是事实——不管在科学技术、高校培训还是在经济发展方面，美国都表现得非常出色。然而我们要记得，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依赖于二战同盟国的整体胜利，甚至正如前文所提的，在欧洲前线战场，是苏联这个盟友帮助美国获得了胜利，只不过美国后来将自己描述成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胜利者。

20世纪初，美国经济已经十分强大，可以说开启了“美国世纪”。1776年《独立宣言》颁布、美利坚合众国正式成立后，美国初期的经济利润主要依靠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美国国土有两个宽阔的大洋保护，使其免受入侵；美洲原住民能力有限，无法抵抗西方殖民；南部日趋衰落的殖民力量（西班牙）无法维持与美国的长期抗衡；北部则拥有意识形态兼容的好邻居（加拿大）。这些都是经济迅猛发展的理想前提，再加上其得益于直至二战结束才撤销的、强有力的保护主义法律。也只是在保护主义法律撤销后，美国才成为国际自由贸易的捍卫者。此外，美国还从欧洲“自杀式”的外交政策中获得了不少利益。这些外交政策不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毁灭了许多国家，同时也结束了欧洲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强权及其文化声誉。

一直以来，美国都保持着这种“天然”的优越感及对其军队战无不胜的自信。二战结束后，美国的这种优越感甚至从信念变为了现实。这样的优越感甚至让美国拥有了特权，让它即使犯错也无须承担太多的后果。此后，信念和现实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直至现在，已经造成了迷思。这时犯战略错误，便可能造成长期的、毁灭性的后果。历史已经表明，帝国是会衰亡的，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在世界上保持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如果高估了自身当下的力量，又加上不断有竞争者崛起，其后果可能更具毁灭性。为应对这一趋势，一个国家很有必要对竞争者深入了解，包括其文化、历史及其外交政策的根本目的。然而，美国是否真的在试着了解崛起的国家？

美国对自身优越性有着意识形态上的信仰，但这并没有推动其努力真正研究了解任何潜在的竞争者。二战结束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表现是，美国在沙漠首次成功爆炸原子弹，让这个国家（尤其是哈里·杜鲁门总统）确信美国可以在战争中为所欲为而没有输掉“游戏”的风险，觉着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军事实力能与美国相比（在当时，原子弹就是军事实力的最好证明）。杜鲁门总统通过广播向全球高调宣布第一次在广岛投掷原子弹的消息，很显然，他此举是想警告日本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尤其是苏联）：美国是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你们必须乖乖听话。以下摘选了杜鲁门总统此次讲话广播稿（并标明强调之处）：

“我们目前在日本的行动，即便加上原子弹，也只是美国军事实力的冰山一角而已。未来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后果将远不止于此……英、中、美三国政府已多次警告日本人事件的后果。我们已为他们拟定了投降的一般条款。然而，我们的警告他们充耳不闻，我们的条款被他们拒绝。在那之后，日本人就见识到了原子弹的威力。他们现在已经能够预见未来原子弹还可能做什么。全世界都会知道，第一颗原子弹投在一个名为广岛的军事基地。那是因为，我们想在这第一次的攻击中尽可能保护平民。但这次攻击只是一个预告。如果日本拒绝投降，我们的原子弹将会落到日本军工企业头上，以及很不幸地，将有数千名日本平民丧生。我敦促日本平民立即离开工业城市以保全自己的性命。我知道原子弹的杀伤力有多大……日本佬很快就会知晓我们在柏林达成的其他军事机密。他们将会收到第一手情报——而且他们不会喜欢的。”

杜鲁门总统使用原子弹对付日本的原因之一是拥有原子弹使他相信美国卓越超凡的军事实力，原因之二则是避免日本被占领（向苏联投降），因为当时苏联（按照对英美的承诺）加入了对日战争，并很快就占领了朝鲜半岛，向日本推进。然而，1941年12月珍珠港遇袭后，美国没有尝试通过传统军事手段占领日本，只是在1945年8月决定向日本投掷原子弹，意图逼迫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但这一行动却是对日本平民犯下的罪行。很显然，美国是担心苏联打败强大的纳粹军队后有能力赶在美国之前到达日本。到那时，日本就会向苏联而不是美国投降。这对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后果，因为在二战期间这两个主要盟友已经积累了不少矛盾。而这一系列的事件说明，美国对其传统军队的信心实际上并没有其公开宣传的那样强大。

美军于1945年6月攻占冲绳岛，并付出了4.9万人的伤亡，10万冲绳民众丧生

不仅如此，在空中和海上打败日本也意味着美国并没有在陆地上部署充足的军事力量（即步兵）。而在陆地上，日本却拥有至少50万士兵。一场战争的彻底胜利只有双方步兵交战之后才可定夺，但这对美国来说也许是个问题。空中和海上作战使用的是飞行员和水手，需要的军队人数比步兵要少得多。而美国军队司令部的另一个目标就是尽量减少美国士兵的损失。美国司令部曾预测将在抗日战争胜利3年后遣返军队，但事实上仅6个月后就遣返了。这很可能是受到了来自美国人民的压力，他们渴望早日迎接英雄回家。

继对日展开战争后，美国又涉足中国内战，支持蒋介石一方。美国在亚洲似乎采取了与其在欧洲同样的定位，那就是作为解放者的角色，将中国从日本帝国（纳粹法西斯的盟友）手中解放出来。其结果是，毛泽东在由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人民政权。而这显然是美国的一个战略失误，其后果重大，甚至塑造了持续很长时间的全球力量均势局面，正如中国的一句谚语：“一失足成千古恨。”没错，美国已经认识到这个错误，并开始制定其遏制中国的策略。第一个行动就是允许蒋介石的独裁政权留在中国的某个角落，即台湾。这显然与一般国家内战（美国内战也是）结束后的胜利者完整得到了国家所有土地相反。

不过，一个帝国永远不会甘心于分享其主导地位，它只想完全掌握主导权。所以，美国就利用其实力在欧洲拓展势力范围，一直到达俄罗斯边境，毫不考虑其对戈尔巴乔夫曾许下的口头承诺，这又是另一个战略失误。作为对美国侵略行为的回击，俄罗斯2008年与格鲁吉亚的军事冲突、2014年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相继发生，而最终，俄罗斯将其外交政策转向了东方，试图与中国共同形成一个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力量极，并与美国霸权抗衡。当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见第三章的“美帝国的衰落：内部与国际方面的缺陷”）时，这一趋势清晰浮现。正如上文中那句中国谚语所说，这又是美国一个可成“千古恨”的失误。

关于美国已赎清压迫黑人与印第安人的原罪的迷思

2020年春，“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游行迫使美国又陷入国家诞生伊始那段痛苦的记忆。对于此次抗议事件的许多评论都可追溯到美国的“原罪”，即美国南部种植园将奴隶制合法化的历史事实。没错，奴隶制的确是困扰了美国多年的一宗罪。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奴隶制度之后，美国宣称通过内战（至少是在原则上）解放了种植园非洲奴隶的后裔，即便这不是内战的首要目的。后来，他们在美国南部的种族隔离政策下又做了100年二等公民，一直等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1964年美国民权法案出台，才真正从带有歧视性的法律体系中解放出来。那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美国的这一原罪赎清了吗？显然没有。

遭受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猛烈攻击后，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境况至今未恢复过来。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原罪吗？他们不仅受到残暴对待，在美国的社会地位甚至比当时被称为“黑鬼”的非洲裔美国人还低。后者至少还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有种植园主出钱购买他们作为廉价劳动力。他们被视为一种生产要素，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雇主给他们提供住处和充足的食物，确保他们可以高效工作，不会给种植园主造成经济损失。但美洲印第安人却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相反，他们被当作印第安人战争的成本。非洲裔美国人在1964年获得了公民权，而原住民印第安人早在1924年就已经获得公民权（根据《印第安人公民权法》）。然而，后者的遭遇与前者一样，即便在1924年以后，一些原住民印第安人仍然不被允许参加投票。而在今天的美国，抢占原住民印第安人土地的事件仍不断上演。那些“强盗”实际上征用了印第安人的土地，以开展更多的经济活动。

在美国《独立宣言》中，黑人甚至没有被提及，而很多签署人都是奴隶主，包括托马斯·杰斐逊。而印第安人则被描述为“残忍的印第安野蛮人”，当时针对他们的战斗原则是，“无论年龄、性别和其他情况，一律格杀勿论”。

美国独立以后的数位总统也以同样残酷的言论评价美洲印第安人。其中最残酷的评判无疑来自安德鲁·杰克逊总统：

“多年以来的经历让我更加坚定最初对这些臣民的定罪，而且每日的经历只会让我愈发坚持这种判断。我终于明白，这些印第安部落根本无法与我们共存，也无法与我们的公民持续打交道。他们既没有足够的智力、产业和道德习惯，也没有改善自身的欲望，因而始终无法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如果放任他们生活在另一个更优越的种族之中，却无法令其认识到自身卑劣的根源，或寻求控制他们，那么他们就只能接受来自环境的压迫，并很快消亡。”

直至后来的林登·约翰逊总统才对印第安人表示了一丝怜悯：

“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曾经是一个骄傲、自由的民族，但现在却在白人社会和印第安部落的不同价值观之间，在白人的政治、语言和印第安的历史文化之间苦苦挣扎。而由于多年的挫败、压榨、忽视和扶持力度不足，他们的问题将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解决。”

这听起来颇具同情心，却暴露了更深刻的问题。印第安人“曾经是一个骄傲、自由的民族”，但只有当他们不再“与我们作对”的时候，才值得这份同情心。然而，当这一天真正到来，他们也就不再构成威胁了。

美国在19世纪强制推行的印第安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

这是美国建制派一贯的态度，无论什么肤色——黑色、棕色、黄色，甚至白色，也无论政治体系的本质是什么——民主、独裁，或专政，当对方的行为符合美国建制派利益时，他们才不是敌人，或不再是敌人。很多政权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的朋友（例如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朗国王等，无法尽举）。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后成为美国的官方敌人，又在二战中被美国打败后彼此重新成为朋友。后来，从日本官员在朝鲜战争（1950—1953年）中加入反朝鲜阵营开始，日本又成为对美国依从性最高的盟友之一。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美国的敌人，而在被打败后成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

俄罗斯的例子则更突出，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扬言要废除私人对资本占有权，进而毁灭资本主义经济，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都是美国的敌人；在二战中，两者为了打败纳粹德国成为盟友；随后进入冷战时期，又成为敌人。而到了鲍里斯·叶利钦执政时期（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背叛了共产党，推翻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分裂了国家，两者又成为朋友，美国赞扬其引入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尤其称赞其向美国（以及整个西方）开放市场的举动。投资者、投机者、跨国企业、经济顾问和非政府组织涌入俄罗斯，将其视为等待占领的处女地。这导致俄罗斯国内财富急剧集中，其获得了新兴资本。后来，几个东欧国家正式加入北约，标志着包围俄罗斯战略的高潮泛起。普京上任后打破了这一局面，俄罗斯又重新变为美国的死对头，但此时的俄罗斯已经引入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体系了。

最后的例子是美中关系，第三章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在此主要指出一点，即美国对华态度有所变化：开始，从美利坚合众国诞生到20世纪初这段时期，美国将中国视为一片尚未开化、等待占领的土地，视为非正式的盟友，需要为其提供保护，帮助其抵抗红色政权，反抗日本人侵略。后来中国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中国则变为美国需要遏制的敌人。为遏制中国，美国支持战败的蒋介石，并让他的独裁政权在美国庇护下留在中国土地的一角，即台湾。这是包围中国的重要一步。

事实上，这就是“美国原罪”的核心所在。其本质不在于“黑人奴隶化”或是“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种族大清洗”。这些当然是“原罪”的一部分，但“原罪”的本质在于“我们”和“他们”的划分。我们是“好人”，他们是“流氓人民和流氓国家”。“好人”和“坏人”之分是美国意识形态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