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安光治老师

李浩然

悼念安光治老师                2006-04-05

        李浩然

   安老师，我早应该给你写一篇文章了。

    那还是1977年12月某日，我被零陵地区教育局聘做文革后第一届高考语文阅卷老师，意外地遇见也去阅卷的我们原班的文绍军同学，当我问及你时，他听说你在反右不久后死了。因为他在学校时喜欢开玩笑，又是听说的，对于他的话，我还不太相信，还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尚不很正常，我除了在心里为你的“死”抱上一个大疑团，也就没再问其他什么了。

    1993年也是12月，我以文学社辅导员的身份组织部分学员去李树人老师那里采访，在谈到你的时候，他怀着几分惋惜的心情告诉我，说你确实死了。但当我问及具体经过和主要原因时，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原是我们初三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这时已是全国有名的书法家和学者了，他的话本应该不叫我怀疑的。可就是因为他没说出主要原因和具体经过，我还不敢冒然为你写这样的文章。

    早几天，我好不容易拜访到当时在我们学校当副教导主任的曹典谟老师，他才不但证实你早已死了，还说了些你那段时间所遭受到的不幸和被人置于死地的大致情形。我回到家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只能凭我对你的了解和认识，夹杂某些个人观点，给你写上这篇也算是悼念文章了！

    你是受命于危难之际而去当我们班主任的。

    那是1953年下学期，我们初20班调来一个新班主任，教物理的，叫詹先华，毕业于省立第六师范。这人很年轻，是个典型的白面书生，教课还可以，但要管理这个班，却毫无办法，有好几次当场被几个调皮的同学整哭。就是很德高望重的杜主任一再来解说，来替他撑腰，也无济于事。有个叫毛月生的留级生，就在课堂上公开叫他不要再来班上说这说那了。这20班该往何处去？这班主任该谁来当？不得不令学校领导和我们班大多数同学担起忧来！

    就在一个下雨天的晚自习，杜主任给你领进我们教室，说你姓安，是来当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教我们语文的。

    大家认真看你。你不高不矮不胖不廋的个儿，不上30岁，一个漆黑的大平头，两只眼睛很有神，脸上泛着光，特别是左边那只略凸的犬牙，总带着笑意，似要给人一个永远难忘的好印象。你说你是道县人，原也是张星堂老师（我们的原语文老师）的学生，不久前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是某名人的校友，还曾代表同学去见过唐生智、程潜和林彪。你说话的声音很响亮，很有节奏，很有文采，没有半句含混、搭头和废话，不半个钟头，就把整个班上同学的心都说动了。你说你既来当老师也来当学生，但主要是当老师的。过后，你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用劲地写上三个斗碗大的粉笔字：安光治。那个原在零陵县文教科当过办事员的樊应勉和读过几年旧书的刘光钰看了，竟带头喝起彩来。我这个老实人也和周边的同学不禁窃喜地叫道：我们20班有救了！

    你是全心全意呕心沥血做我们班主任和教我们语文课的。

    这个班原曾住过朝阳岩，离校本部较远，纪律有松弛的习惯，特别是这个学期，从上几届差生中留下十多个“牛皮糖”，还加上原班主任詹老师的心慈手软，可以说已经成了一个烂摊子。内行的人都会知道，要很快扭转这个班的下滑趋势，不单要靠狠下决心，还要具有很大的耐心和不小的聪明才智。

    记得你一接手，就采取了不少得力措施，开班干部会，找人个别谈话，表彰先进，把落后面缩小到最小范围内。你还经常往班上走，连别的老师上课，你也扶在窗子外探看教室里每个人的动静。把每个同学的形容笑貌，学习态度，学习状况，性格特点，个人爱好甚至家庭概况等等，都记得烂熟于心。你除了在教室里管，还把心和眼管到寝室和操场。平时，哪怕是星期六晚上，只要教室一停电，你就到场了，不是给同学讲故事，就是组织大家唱歌。《水浒传》里的许多生动故事和不少细节都被你讲给我们听了，特别那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被你讲得出神入化。

   有一天晚自习，外面正下大雨，同学们都以为你外出不回学校了，有几个人不听班干部的劝告，竟在教室里轻声说耍话。殊不知你却悄悄地回来了。你转到那正飘着雨点的教室后边玻璃窗外，发现那个叫陈柯的又在和他的邻座闲扯，你二话不说，一转进教室就将他俩叫到了你房里。从那以后，班上那些爱搞阳奉阴违的人就一天天少了，班上纪律和学习风气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那时的初中教师，一定要有专科毕业文凭，你虽中师毕业，不是上面看中了你的真才实学是不可能破格重用你的。你的课讲的很生动，不仅能对教材高屋建瓴，对我们每个同学的语文功底学习概况也了如指掌。你的口才，一般老师不可同日而语，你的板书更是许多老师望尘莫及。你讲课时，每讲到高亢处，便不自觉地手舞足蹈，神采飞扬；而突然转入低沉时，便双手低垂，敛声静气。教议论文，你能全身心地投入，把那主要观点讲得再透彻不过；教记述文或者小说，你能设身处地地把其中的每个人物讲得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你除了你讲授以外，还恰到好处地开展双边活动，把大部分同学的听课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往往是，一堂课就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上完了。记得你教赵树理《田寡妇看瓜》，就叫同学们分角色对话，我还充当过那里面的秋生呢。你教毛主席的《纪念白求恩》，要大家把作者所提倡要做的那“五种人”的句子反复朗读，直到读出一种特殊的韵味；你教陆定一的《老山界》，当讲到作者和战士们在那山顶上过夜的深切体会五个“像”时，我们都情不自禁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篇文章和这堂课给我的影响太深刻了，以致到文化大革命有人宣传陆定一是反革命，我就坚决不信。还有那朱德《母亲的回忆》，何其芳《生活是多么广阔》，奥斯特洛夫斯基《筑路》等，都被你讲得出神入化情不自禁，直到现在还在我脑海中留有很深的印象。

    我的语文学习，当然早就有了一些基础，但我可以说，没有张星堂老师和你的指点与鼓励，我是不可能有长足的进步和长时间的乐此不疲的。那时，周协老师很喜欢我的数学，一上课，就抽我上去解难题，还多次把我叫到他房里，帮他批改作业和考卷；唐化鸿老师喜欢我的物理，同样对我关爱有加，信任备至；唐钧老师每见到我，就夸我英文写得好，作业从不出错；可我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语文学习上，以致我以后连续两届被选上班长，就连当时班上学习很拔尖的石玉皓、文绍礼、龚祖德和袁德绪都不得不对我刮目相看。总之，从那以后，我对语文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读名著，我试着写作，只不过是19岁，就有文章登上了《中国青年报》的大雅之堂，我也因此而被人大力吹捧，加戴上许多廉价“桂冠”，其后运动来了，又被人为“紧跟形势”而罗织许多罪名，而被就读学校无端地开除团籍、学籍，以致由此而引发含辛茹苦的父亲含恨自缢，几乎家破人散，又其后勉强当上教师，又由教数学到改教语文，到当编辑，到组织文学社团，到出书，到创作70万言的“大块头”冒险……一句话，从那年月起，主攻语文，投身语文，就成了我的最大乐趣和不懈追求。我为她而活来死去，又为她而死去活来。安老师啊，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几起几落，我都由衷地归罪于你，也不折不扣地归功于你！

    可是，安老师啊，你在40多年前，就含愤而去了！

    你不是右派吗？那肯定是的。因为那个时候，你能说会道，能写会画，因为你知渊博，才智过人，因为你自命不凡，不甘后人，因为你真诚坦白，临难不惧，更因为你不阿谀奉承，不逢逆讨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把学生和劳苦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就借上面刮下来的“阳谋”，把你揪了出来，然后罗织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把你打成“极右”！

    你不是反革命吗？那也肯定是的。因为那个时候，你不服输，你不认罪，因为你要抗争，你还要骂人，还因为你竟大胆的当众揭露他们的短处，痛处，这不是要了他们的命么？你还反对某个党员不就是反党么？因此你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现行反革命！

    可是，你确实不是反革命！所以你就永远不认罪，永远不接受他们的所谓改造，他们就叫你“铁杆反革命”，说你要与人民为敌到底，要大判特判你的罪！你中孔子孟子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毒太深了！你太轻看你的小命了，所以你自杀了，因而你也就死了，化为魂灵了！

    我们上到初三时，常常看到有一位常穿青衣的大姐到你的房里来做客，有同学说是你女朋友。听说是省立七师的学生，其后又见她常常抱着一个孩子，不知是女的还是男的。我们也很难知道他们母子俩那以后的日子是怎么过下去的。要是这孩子还在的话，如今也可能五十多岁了。他，（或许是她）也许还因为你的原因而被社会而长时间地抛弃过，还可能因为曾被别人有意无意挑唆而对你长时间地忿恨过。总之，你的死，除了能使地下稍多几根白骨，而并没有增添一点新的什么。只像我这一类人，还觉得你的死去能留给人类社会一点什么，但这代价也太悬殊了！

    我今年也已70高龄，也教了一大辈子书，欣逢盛世，允许人说话，才敢在这里为你写下这篇很不相称的悼文，算是了却我和我这一类人的一番心愿。

    呜呼，我实在不能忘却的安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