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币如何成就与毁灭南宋小朝廷
两宋之中,南宋总被认为文弱,其实在货币制度中尤其值得一说。南宋大体继承了北宋体制,但是南宋偏安一地,经济重心进一步转向南方,经济制度比起北宋不得不有所拓展,也产生了不少的金融创新,甚至一度南宋的生存都曾依赖于盐引制度。所谓盐引,是指在盐业专卖之下,国家卖给商人的取盐凭证,盐引具有有价证券以及票据的不少性质。南宋小朝廷草创之时,金军不时南下,四处飘摇,宋高宗赵构甚至逃逸海外。从赵构在河南商丘即位到正式定都杭州,其间经历了 10 多年,便于携带的盐引在筹集军费等方面曾经帮助不少,甚至有“南渡立国,专仰盐钞”之说。南渡说的是宋高宗赵构南下,而盐钞就是盐引,高宗登基之前担任兵马大元帅,就以靖康之难的勤王口号,为筹集军费发行盐钞,不久得钱 50万缗,甚至在高宗的逃亡立国路线图上,一路也伴随着商人们交钱买盐引的影子。
盐利进入财赋,从公元前 7 世纪的春秋时代即有记录。管仲在齐国即借助临海地理优势“兴盐铁之利”,可谓开盐法之始,此后盐就在官营和私营之间变换。唐代从开元之后开设盐铁使,后来这一职位并入掌管国家财政的新部门三司,宋代三司地位一度与宰相均衡,盐利更是发挥到出色,盐法更为完善,开创了盐引等制度创新。徽宗时期权相蔡京的经济改革中,盐引使用范围更频繁广泛,其制度在后代也延续下来。《宋史·食货志》中记载,唐肃宗年间改革盐法,理财名臣刘晏大力整顿,全国盐利一年 40万缗,到了晚唐,盐利已经占赋税收入的一半;北宋哲宗年间,仅仅淮盐和解盐两项一年收入就达到 400 万缗,可占唐代赋税的 2/3;到南宋高宗年间,泰州海陵一个盐监的收入就折合六七百万缗,其一个州的收入就超过了唐朝举国收入。
盐引虽然广泛使用,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货币,更类似于债券。就纸币而言,南宋除了交子,最著名的纸币就是会子,甚至可以说直到南宋,纸币才真正在中国广泛流行起来,有了法币的意义,这点也在我的新书《白银帝国》中有所强调。会子最早在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 年)官办,次年置会子务,学习四川交子方式,并且设定面额以及准备金,“悉视川钱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盖权户部侍郎钱端礼主行之,仍赐左帑钱十万缗为本”。《白银帝国》中指出,会子分别有东南会子、湖北会子、淮南会子等,在不同地域分别流通。与起源于四川,对应于区域性的四川铁钱的交子不同,会子流传区域很广,其储备主要是铜钱,甚至还有银本位。南宋将领吴玠在河池发行银会子,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银本位制,这也可见白银的货币职能扩大,当时会子和银价之间往往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官会与银价常相为消长,会子轻则银价重,会子重则银价轻”。纸币发生于北宋,极盛于元,中间衔接的南宋的作用不可抹杀。如果说北宋纸币的流行只是局部现象,那么南宋的纸币则是一种全国情况。纸币出现于宋朝,一方面是货币经济繁荣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军事压力之下的被迫创新。会子的流行,首先源自南宋政府的财政匮乏。南宋控制范围小于北宋,领土缩减一半,但坐拥南方富庶之地,广开财源,除了拓展海外贸易之外,也继续加收田赋之外的各类税种,如经制钱、折帛钱、添酒钱等。按照北宋和以后帝国的标准比较,南宋地域虽小,人口也只有6000 万,主要集中在两浙与四川等地,其收入反而高于北宋,这其实显示了南宋经济的繁荣与官员的理财有道。
南宋孝宗末年政府收入高达 6530 多万缗,而北宋哲宗年间不过接近 5000万缗。即使如此,各类军事开支以及对外赔款压力下,南宋财政虽然开源有方,最终还是被总结为“会计不明,用节无度”,费用预支要等数月甚至半年。其次,则是钱荒的日益频繁。钱荒从隋唐时代即有记录,到了宋代更为频繁。这首先源自铜的匮乏。在隋唐之前,商业不够繁茂,官方政策以严禁民间私铸铜钱为主,之后贸易渐起,而禁止私铸之下,铜价上扬,导致铸钱无利可图,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缺乏铸币动力。铜价高企之下,民间更倾向于将铜币改铸为铜器,利润可以高达 5 倍甚至 15 倍。以民间铸造铜器为例,唐代记录铜钱 1000 文得铜 6 斤,每斤售 600 多文,所得已然 4 倍左右。到了宋代更是翻番,高宗时期即有记录:“百姓以十文钱销熔得铜一两,铸为器可得钱一百五十文。”如此厚利之下,自然屡禁不止,铜钱越发紧缺。比起交子,会子更能代表宋代纸币。中国人往往以宋代纸币为骄傲,然而战争使得一切都归于虚空。在《白银帝国》中,我们见证了宋代民间社会的创造力以及官僚灵活的经济治理水平,但战争失利导致财政失控,失控的财政政策必然导致失控的货币政策,纸币敌不过财政货币化的悲剧,交子、会子等货币最终成为一个通胀的历史悲剧故事,也是宋朝统治者未能把握的改革红利。
宋代纸币退出了舞台,但是贪婪与愚蠢永远存在,尤其越到末代王朝,越是穷凶极恶地试图通过纸币掠夺民间财富,宋如此,金如此,元也未能幸免,明则完成纸币在中国古代的最后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