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临终关怀，与世界告别是需要学习的

何琴

“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在医院中，有一个科室并不以延长生命为目的，那就是临终关怀科。据昨日《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作为广东省首个在公立医院里面设立的临终关怀专科，广州番禺市桥医院的康宁科专为老人及临终患者服务。八层楼的医院里，有三层是康宁科的病区，当中超过两层是患有慢性病的老人，余下的则是癌症患者。康宁科内病床超过100张，却仍无法满足日渐增长的住院需求。通常一位病人出院后，半天之内这个床位便会迎来一位新病人。

  临终关怀是个很新的概念，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英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有350万癌症患者的病情得不到有效控制，其中末期患者50%会出现病痛，30%有严重疼痛。在中国，每天有100万末期癌症病人遭受疼痛折磨，癌症死亡人数占全球总量的1/4。随着老龄化的日趋严重，以及对生命质量追求的提高，对临终关怀的需求将会持续增强。   

然而，对临终关怀本应有着不小需求的中国，无论是国家层面或是个人层面，却都是没有准备好的状态。1988年，中国开始发展临终关怀，时间并不算晚，却一直停滞不前，至今连国民基本医疗保障体系都未得以纳入，亦少有公立医院有相关服务，更多存在的形式是李嘉诚基金会的全国宁养医疗服务计划，但只接收低收入晚期癌症患者，属于慈善项目，并非面向公众的医疗服务。即使在仅有的临终关怀科中，绝大多数也是为患者减轻痛楚、缓解感染等生理上的舒缓措施，精神关怀严重匮乏，从业人员也大都缺乏专业性。   

临终关怀，在中国是个非常边缘的行业，甚至边缘到连行业都称不上。缺乏顶层设计和政策推动，医院也同样没有动力，在医疗资源稀缺和以药养医的背景之下，要么是对患者进行未必必要的治疗甚至过度医疗，要么是对已无能为力的患者进行“劝退”让其回家“休养”为其他患者腾出位置，无论是哪种，都很可能为患者和家属带来更多的痛苦。对此，医院有医院的考量与无奈，患者和家属也有着自己的苦衷。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对死亡都非常忌讳，若家属未显现出拼尽全力的姿态甚至没有“挣扎”到最后一刻，即使是在患者本人意愿下进行舒缓治疗，也很难逃脱“不孝”与“没良心”的责难。   

临终关怀并没有治愈医疗一般的硬指标，而是一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软服务，这也使其界限更为模糊，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争议。作为最早实行临终关怀体系的地区之一，台湾有着全面的研究计划、舒缓治疗以及免费的高品质服务，2000年更立法通过了安宁缓和医疗条例，规定对于末期病人可以不施行心肺复苏术，一般人可在平时立下“生预嘱”，表明本人的医疗选择意愿以及指定执行意愿的代理人。然而，即便如此，在现实中进入临终关怀的界限仍难以量度。近日，琼瑶与其继子女，因其失智丈夫是否应该进行舒缓治疗产生了极大分歧，互发公开信诉诸媒体，撇除太过戏剧化的言辞与往日恩怨，其矛盾点就在于琼瑶的丈夫虽立“生预嘱”表明病危之时不要进加护病房及插管，但琼瑶认为失智已属病危，子女却不认同。临终关怀所涉的道德伦理及个人意愿认定等问题，都需要深入的探讨及实践中的摸索完善。走在这条路上，任重而道远。   

人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告别，而如何与世界告别，无论是个人或是国家制度，都需要学习。未必每个人都有必要去面对选择如何死去的问题，但当死亡来临，有一个临终关怀的选项，很重要。直面临终关怀是向死而生，思考死亡，是为了更好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