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40年，盼梦想仍照亮现实

何琴

又到高考时间。

2017年，中国恢复高考40周年了。

从年初开始，舆论场就开始洋溢着纪念40周年的喜悦氛围。而一串串闪亮的名字又一次被精心拎了出来，张艺谋、刘震云、易中天、蔡武、俞敏洪、陈兴良……无论是彼时才十几岁的少年，还是已年过而立的大叔，他们中每个人都有着一段“创世纪”般的沧桑史，那可是这个国家蹉跎了多年的才俊。

张艺谋说：“没高考，没现在”；顾长卫说：“那就像一道光”；罗中立当时正准备成家，在女朋友劝说下，沿河走了20里路来到县城，挤上了高考报名的最后一班车；易中天则正担任中学老师，担心自己与学生同场考试的尴尬，放弃了当年冬天的考试，1978年直接考上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门打开了，才会有光，人才流动的渠道不能总是堰塞。

恢复高考，就像一道闪电，划过了在无休止运动中日渐疲累的人心，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其实还有着更多的可能。而读书，是完成生命跋涉的必由路径。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惟有不断汲取知识，才可能走出蒙昧状态、安顿不羁情绪、接近各自理想。而绵亘多年的混乱与动荡，除了激发嗜血人性与固化既有秩序之外，不可能为青年人指出新路。求变，迫在眉睫；高考，恰逢其时。

很多人在回忆中都感慨自己彼时获得的“机会平等”，洗脚上岸、走出山村、登堂入室……事实上，无论何时，点一盏灯，划一条线，为底层民众开辟一条社会流动的通道，激发并引导他们勇猛精进，都应该是国家与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石。对于生命个体而言，这意味着一个个“向上的台阶”、自我的完善与实现；对于群体而言，这也是遴选人才、保持活力与创造力的关键。

而当众多历史亲历者欢呼雀跃时，当媒体都在翻检搜寻，重申“知识改变命运”的主题时，我们理应有更深刻的反省与检视，有必要从中汲取历史的教训，勿使重蹈覆辙。

40年来，中国高考走过了一个高速跃进、急剧扩张的历程。不可否认，在最初的那些年，高考确实起到了为国抡才、拔擢野人的积极作用。民间的热情，个体的使命，家国的情怀，在高考这面旗帜下汇聚起来，也很容易形成共识与合力，共同托举起一个伟大的时代，推动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那个时候，大学生在社会上仍有着无上光荣，“天之骄子”绝非虚誉。

尽管每年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与社会期待有差距，大体而言，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1999年高考大扩招之前，高考至少在公平层面，社会评价还是好的。其在公民机会平等、社会稳定有序、社会正常流动等方面，也没有招致后来那么多的抱怨与诟病。

毕竟，“全国一张卷”，可以保证每一个参与者相对公平。即便存在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但共识远大于分歧。而长期混乱之后的社会，也迫切需要一张安静的书桌，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比较好。

及至1999年高校扩招，当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增幅就达到42%，而从1999年至2005年间每年递增25％左右，这样的扩招速度，世界罕见。而一般民众，在最初的欢呼之后，开始发现，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也滋生出诸多社会问题。学风浮躁、教学质量下降、学费负担重、就业难等等，开始成为新时期大学生的新困扰。很多人怀疑，今天的高考还能照亮现实吗？

当然不能将这些问题统统归结到扩招，但由此引发的讨论注定还将持续下去。无论如何，大学、社会、政府等，到现在都在消化前些年扩招遗留下来的粗放办学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解决，仅仅有了规模效应，仅仅基本普及了高等教育，仅仅把青年请进了大学校门，还远远不足以形成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急。

而最近几年，随着高校自主招生的发展，国家对重点高校的重点扶持，以及各地超级中学的纷纷涌现等等，有关教育公平的话题再度趋热。可以说，公众高度关注高考，出发点与归宿均是其能不能体现公平公正。这也是衡量、评价中国高考制度的一个基本视角。无论有多么重大的宏观意义，也不能回避这一问题。毕竟，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孔道，一旦教育失守，必然导致阶层固化。

也因此，值此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的日子，我们不应该仅仅欢呼当年的开闸，也不能一味沉溺于对如烟往事的品咂，更不能在讴歌彼时破局勇气的同时迷失了自我。必须看到，高考改革仍在路上，即便已经走过了40年的漫长岁月，我们依然困扰于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行政化等重大原则性问题，而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教育振兴。

前两天，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92岁的章开沅先生在一次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的座谈会上谈及：“学风是世风的先导，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具有先导性、前瞻性。我们不能简单地批判应试教育，教育本身无罪，制度才是问题所在。”那么，今天的高等教育，又该如何如何呈现其先导性、前瞻性？这显然是一个沉重的命题。而实现的路径，仍在于持续不懈的改革。

从2014年国家发布高考改革总体方案以来，一些省份已开始实践，但具体效果及评价，仍待观察。从一些地方已经露头的一些倾向看，此前公众担忧的教育公平问题、应试教育问题、自主招生腐败问题、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分流问题等，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这也表明，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单兵突进，而是应该以系统的思维，注重打通高考改革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壁垒，推动综合改革；同时，强化改革的协调性，统筹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兼顾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利益，把握改革的时机和内部外部条件，因地制宜，积极而稳步地推进改革。

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日前接受采访时谈到，如果一个国家，教育只是致力于传授知识，而不注重培养能力，特别是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那么，这个国家可以在经济发展的追赶阶段表现出色，但很难获得引领世界的地位。可见，尽管改革惟艰，但别无选择，中国教育改革、包括大学改革必须提速。

40年，不仅仅意味着纪念缅怀，也意味着重新出发。中国的大学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量变”之后，迫切需要一个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