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48小时的“工伤分水岭”成为“道德试金石”

曾婷

“工作中突然晕倒两天后离世，因抢救超过48小时不算工伤，她该不该被认定工伤？”深圳某厂女工程女士脑死亡后家属仍坚持治疗但终告不治，要求认定工伤，但因超过法定抢救时限遭人社部门拒绝，双方最后对簿公堂家属败诉。

　　上有高堂待奉，下有子女要教，但却在人生盛年之际永远地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程女士的离世不免让人唏嘘感叹。然而，更让人无法释怀的，还是家属主张工伤认定被拒的残酷现实。

　　其实，这起工伤纠纷的分歧点主要在于双方认知上的偏差，也就是在最终死亡时间的认定上存在异议。站在当地人社部门的角度，医院作出的死亡记录中明确显示，抢救时限早已超过48小时，这与现行的工伤认定标准明显不符，因此，作出不予工伤认定的回复无可厚非。而在家属一方来看，在抢救未达48小时的时间内，院方已多次宣告逝者脑死亡，病情不可逆，只不过由于家属心有不甘，在感情上一时难以接受，本能地要求医生继续抢救而已，工伤认定当以脑死亡时间为准。

　　客观而言，对于死亡的定义，医学上与法律界所持的标准不尽相同，前者认为脑死亡即为一切生命体征的终止，而后者却将抢救行为的结束视为最终的死亡时间。而在现行的工伤认定条例中，只是作出了“抢救时间超过48小时”的硬性规定，而未将死亡时间具体定位到医学概念还是法律概念。如此，制度本身存在的概念模糊，势必在制度刚性与道德伦理之间横亘出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若要获得工伤认定，则势必要舍弃亲情与道义，责任与良知，掐着时间抢救；若看重感情，则意味着放弃工伤认定后的一切经济赔偿，更要承担“人财两空”的风险。不管怎么看，现行的认定标准无疑都是在让家属做一道“保命”还是“保工伤”的二选一考题，相信法律也不会允许甚至鼓励家属选择“利己”的方式来获取工伤赔偿。

　　其实，有关部门之所以将48小时确定为工伤抢救时限，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捍卫企业利益，规避那些无限扩大恶意侵占工伤赔偿的失信行为。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却给当事者出了一道难以抉择的道德考题。既然工伤是一种无法预知也无法规避的工作风险，那么由此带来的伤害理应由社会埋单。

　　工伤认定固然是一个法律议题，但更关乎道德与人情。有鉴于此，在政策层面，有关方面不妨进一步厘清概念，将认定标准具体到脑死亡范畴，如此，即便出于对家属的抚慰与尊重而做一些无谓的抢救，也不妨害最终工伤结论的认定，也才能真正做到立法为民，传递出冰冷法条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