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哭已无泪，唯求荐圣贤”（散文）

李浩然

“再哭已无泪，唯求荐圣贤”（散文）   李浩然

——写在曹典谟老师离去的日子里

   

曹典谟老师早些天离去了，作为他的学生的我，因为与他的交往很有些特别，从他那里所受到的教育与鼓励也很有些与众不同，因而也就很觉得有写一篇文章的必要了。

    那还是1954年下期一个周一，我以新选班长的身份带领全班同学到大操场集合听朝会的当儿，路上，一个陌生人突然拍着我的右肩说：“20班是只领头雁，要树起榜样。”我初听，还有点不以为然，可抬头一看，立即被他那严峻而又亲近的神情镇住了。我身边的几个“大老哥”见此情景，不禁都惊诧地问起我来：“他什么人？怎么一来就和你亲热上了？”我除了为此吃惊，并没作正面回答，只顺从地用他的话，向排着双行纵队行进的同学大声传达：“人人都要做榜样！”

     不一会，大会开始了，零陵有名的老资格杜韵松主任，首先就向大家介绍说：“这是新派来的曹副主任，分管全校的文科教学和思想工作，原在湘南日报工作。现在就请他给大家说几句话。”

    在一阵热烈掌声之后，只见他从容地站到大家前面，微笑而又铿锵顿挫地大声向大家说道：“谢谢大家。我是来向大家学习的。”

    我身边的几个“大老哥”一听，不觉出奇地兴奋起来，一边热烈鼓掌，一边大声插上话去：“多实在啊，言简意赅！”

    我是早天下午被压倒多数选票选上班长的。初三了，我很希望我所在的这个班，能走出二年级大多时间那种无序的纷乱，而要这样，就很需要得到教导处主要领导的大力扶持有份量的指导。听到这里，也就比较认真地注意起前面这位新到的曹副主任来。

    他，大约二十五、六岁，平头，戴一副近视眼镜，高挑的身材着一套灰色列宁装，左胸口袋插着一支自来水笔，宽阔的前额和那略突的鼻梁，给人一种于人于事一丝不苟的感觉。听了他那只这么一句简短的谈话和周边同学的议论，我就在心里想：果能这样，也就真的要“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了！

    我所在的班叫20班，是零陵二中明年参加全省统一中考首当其冲的班级，共有男女同学56人。二年级时，因为从上一两届留下不少“留级生”，把个刚从衡阳六师毕业分派而来当班主任兼教物理的詹先华老师修理得下了台，学校领导和授课老师都没了好的印象，中途虽被换上的安光治老师纠了些过来，但仍时不时“旧病复发”。有十一二个被人叫成“大老哥”和“大嫂子”的同学，不仅已经二十四五，还当了一两个孩子的爸爸或妈妈；那叫樊应勉和叫陈景顺的“老兄”，分别是县文教科和县邮电局特地保送来的，虽然年纪不算最大，但资历之深，资格之老，连那些新来的老师都不得不暗地里“甘拜下风”。尤其是那个姓樊的，不仅点子多，好与人套近乎，还常好咬文嚼字，出歪主意。现在，要我这个典型的乡巴佬来当这个班长，撑起这支大梁，明显的就有些勉为其难。

    一天课外活动，樊、陈两人为“世间”和“世界”两个词含义的异同发生争执，就有意找我给其断定，我一时半刻也说不清楚，就劝他俩不要只钻牛角尖。待他们再问得急了，我就有些耐不住性子，说：“与其这样，还不如多背几个代数公式或几条几何定理。”好在就在这时，我们的曹副主任过来了，才帮我解了围。

    也就在这期开学不久后的一天，新上任的班主任兼教语文的李树人老师正津津乐道讲解鲁迅的《一件小事》，一只麻雀突然从坐在课堂正中吴次珍的课桌里“扑”地窜出来，正全神贯注听课的全班同学不觉顿时乱套，李老师见状，什么也没说，铁青着脸将手上的粉笔向讲台愤然一击，就卷起教本扬长而出了。

    原来吴在早读时逮了这只麻雀，约定中午与人玩它，就将它不声不响窝自己的课桌里，没想到他竟忘了这只该死的东西，一掀箱盖它就趁机钻了出来，满教室里瞎窜。

    怎么办？我一时左右为难起来：这李老师是这期刚从湖南师院毕业分来，是个典型的白面书生，自尊心极强，就这半堂课不上了还是小事，假若长此以往，不就像那个教数学的巫湘键老师那样一去不再复返（巫教数学很受我们欢迎），这20班不就完了！课后，我不得不急着去向教导处汇报。教导处里正坐着曹副主任。他听了我的话，就举重若轻安慰我说：“回去吧。李老师会来上课的。”其后，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曹副主任是怎样去做工作的，第二天，李老师果真来了。这，不仅使我和其他班干部悬着的心落了地，把工作抓得更紧，吴次珍和几个平时不大遵规守纪的同学也因此而受到了不浅的教育。

     1955年7月6日，全省的统招中考开始了。说也事奇，因早天从家里赶往学校受了热，加上又在60几里旱路上口渴胡乱喝了些生水，天还没亮，我就大肆腹泻，以至于后来开考了还蹲在厕所里站不起来。曹副主任发现后，立即叫来吴校医给我采取了断然措施，才让我度过了这在我生命史上算是决定我的命运的一大难关。这届我们班考得最好，除我考了个省属中专，还有方蕙、文绍礼、文绍军等7人考上中师，石玉晧、秦藻、袁德绪李炳元等20多人考上零陵一中，那位被列为××学校“备取”的罗××，当年参军直到后来当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

     我是东安人，1959年下期，因在就读学校被首先和最严厉批斗并且“双开”返回老家，又在生产队改造了一年被公社叫去民办中学当了一名“代数学教师”。次年暑期全县中小学公民办教师集训，我也有幸忝列其中。一天上午，太阳极毒，近千人正集中在县一中的大樟树下听报告，一个姓翟的家伙突然大声吼我，要我立马滚出去跟那些“老右”去新亭子大山里挑已经砍下的松树疙瘩。我只得拨开人群遵命。在人群外围，我意外地碰见了他。在那擦肩而过的瞬间，我急忙地想：他怎么会从零陵而来东安了呢？我该不该叫声他呢？他会不会因为我这个他昔日的学生到得这悲惨地步而训斥我甚至于鄙弃我？一时，我矛盾极了，也尴尬极了！基于他总归还曾是我的老师，最后，还是窘迫地叫了他一声“曹主任”。其时，我也没颜没面顾及他是否答应了我，也很不好意思看他当时是怎样一种表情，只泰山压顶似的应对那个姓翟的指派。可就是这一瞬间的与他的意外相遇，半个世纪以后，在我到他如今的长沙家里拜望他时，还好几次深情地提起它。

    1967年五黄六热时节，全国的“造反派”已经把整个偌大的中国搅得不能再乱，被胡乱指定为“21种人”的人，随时随刻都有可能被任何“左派”随意加个罪名几枪或几乱棍打死而丢到大河里喂鱼。一天中午，我又意外地在东安石期市大街上看见了他。如果说那次集训是我无颜见他，而这次却全然是我不敢见他。因为这时，他已经是经过七斗八斗被发配到了鸟不生蛋的东安狮子铺公社龙门口大队接受“群众专政”了，我也因为伯父是“历史反革命”、父亲因我自杀而是“对现实不满分子”、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成了“笼中鸡”中的“三料货”，我要是还敢公然与他“勾勾搭搭”，不但会让他遭受大殃，自己也可能小命难保。我远远地见他头戴一顶边缘破烂的旧纸斗笠，双肩满是雨滴漫无目的向我走来，就趁他没发觉我而往别的人群拐去。不过，在这之后的许多日子里，我一直为这事而良心不安，也时刻担心他的凶多吉少的种种不测。

    2004年8月，我已退休，并随孩子住到了长沙。那段时间，我和老伴多次到多家新闻单位和出版社找他，打听他的住处，可是一直没能达到目的，我不得不在心里生出一种很是不祥的想法。直到该年12月底，才从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位姓张的老编辑那里得知他家电话号码。高兴之余，我一回到家里就告知他，说第二天要去拜望。次日，我还没走进他们单位的大门，他就早在那传达室等候了。

    我见他从那小门里曲身出来，一种多年不见的辛酸和此刻见了的庆幸，不觉都油然而生，说是百感交集已很不为过。在我在他的家里坐下来后，他除了反复讲那“大樟树下的故事”，就问起了我的近况和命运。我见他头发虽然全白，精神状态还好，就大胆放心与他谈起当年的湖南零陵二中，谈起那个我们都曾经为之付出的初20班，谈起那我们都很是熟悉不过的朝阳岩，谈起那一个个我们都曾与之相识的校长、老师和有关熟人趣事。后来，他得知我退休后写了一部大书稿，就格外高兴起来，他要给我推荐，说这写湖南人事的书首先就该由湖南出版业出版，还说湖南文艺出版社的刘社长与他很相好。待我将书稿交与他请他教正时，他眯缝起眼睛连看了好几天，就写了些溢美之辞，连同书稿很快就交与该出版社的主要领导，还提议将原来的书名《沉重的岁月》给改成《镰刀湾》。其后，我曾向他说了曾与陈忠实有过一面之交时，他竟动情的勉励我：要敢于与他的《白鹿原》较劲！我听了，虽然有些汗颜，却也受到不小鼓舞

    也许因为我原有的期望值过高，抑或当前市场经济曾让该出版社的领导者有过教训，该书稿在经该单位几个专家特地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之后，又退到他那里。他将我叫去，以为我会因此气馁，就鼓励我说，一定要另想办法。我拿回原稿后，按总编的意见，又对它作了较大的修改，终于能在两年之后让它有了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机会。

    也就在这部大块头大动刀斧期间，我常到他家里向他请教，与他叙旧，还侃些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类的大事和小事。说句一点没有夸大的老实话，从我与他长时间实际不多的交往中，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他的身上的中国当代高级知识分子中所共有的看来极其平庸而其实却极其崇高的品德和精神境界。

    首先，他是一个坚守真理嫉恨邪恶的人。

    在他还风华正茂别人唯恐失掉最佳提拔时机的二十五六岁时候，他从湘南日报调到当时的湖南零陵第二中学，可以说当时该校除了那位老革命资格的杨炳炎校长，他就是最新派去的最有份量的领导者了。可在这里几年，他一直只得到重用而没有得到提拔，“反右”和“反右倾”后，还被调出该校被安排到与之相邻的小县东安二中当了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员。那是那他段还没意识到上级指派他去零陵的真正意图吗？否！那是他的工作能力不能胜任或者业绩不突出吗？也不是！那大多是因为他在那“急风暴雨”斗争中，只一味地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没能“唯马首是瞻”，有时还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一些“极右”、“疑右”和“右倾”们摆过功，说过好话，放宽过政策。

    文化革命期间，他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21种人”，更不是上窜下跳分子，又为什么被揪出来其大名排在当时的县委书记陈艺的“臭名”之后，其后还被批来斗去最后发配到最偏僻的狮子铺龙门口拿工分养命？是他反对过党中央么？是他没好的群众关系么？是他有过什么不轨行为么？都不是！那是他那些年为了维护党的实事求是原则而得罪了某些想以别人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们！我的这个论断，从我这些年所读到好几位有关人士在以往与之交往所写成的大量文章和著作中，更加得到了印证。

    其次，他是一个为别想得很多为自己想得很少的人。

    1955年下期的某一天上午，他正在零陵二中大礼堂里作形势报告，屋顶突然大面积垮塌，上千的师生一时都不知所措时，他一个人勇敢地站起身来，一边用双手做出撑天的架势，一边果断而又大声地作出安排：“不要乱！同学们往两边快走，教职员工随后，行动要快！”过后，人们一看，他的满头满脸满身都是橼皮和尘土，还顶天立地地立在那舞台中央。他的这一举动，曾经打动过学校和学校四周好几代人。我想，要是当年的宣传工作有今天这样细致和先进，他的这一行动，早就在全国传开了。

    在他“下放”在龙门口的日子里，他是靠拿工分吃饭的，每年除了勉强过日子，再也没多的剩余了。可他还多次把那年终分到手的钱去周济队里更困难的群众。那时，他的夫人独自带着一个四岁的男孩和一个一岁的女孩远在长沙做小学老师，每月除了不多的工资收入，几乎没有外援。1988年暑期，我到长沙看望这位身材瘦削个子不高的师母。在我和内人问到我昔日的曹副主任时，她大约已经习惯了，只轻描淡写地说：“你的老师从来就很少管过自家的小孩。”

    其三，他是一个知识渊博而又毫不自以为是的人。

    从他收到的许多来信中，不难发现，那些不了解他的人，都以为他资格老，职称高，住省城，人又一脸严肃，只能对他敬而远之。而事实上，他却十分愿意和平头百姓打交道，交朋友。有人给他写信，他都每信必回。当年在龙门口，他就曾长时间和那里的社员侃天侃地拉家常，有时兴起，还伙同那里的一些同龄人“打平伙”，吃的津津乐道。在他回到省城的许多年后，还有那里的不少当年伙计来看望他。他对那里的干部和社员也念念不忘，多次向家人提议陪他去那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我曾是他的学生，说实话，许多年来，我对他一直有些敬而远之。就这2004年第一次去见他，还很循规蹈矩，有些话还只能是试探着跟他说。他大约看出了我的窘迫，也就大咧咧地几次开导我：“我比你大不了几岁，就兄弟相称吧。”他的那些担当过责任编辑的书和他写的部分文稿，我都看过或拜读过，几乎是无毛病可找。反过来，有人要他给写点什么文字时，他在欣然应允后，还要反复斟酌，有时还要听听身边人的意见。

    其四，我还认为他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他是省里文化界教育界和出版界的老前辈了，要想为自己为亲友办件难度较大的事，可以说不需费多少力气，可他就是无动于衷。对他四周那些低级的、庸俗的、可笑的人和事，他都一概不以为然。面对社会和高官，他可以说“不”：不违心，不奉承，不请吃，不送礼，不求办私事。上面通知开会，搞学术研讨，他都“两袖清风上朝去，一身平淡回屋来”。他和他的家人都好客，可不论什么客，他都一视同情。客人说不要了，他并不勉强。就是他的这个生日，他的许多与之相好的老同学老同事早就闹腾了，可他总认为劳动大家不好。

    2005年初，我曾大胆地给他写过一首小诗，说——

                   一别五十年，再聚四鬓霜。 西岩布德泽，长岛荐拙章。

                   笔走潇湘地，神驰昆仑巅。 情深凭谁说？堪笑桃花潭！

   他在读了我的小诗以后，立即欣然回复，其后一首是这样写的——

                    一别五有秋，重逢忆未央。西岩团团月，蘋岛阵阵香

                    纵有“阳谋”痛， 宁忘故园殇。 最爱祠前柳，高洁柔且刚。

    我认为，这首诗的三四联，与其说是他在好心地教育我，劝戒我，鼓励我，还不如说是他本人几十年来那种一以贯之的情怀的大表白。

2010年6月20日，人们要他举办八十寿庆，这天，正是父亲节，中央电视台驻长单位派来了录像记者，省城几家大报的社长、总编都来了，原省教育厅厅长夫妇、邹金鷟同志夫妇、师君候教授夫妇等许多享有声誉的人物都出席了。我和内人被安排坐在首席，并被电视台主持人当成成功人士重点介绍。寿宴上，大家都希望他老人家健康长寿，都希望他和的家人美满幸福，都希望他的品德和精神能让更多的人仿效和发扬。

今年端阳日上午，当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时，他已经住进了湖南中医学大学附属医院，身体已经明显消瘦。在谈到我俩常常在一起侃天侃地侃人生时，他几次都乐得发笑。他告诉他与我同去的女儿，家里写有不少文章，要她交我发表，我俩都一一点头。在我离开时，他把我的手紧紧握住，似有千言万语。我走出很远了，还见他的右手竖在床上来回摇晃。

几天后，我回东安了，一直担心他的病况。

7月12日，我接到电话，说他已经离去了。一阵悲伤，只得教在雅礼任教的大女婿代去吊念，同时发去一首小诗，寄托我的哀思。曰——

忽闻恩师赴清泉，悲切过后更遗憾。满腹经纶惊四座，毕生正气呵云天。

相识直面西岩壁，握别竟是病榻前。学生再哭已无泪，唯求后土荐圣贤。

（2015-08-12于东安人民医院）