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副市长敢贪6.4亿与当地官场常态化腐败

帝国良民

这两年的两会，山西代表团总是很热闹的一个。原因之一，是因为每年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都喜欢在媒体开放日“讲故事”。比如去年，形容腐败问题时，王儒林说，山西的腐败不是个案的孤立的，而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一帮、一动就塌方”，从省部级到村干部都有大量案件；今年，他则一口气讲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是说有老板找厅长办事，在纸条上写了“给你三千万干不干”之后把纸条吞进肚里；第二个，是说有某名干部生活奢靡，组织老板们买了架飞机，每天从国外给自己空运牛奶；第三个，则是某位副市长贪腐已经查实6.44亿，比山西倒数9个贫困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总和还要多。听这些故事，就仿佛在听一出活灵活现的山西官场现形记，不熟悉官场的人真觉脑洞大开。（凤凰网3月8日）

　　一个区区副市长贪污的钱竟然比山西倒数9个贫困县一年的财政收入总和还要多，实乃登峰造极，老百姓不能不是目瞪口呆，贪官同志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就好象媒体给出的标题《区区一个副市长，为何敢贪6.4个亿？》，其中“为何敢贪”的天问，只是故意问一问而已，作为看客、看热闹的群众们早已经心知肚明，文章也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既省委王书记所说的：山西的腐败不是个案的孤立的，而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一帮、一动就塌方”-------

　　说到底，山西大大小小的官员近年被批发式的落马，凸显出当地官场已经普遍化和常态化式的腐败，而腐败的诱因表面上是当地盛产的黑金煤炭资源，煤炭的出产被形容为山西当年有如印钞机一样赚钱，山西除了盛产土豪之外，也开始盛产贪官污吏，直到习总中央掀起强势的反腐败风暴，才彻底揭开了山西官场腐败的黑幕，大小腐败分子纷纷落马，也揭示出当地官场比煤炭还黑的普遍化腐败。而一个区区副市长敢贪6个多亿，只不过是一个典型而已。

　　可以说是因为煤炭以及因煤炭带来的巨大利益诱使众多官员陷入腐败不能自拔，但这仅仅只是诱因而已，真正的问题还在于监管体制和制度的漏洞，给腐败分子有了可乘之机，在这种监管失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来自中央巡视组的大力介入，恐怕山西这种已经泛滥成灾的常态化腐败还会漫延。显而易见在现行的监管体制下，已经不可能依靠某些官员的自觉、更不可能靠所谓“党性”来约束他们的贪婪本质，比如副市长敢如此大胆放手的官商勾结敛财，事实上当地比它官们高的官员们同样也在肆无忌惮的敛财。

　　举个例子说，王书记在二会上没有点名的贪腐6.44亿的官员，按照媒体的追溯，基本已经可以确定就是江湖人称“吕梁教父”、当年分管吕梁煤炭产业的副市长张中生，据媒体早先报导中阳县大大小小的煤矿中，张中生通过各种手段控制的可能近8成；担任副市长期间，甚至能以自己的能量架空和排挤时任的吕梁市委书记聂春玉，虽然后者若干年后在省委秘书长的任上落马；然而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当地两任市委书记，聂春玉、杜善学均日后在副部级职位上落马；前山西常委统战部长白云也在这里干过3年副书记；副市长张中生、人大副主任郑明珠被查；十八大以来山西落马的7名省部级干部多数与吕梁有关系；当地有影响力的10多名企业主被带走；一段时间内，山西省纪委查处的干部中，落马时在吕梁任职的数量也居全省地级市之首。

　　这些触目惊心的官场丑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难道不值得反思吗？副市长敢贪6.4亿的前提很简单，当地官场已经被不之风陷落，作为副职当然心知肚明，时任市委书记聂春玉同样在腐败，他这什么不敢？也没有什么不敢的吧。照讲按体制内的机制，纪检都在市委书记的领导下，书记自己都在拼命敛财，哪里有底气去监管或去遏制其它官员发财呢？也就是说整个反腐机制在当时当地官场已经陷入瘫痪，腐败已经常态化，直到中央层面的大力介入，这让这个烂摊子彻底曝光于天下。虽然反腐败取得成绩也彰显出中央反腐败的决心，但却触目惊心。

　　所以媒体发出“区区一个副市长，为何敢贪6.4个亿？”的疑问，更多的应该在目前反腐败的机制上、制度上找原因，谁都知道腐败的根源不可能是当地盛产的煤炭，钱多只是诱因而已；一些年来，群众一直呼吁尽快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看起来并不难的措施，却遭遇强烈反弹举步维艰，这本身就耐人寻味，山西官员的那些巨额不义之财，得以有了藏身之地而更加胆大妄为。另外一个关键就是法律在惩治腐败官员的问题上太过软弱，比如山西如此恶劣的腐败分子在现行的法律保护下都还不用枪毙，迷些年来几乎听不到有贪官污吏被正法的了，这么好的官场腐败环境，谁有机会不捞一把？

　　这些群众看到的落马官员都还只是中央打虎的成就，其实更多群众身边的大小苍蝇们才更清楚的让老百姓体会到什么是官场的常态化腐败，尽管在当前反腐败运动的高压下，他们有所收敛，但很难说有合适气候的时候他们不会再滥权枉法。山西官场塌方就是一个典型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