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危机只是农村治理失灵

杨家将

近年以来，中国农村中的留守儿童成为了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成长环境甚至人身安全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忧思。然而坦率而言，这种留守儿童的现象不仅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解决，而且其人数还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扩大，真正理性的态度，是尽可能地建构一种在现有制度体系下相对合理的监护机制以保障这一群体能够尽可能地健康成长。

“留守儿童”是现代化、城市化瓦解家庭的结果

“留守儿童”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家庭模式在现代化洪流中的进一步解体。家庭的本质是人类生存的组织模式，它起到性的满足、生活互助、抚育后代、赡养老人等多重的功能，而随着这些功能逐步为社会所替代或消解，家庭的功能与规模也会随之而调整。人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家庭解体的过程，从原始社会的聚族而居到农耕社会的传统大家庭，再到近现代保持紧密联系的小家庭网络，再到工业时代的小家庭，人类的亲属关系日益为社会大生产所拆解、疏离。到了后现代、后工业化社会，家庭的养老功能也逐步为国家、社会、市场所取代，没有老人的家庭正成为越来越司空见惯的现象。甚至在许多时候，性的满足这一功能也不必依赖于家庭，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更加灵活的同居制度正在逐步替代家庭的曾经不可代替的社会功能。

可以说，现代化有一种趋势，它让每个人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解脱出来，通过陌生人的市场、社会或是政治过程来获得资源，这实际上是让每个人越来越疏离家庭，从而让家庭结构变得更不稳定、更加离散。现代家庭的老人与孩子比人类以往任何时刻距离家庭的轴心“夫-妻”都要遥远，在很多时候，他们甚至只有相依为命。这不仅在农村如此，在城市亦是如此。在今天的大城市里，真正有时间与自己的父母、孩子共同生活的能有几人?那些不能给参与现代化大生产的主体正在迅速地被社会边缘化，他们那些参与社会生产的亲人正在为无情的市场规律所决定，越来越在空间上、时间上与心理上疏离他们。其实即便是在西方社会，家庭同样面临着现代生活在节奏、空间上的拉扯。在许多中西部地区，由于年轻的父母去大城市打拼，越来越多的儿童与爷爷奶奶一起长大，其实这些孩子与中国今天的留守儿童有相当程度的类似。只是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所享受的，一系列的社会组织安排与国家福利制度，让这种留守带来的痛苦与风险大大降低了而已。但是即便在相对法治与富裕的西方，大批的底层儿童实际上也无法逃脱与中国许多留守儿童一样的命运，他们也时常过着街头游荡与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笔者在美国的时候，隔壁黑人家的孩子就常常无人照看，一周里总有个3天、4天在笔者家里蹭吃蹭喝。

中国留守儿童危机的特殊成因与解决思路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留守儿童的问题相对于西方社会显得更加严峻。这是由于如下几个因素造成的：

其一，中国农村地区的养老危机是留守儿童危机的重要根源。中国的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经济状况更差。西方隔代抚育在近几年同样日趋普遍，但由于西方社会的养老制度较为优越，以及这一代的西方老人在青年时期普遍经济条件较好，储蓄较为丰厚，因此其老人的经济条件往往优于年轻人。孩子被隔代抚育，往往在物质条件上更为优越。而在中国，农村老人基本上不享受养老福利，其赡养主要自己的劳动以及子女的接济，当农村的青壮年大批外流，传统祖孙三代同住的生存组织体系解体之后，农村老人的生存条件往往面临进一步的贫困化。事实上，留守儿童、赡养危机以及打工农民中的临时夫妻，这三重现象是同时发生的。这意味着农村家庭的彻底解体。在这个解体的过程中，中国的农村老人不仅无法起到西方老人那样代为抚育的减压阀的作用，而且同样是亟需救济的受害者。今日留守儿童之困境很大程度上是留守老人窘境之体现。坦率而言，在中国的城市地区，同样存在着大量的隔代抚养现象，但是由于老人的经济条件较为优越，所以留守儿童的问题就暴露的并不那么强烈。

其二，中国特色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构建在户籍之上的教育、医疗等一系列的制度，也是中国留守儿童危机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严格的户籍制度同样也是留守儿童产生的重要原因。中国早期的城市化是排斥农民居住的城市化，一方面农民可以进城来出卖劳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又千方百计地让他们无法定居。这样不仅可以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取剩余，而且可以把他们的居住、养老等一系列社会成本继续转嫁给农村。这种候鸟式的城市化，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父母与子女被迫的分离。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今天，这种户籍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多此一举的，因为快速上升的城市生活成本与农村务工人员高度的流动性，决定了携子女而居将面临巨大的成本，这种打工生活在本质上与抚育子女所要求的定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如北京这样的城市，试图通过严格管理学籍来迫使外地人离开，其实是以巨大的道义代价去试图实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政策效果。尽管近几年要求异地高考的声音日趋高涨，但发出声音的其实并不是农民工群体，而是相对定居下来的白领阶层。户籍制度学籍制度的放宽，同样更有利于白领阶层抚育子女，而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良策。

其三，中国农村社会的组织瓦解是留守儿童危机的根本性原因。坦率而言，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抚育模式的转变是一个事实，关键在于如何在这个转变中寻求相对较好的结果。东奔西跑、居无定所的父母不一定能够提供给孩子真正所需要的良好成长环境。如果农村留守儿童们能够如同城市里许多儿童一样，在稳定的、有保障的爷爷奶奶那里成长，亦不失为一项可取的选择。问题在于，在农村老人经济条件恶化的同时，农村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组织体系也同样在恶化。

一方面，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的福利水平长期以来处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状况，国家在近几年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完成了基本养老与医疗的覆盖，勉强解决了老人与小孩的生存问题。然而农村的基础教育问题却并没有得到任何明显的改善，事实上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在教育部推行的所谓农村地区的撤并校政策以及淘汰代课老师政策后，很多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还被大大削弱了。我们的一些教育决策者倾向于从办公司的角度来思考基础教育，在这种思路下，撤并基层的营业点，似乎是一条提高绩效的好方法，但是他们忽略了村中小学在农村治理中的根本性作用，相对有文化的老师提供的不仅是服务，而且是农村生活秩序中的“礼”与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乡村地区的教育萎缩，带来的是农村地区文化秩序的紊乱，甚至是农村地区的野蛮化与流氓化，留守儿童之所以问题重重恰恰与此有。

另一方面，随着近几年农业税的取消，农村基层政权基本上也简约为了以“计生”功能为主要功能的行政单位。许多农村基层政权的公共服务、基层管理职能名存实亡，造成了农村基本治理秩序的瓦解，甚至出现了一些地方治安恶化、流氓横行的局面。近几年中，大量侵害留守儿童、老人、妇女的事件屡屡发生，其实与此直接相关。这两方面的因素意味着，农村地区的道德体系、治理体系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而这种危机，让在当地生活的弱者“老人、孩子、妇女”都更可能成为受害者。

今天中国留守儿童的问题，如果仅仅从父母身上想办法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因为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大趋势是无法阻挡的。人类抚育后代的方式正在这个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改变，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能做的是尽量避免其中的风险、缓解可能的痛苦，去寻求相对合理的解决。所以在逐步放开城市生活中户籍制度、学籍制度等一系列歧视性隔离制度的同时，更重要的其实是优化当前农村地区的治理，这主要包括经济、组织与精神的三个层面。

首先，根本性的还是要提高农村老人的经济能力。在提高农村老人生活津贴的同时，应该适当考虑对留守儿童进行一定的经济补贴，并应该考虑设立寄养家庭制度，将一些得不到基本照顾的孩子委托给有条件的家庭照顾。

其次，在组织上，除了加强基层农村政权建设之外，应该鼓励农村的互助组织的发展。以党员、干部和品行良好的家庭为轴心，通过邻里互助的方式，建立起守望相助的社会体系。与此同时，应该强化农村治安管理，传统的联防、民兵制度应该向规范性的基层治安组织转化。

最后，是精神上的，对于当前农村基础教育的收缩必须做出反思，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危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政府与教育部门必须认识到，农村小学不仅仅是提供教育的，而且还是进行教化的部门。村里的小学，提供的是精神上的给养而绝非简单的基础教育。教育部门要有文治的情怀，而不是把自己当做培训机构只算计经济绩效，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那么中国农村的治理就很难摆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困境。文/储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