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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接受专访时表示，大学应将去行政化作为一个抓手，去掉高校作为行政机关附属的身份，以及这个错误身份定位造成的很多官僚化体制和行政化思维，回归作为教学科研单位的本分上去。龚克还说：“并不是说我就是不想当副部级，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身份”。（新京报3月12日）
高校设置行政级别，是一种历史遗留产物，一分为二地看，确实有着当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因为有着行政级别的存在，不管在学术质量上还在办学规模上，才使得一些高校成就了今天的高度。如果说今天的一些高校取得了一些成就的话，那么一切成就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结果，而一定也是一种历史资源养料发生作用的结果。
在当时，给高校设置行政级别，是一种最直接的国家性扶持，一切社会资源的配置都与行政级别这个核心发生关联。它具有强力性，和不可偏移性，有什么样的级别，就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必要配置，正是因为它有着这样不可动摇的“命令性”，才使行政级别成为了社会资源配置与供给保障的根本。
而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时候，社会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同时还要承受着一些国家对中国各方面的封锁，别说是高新技术，就是最普通的学术交流都不能可完成。当时，最匮乏的就是能扛起新中国建设的人才。因此，以最快的速度培养人才，是当时的基本国策，因而在行政级别的设置上，从今天来看，它起到了应有的特殊性历史作用。
然而，社会在不停地进步，高校的情况也在随着社会进步发生着巨大变化，历史的特殊性终归是一时的，它不应当永远停留在那个时代。而高校的常规性必然要有所回归，那就是回归它纯粹的教学科研本分上去，这是所有高校必须要有的常态。也正是因为这个常态，才使得所有高校具有了恒定的社会价值。而如果此时还将高校的行政级别看成存在的依据，那就会对深化教育改革形成桎梏。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并不是说我就是不想当副部级，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身份”。龚克的观点非常鲜明，一位校长能从敏感的角度说出这样的观点来，令人欣喜，值得点赞，因为从高校校长口中说出这样的话，其作用力会远远大于其它的声音，毕竟，身临其境中的声音才最具有说服力，这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作为立言的基础，也需要一种担当的勇气与魄力，当然，这种声音也更是高校深化改革的社会基础。
社会在进步，高校必须改革，但应当以历史唯物的角度完整地看待问题。如果明白了当初高校设置行政级别的特殊性历史背景，和它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阶段性作用，那么讨论起来就会心平气和。近年来高校的行政级别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但改革需要的不是尖锐的对立，而是尽可能快地平稳过渡。
因而，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去年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表示，鼓励高校推进内设机构取消行政级别试点。应当说，这样的路线图是客观可行的，毕竟，历史形成的问题，需要一步步的化解，而不能再指望用更大行政命令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还希望更多诸如龚克这样的高校校长们在心里面达成社会共识，高校去行政化的改革才会产生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是不可忽视的本原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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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8 20:5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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