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不死，清兵难入关？

小丘丘

袁崇焕之死距今近380多年，由于他在辽东抵抗后金的成绩，又因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而被处死，今日之公众对袁崇焕抱有极大同情，因而往往假设，如果袁崇焕不死，清兵难以入关。

历史不容假设，但不妨碍在此前提下，从多种角度理解这段历史。对于这一假设性问题，区别讨论袁崇焕之死有没有对辽东的局面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以及袁崇焕被杀这一事件何以与影响明清更迭这一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是获取答案的两把钥匙。

一段时期内，袁崇焕在辽东的表现可圈可点，他的确有扭转颓势的能力

自万历中期开始，明廷在辽东的局面几经起落。这一边防形势的变化，与主官是否得人密切相关。譬如明兵部侍郎、辽东经略熊廷弼任职期间，辽阳守备大固，奉集、沈阳也得以重为重镇。[1]而当熊去职之后，继任袁应泰就把辽阳、沈阳都丢了。

明末辽东形势图

袁崇焕就是在这一情势下登场的。天启二年（1622年），广宁（今辽宁北镇市）一战明军惨败，熊廷弼被逮下狱，传首九边，辽东局面一片暗淡。正值此用人之际，袁崇焕以外官赴京朝觐，被破格提拔为兵部主事，紧接着便出任山海关监军佥事，奔赴前线。当时的辽东经略王在晋主张退守山海关，大学士孙承宗视察山海关时，袁崇焕便请求驻守宁远，说明他已注意到宁远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他所坚持的修筑宁远、锦州等城为山海关外围防线的策略，相比当时流行的退守山海关的防御主张，在战略上更为积极，明军可进可退，存在更多活动空间。

天启六年（1626年）袁崇焕固守宁远孤城，击退努尔哈赤，辽东迎来一场罕见的胜利。此役之后，袁崇焕趁机请旨，修筑锦州、中左、大凌三城，加强防务。经过此次布置，又成功抵挡住从朝鲜回师的皇太极。天启七年，明熹宗褒奖袁崇焕“十年积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锋”[2]，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天启年间，袁崇焕在辽东的成功表明，他一定程度上具备扭辽东颓势的能力。

袁崇焕在辽有年，兼具实战经验与战略眼光，因此，崇祯元年被重新起用时，仍被寄以厚望。他所提出的 “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三条基本方略，切合当时辽东的实际，并且逐一付诸实现。

杀掉毛文龙，是袁崇焕生前的战略败笔，间接为推动清兵入关帮了忙

崇祯二年（1629年），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一事，举措失当。

当时袁崇焕甫担大任，为避免掣肘，请求崇祯皇帝先后取消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的建制。毛文龙在皮岛拥兵自重、调遣不灵，袁崇焕此举，应当主要出于事权统一的考虑。

袁崇焕虽然也承认“东江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3]，但他擅杀毛文龙一事及事后的布置，显得对这一地方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东江为皮岛别称，靠近鸭绿江入海口，介于辽东、朝鲜和登莱之间，毛文龙兵强势壮，能从海上形成对后金的有力牵制，时人誉之“海上长城”。

后人所绘毛文龙及其麾下大将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毛文龙死后，他们都降清。

毛文龙死后，清军少了这一后顾之忧，同年十月，皇太极率兵与漠南蒙古诸部，绕开袁崇焕在宁远、锦州一带的防御线，从喜峰口以西防御薄弱的长城边隘打开缺口，长驱直入，威胁北京，酿成“己巳之变”。袁崇焕也因此被逮下狱，至罹极刑。

关于这一时期处置的失当，王在晋这样评价：“向使袁崇焕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复叛，夷不叛则西路不可行；不杀岛帅则奴顾巢穴，必不敢长驱而入犯。”作为袁崇焕的政敌，王在晋的说法不无偏见，但袁崇焕的一些“盟友”们，同样也未能给出合理解释。

可以说，即便袁崇焕不死，其生前杀毛文龙之举，也是辽东战略版图上明廷的一大bug。

将“袁崇焕之死”与明朝国运联系起来，来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宣传

《明史·袁崇焕传》中，有“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之语，然而这是后人的评断，不仅崇祯年间之人不会做此想，在许多经历明清易代之人的笔下，也鲜有这样的论断。

随着皇太极“反间计”被证实，以及乾隆、嘉庆两位皇帝对其褒奖，清代中期，袁崇焕被塑造成“孤忠之臣”，但此时对其评价中仍存在不同声音。真正将此人与“国运”联系起来的，则是清末康、梁等人。

袁崇焕死后不久，明末清初人士对他褒贬不一，同情有之，谩骂有之，但多为持平之论

明末清初，由于史实尚不清楚，各家记载也不统一，但大多为持中之论。《明季北略》关于袁崇焕的记载一共四则，分别为天启年间守宁远、崇祯元年陛见提出“五年复辽”、谋杀毛文龙、被逮论死四事，并且详细记载当时京师出现“百姓怨恨，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的奇闻。谈迁在《国榷》里几次论及袁崇焕之事，也只是为其鸣冤，认为以“通敌论死”不公。

此外，还有较为极端负面的评价。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为袁崇焕作传，毫不客气地指出此人：

“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极躁暴，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

张岱（1597-1689），浙江绍兴人，晚明士大夫。

张岱否定了袁的能力与数年之边功，嘲笑其“五年复辽”计划似痴人说梦，不仅不认为他能挽救明朝，还把他与秦桧并列，肆意调侃：

“秦桧力主和议，缓宋亡且二百余载，崇焕以龌龊庸才，焉可上比秦桧；亦犹之毛文龙以么魔小卒，焉可上比鄂王？论者乃取以比拟，不特开罪鄂王，亦且唐突秦桧矣。”

抛开事实层面的偏颇不谈，如张岱这般辛辣讽刺，到清代中期之后则基本绝迹。

清代中期，袁崇焕“通敌”冤情披露，朝廷仅表彰其“孤忠”，不理当年是非

清代官修《明史》的流行，厘清了袁崇焕之死的重要问题，即崇祯二年的“通敌”之说，实为皇太极所施之反间计。

《明史》袁崇焕传记有言：“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

关于明史中为何能对当年扑朔迷离的情况下结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修史时史臣得以参考《清太宗实录》，因而反间之事才列为信史。[4]

《清太宗实录》天聪三年十一月戊申条的确明白记载了反间计的全过程，时间、地点、人物，无一不详。随着这些证据为大众所知，袁崇焕“通敌”之冤得以昭雪。

乾隆年间所绘袁崇焕图。

乾隆四十七年，乾隆帝偶然翻阅《明史》，读到袁崇焕之事迹，认为其人“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难，但尚能忠于所事。彼时主昏政闇，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悯恻”。[5]

袁崇焕是广东东莞人，乾隆帝便令巡抚调查其有无后人，第二年，查出袁氏五世孙袁炳[6]尚在，因而以熊廷弼裔孙之例，选补佐杂等官，以示朝廷抚恤孤忠臣子之意。嘉庆三年，又从广东巡抚陈大文之请，以袁崇焕入祀乡贤祠。[7]

经过官方史书为袁崇焕沉冤昭雪，以及乾隆、嘉庆两位皇帝相继表其孤忠，确立了这一时代官方对袁崇焕的基本看法，即强调其为孤忠蒙冤之臣，不大重视当年的是非曲直。但不同意见仍然存在。乾嘉之际，清廷宗室昭琏所撰的《啸亭杂录》在《毛文龙之杀》一节，直言批评袁崇焕“不计大事，冒昧诛之，自失其助”。

康有为、梁启超为满足其政治需求，夸大了“袁崇焕之死”对于明清易代的决定性作用

将袁崇焕之死与“国运”联系起来，是袁崇焕的老乡——康有为与梁启超于清末所作的文章。

“明清之际，关于中国亦大矣，非止系一朝之兴亡也。”1891年，康有为作《袁督师庙记》， 开篇即如是说。按康文的说法，袁崇焕之死，为明“自坏长城”之举，而“国亦殄灭”[egiht]。这一判断，较之明史“边事无人、亡征决矣”的意见，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袁崇焕-明亡清兴-国运兴衰”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逻辑联系。

与康文的言简意赅不同，梁启超则洋洋洒洒写就《袁督师传》，文章不仅历数袁崇焕的诸多功绩，还为其杀毛文龙之事巧言设辞，着意辩解，试图坐实袁崇焕在明亡之际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梁氏看来，袁崇焕“一人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为古今第一人。

北京袁崇焕祠。

而梁启超此文的真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读袁督师传，二百年前事，其犹昨日也，”“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今日之国难，急于明季数倍，而举国中欲求如一袁督师其人者，顾可得耶？顾可得耶？”[nine]

寥寥数语，已表明梁文不仅仅是为考订史实，而是有感而发，借古说今。

北京袁崇焕祠的《明袁督师庙碑记》中，作者王树楠阐述了康、梁二人的未尽之言：“诚以督师之生死，为明清兴灭之所由关，而种族之见，遂酿为四千余年世局之大变，而不可收拾。”[10]可以说，康、梁等人对袁崇焕的重新塑造，不仅有他们的现实政治需求，也因应着20世纪初风起云涌的排满思潮。此时将袁崇焕的个人命运与所谓“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动因实起于现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