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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的9月7日，清廷签订《辛丑条约》，史称“九七国耻”。① 不过，条约之外，还有着更大的鲜为人知的国耻。 一、颁发勋章 1902年1月16日，出使日本大臣蔡钧向日本外务省呈递照会，转达慈禧太后懿旨，内称： “上年拳匪变乱，禁门以内，日本兵官严饬弁兵，极力保护，……深宫甚为感悦。着蔡钧转达日廷外部，传旨向日皇伸谢，并着查取兵官武弁职务，迅速电复，以便分划等第，赏给宝星。”② 略言之，慈禧让蔡钧找日本方面索取上一年侵华日军的军官名单，以便清廷给他们颁赐“宝星”予以嘉奖。 另据庆亲王奕劻致日本外务大臣信函，早在1901年上半年，清廷已主动向日方提出奖赏参与联军侵华之役的日军将官，但日方“师团长来函谦谢，而未将各官衔名开送”。日军未作回复，或许是觉得此事不可思议。故该年冬，奕劻再次请求日本外务大臣向清廷提供将官名单，以便“奏请皇上，分别给宝星”。③ 在确认清廷确实有意表彰参与侵华之役的日军将官后，1902年3月，日方先是开列了一份90人的名单；4月，又开列了一份以下层军官为主的109人的名单。后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又对名单进行了删改，最终提供了一份199人的名单。 也就是说，清廷共计赏赐了侵华日军199枚“宝星”——“宝星”，即清廷自西方引入的勋章，主要用来褒奖对中国友好、有大帮助的外国人，后期也渐渐颁给本国人士。 二、结盟幻想 战败国被迫向侵略者低头，乃常见之事。 如，《辛丑条约》第一条，要求清廷为在义和团事件中被杀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立碑，并派遣亲王前往德国谢罪。再如，慈禧西逃、八国联军控制北京城后，滞留城内的某些官员也曾有过向联军赠送匾额的举动。 但像清廷这般，几次三番主动提出给侵略者颁发勋章的行为，却实在极为罕见。 清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清廷对日军的表彰——“禁门以内，日本兵官严饬弁兵，极力保护”，确实有史料可证。 时人日记，多有关于日军纪律和日占区秩序在联军中为最佳的记载。如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里说“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纪律”；恽毓鼎《庚子日记》里说“此次俄、英、德、法、美、日六国分界，日本最安谧”；瑞澂《庚子手札》里说“此次大乱，各处兵官以日本最为讲理，不乱杀乱烧，安民保商，处处有道理”；在京的英国人赫德也评价称“日本军队对于维持秩序、组织供应等等远比其它各国领先”……④ 另据日军参谋本部文件披露，北京城被攻陷后，城内大乱，有滞留城中的清廷官员前往日本公使馆求助： “有清人携带日本国旗，冒死来到公使馆内的第五师团司令部，请求面见福岛少将。此人是汉军正白旗的参领，与少将相识已二十余年，名为申鸟珍，……少将嘱咐鸟珍，让其寻找城内朝中大员，并让其转达如下之言：火速迎接庆亲王，并打开同各国使臣的交涉之途，否则以今日之状况旷日持久，则北京终将化为一片焦土。鸟珍深领其意……”⑤ 宫中滞留的嫔妃、太监、宫女、守兵等，能够在大乱下活命，也与日军有关。据吏部主事胡思敬记载： “日本初入城，即分兵防守宫禁，宫中死亡逃逸外，食指尚千人，皆日军供给之。太后出巡时，珍妃死，瑾妃从，唯惠妃留宫。惠妃者，穆宗妃也。素饶机智，太后甚重之。时宫人无所禀承，共推妃为主妃，保守国玺，约束阉官，并遣使致谢日将柴五郎，措置皆有法度。”⑥ 当日驻守东华、神武、西华三门的日军，确实曾放出“如同乞食”的禁军、宦官等二百余人。 庆亲王奕劻，对日军的上述行为，作了“过度解读”。 1899年，奕劻曾得慈禧许可，派人携带珍贵礼物及密电码本赴日，策划过一次“中日结盟”。日方收下了礼物和密电码本，但对结盟一事态度模糊，既未拒绝，也未响应。庚子年日军的上述“善意”，让奕劻再度看到了“中日结盟”的希望。 在奕劻的操作下，遂有了这场被侵略者向侵略者颁发勋章的闹剧。⑦ 三、日本朝野的鄙视 日方收下了勋章。但勋章不足以改变日本朝野对清廷的鄙视。 比如： 吉野作造回忆：“甲午战争胜利后，大多数日本人都怀有轻侮支那之念，但也有一部分人反而痛感到必须预防支那的复仇战……直到义和团运动，慈禧太后等清朝政要都西逃，支那在整个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才发生了全面逆转。” 《东京日日新闻》评价义和团是“妨碍国际交通之文明公敌”，应予“讨灭”。 《国民新闻》称：“清国……毫无保护外国人生命财产的诚意，则表明其缺乏自立于文明世界的资格。” 山县有朋也说得很直接：“清国动乱并非成因于一朝一夕，而是由来于政府没有统治力、国民没有思国心，已丧失了国家生存之条件。” 尾崎行雄对保全中国毫无兴趣，认为“支那已从根本上归于灭亡”，“已亡之国”没有任何保全的价值。 当然，最形象的评价，还要算桂太郎的“蚯蚓论”： “今之老帝国，恰似下等动物的形体，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机关，无论切断何处，都还能留下几分生机。将之分为千百份，就是千百份的个体。若使之保持整体状态，也无非是千百个个体的呆然杂处，中央的统治神经不能支配全体。如象，如鲸，大则大矣，欲杀之亦可也。如蚯蚓断首尾动，切尾首动……是于象身嫁接了蚯蚓的结构。”⑧ 所以，日军收下了勋章，但没有响应结盟。 注释 ①“九七国耻”之说主要盛行于1920年代。如1924年孙中山曾发表《“九七”国耻纪念宣言》，同年，山西、湖南、苏州等地学校均举行了“九七”国耻纪念活动。②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外国政府授勋》，6-2-1，之二。转引自：孔祥吉，《义和团若干重要史实述考》，收录于《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③同上。④戴海斌，《“无主之国”：庚子北京城陷后的失序与重建——以京官动向为中心》，《清史研究》2016年第2期。⑤《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事变战史》，《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日译文卷》，P355。转引自：戴海斌《“无主之国”：庚子北京城陷后的失序与重建——以京官动向为中心》。⑥胡思敬，《驴背集》，《丛刊·义和团》第2 册，P516。⑦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巴蜀书社，2004，P123-124。⑧王美平，《近代日本的义和团运动观》，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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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9 16: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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